白天的視線比夜晚清楚，但仍得先知道確切的地點，才能找到那些血跡。我請喬·德金一同前往調查。到了那兒，門房指出託妮落下的地點，就在大廈入口西南約二十碼的街上。
門房是個西班牙裔小夥子，身上的制服稍嫌鬆垮，臉上還冒著零零星星的小鬍渣。週日那天他正巧休假，但我還是把莫特利的畫像拿出來請他指認，他看了看，搖頭表示沒見過。
德金拿到房間鑰匙後，我們直接上樓進入托妮的住處，進去後，發現窗戶仍敞開著，因為連續下了幾天雨，窗戶附近已經溼透了。我倚著窗臺，探出頭去，往託妮墜落的地點望下去，希望能看見蛛絲馬跡，但一無所獲。突然一陣昏眩，我急忙把頭縮回來，伸伸脖子。
德金走到床邊，床鋪收拾得非常乾淨，衣服也整整齊齊地疊放在床尾。水藍色的裙子、泛黃的襯衫、深灰色的粗線衫、兩件有蕾絲邊的襯褲，還有一件大罩杯的白色胸罩。
德金拿起胸罩仔細端詳，放回原位說：「波霸？」然後看了我一眼，想看看我的反應。我面無表情。德金點了根菸，甩滅火柴，環視四周找尋菸灰缸。遍尋不著後，他朝火柴吹氣確定溫度已經降低，然後小心翼翼地放在床頭櫃邊上。
「那傢伙自稱殺了託妮，是嗎？」
「他是這麼告訴伊萊恩的。」
「伊萊恩？就是出庭作證使他入獄的證人？這事件亂七八糟的事要推到十二年前？」
「沒錯。」
「你難道不覺得他的作法就像阿拉伯恐怖分子嗎？只要一有墜機事件，他們就會宣稱是他們乾的。」
「我不這麼想。」
他又抽了一口煙，然後吐出來，「是啊，我猜也不是。好吧，就算是謀殺。我看不出你怎麼能排除這種可能性。有人從落地窗掉出去，你怎麼知道那究竟是誰的主意？」他走到門邊繼續推論，「託妮把門鎖上了，門栓也鎖住了。這能證明什麼呢？這並不是密室案件。從裡面轉動門把就可以把門栓栓上，或者用鑰匙從外面也可以栓上。他把她推出窗外，拿了鑰匙，離開時從外面栓上門栓。但是，即使我的推論正確，仍然不能證明任何事。」
「的確。」
「我們沒有找到能證明她是自殺的遺書。我最不喜歡這種不留隻字片語的自殺案件。法律應該規定禁止自殺。」
「你認為應該怎麼處罰？」
「罰他們回來繼續活下去。」他又反射性找尋菸灰缸，最後還是把菸灰彈在拼花地板上，接著說，「以前曾有一段時間，自殺是犯法的，但從來沒聽說過有人因此被提起訴訟。這真是白痴法律，如果自殺成功就會犯罪，但若自殺失敗卻變成罪犯。現在出個題目考考你吧。警官考試裡真的會出現這種愚蠢的問題。假如託妮跳出窗外，壓死那個姓菲茨羅伊的小子，他因為分攤託妮的撞擊力結果死了，託妮卻倖存下來，你說她犯了什麼罪？」
「不知道。」
「我猜如果不是過失殺人就是二級謀殺。真的有過這種案例，那次不是從二十幾樓跳下去，大概只有四層樓高吧，不過，這種事情很少遭到起訴。」
「沒錯。」
「我猜只要提出精神異常的證明，就可逃脫法律。現在，我要做的事就是打電話請人來，看看能否在窗邊採集到他的指紋。如果找到了，就算是老天送給我們最好的禮物，你說是嗎？」
「房子裡各處最好都檢查一下。」
「各處。」他同意，「但希望恐怕相當渺茫，你覺得呢？」
「對。」
「我局裡的制服警察最早到達現場，如果當真找到疑點，那真值得慶賀，因為這就成了我們自己的案子。我非常樂意把罪名直接掛在你那個仇人的脖子上。只是目前看來，那傢伙似乎不是那種蠢到會留下指紋的人。你說他打了兩次電話給伊萊恩，對嗎？第一通電話只是喃喃低語。」
「對。」
「你拿到的電話錄音也就是這通電話，無法辨識聲音的男子在低語，說他送花給她，還有模稜兩可的威脅，說還沒有輪到她，可是卻沒有明說輪到她幹嘛。這種案子誰辦得了。」
他看看四周想把菸蒂丟棄，目光移向地板，又看看那扇敞開的窗戶，最後走進廚房，把菸蒂放到水龍頭下衝滅，再把菸屁股扔到垃圾桶裡。
他說：「那傢伙要伊萊恩關掉電話答錄機，她照做之後，才改用正常的聲音來威脅她，對吧？雖然伊萊恩告訴你曾遭他電話威脅，他也向她承認殺了託妮·克利裡和邁克爾·菲茨羅伊，但這只是她的一面之詞而已，我們並沒有真憑實據證明他有罪，況且他並沒有明確說出他做了什麼，更沒有指名道姓，對不對？」
「對。」
「所以，除非我們掌握了確切的證據，否則根本不能動他一根汗毛。我會大量印製莫特利的畫像分發出去，不但要讓剛才的那位門房指認，也要值日、夜班的門房一起幫忙。雖然希望不大，但或許幾天前剛好有人看到那傢伙在附近出現。不過最麻煩的是，即使他真的在這個地區或這棟大樓出現過，要證明他謀殺託妮，恐怕還得費一番功夫。首先得要證明託妮是被謀殺的才行，但這要如何才能證明？」
「醫學證據呢？」
「什麼證據？」
「託妮的死因。」
德金看著我，什麼也沒說。
「沒有驗屍報告嗎？」
「當然有。但你也想像得出人從那種高度摔下來的慘狀。你想要醫學證據？我告訴你，託妮·克利裡頭朝下摔下來，撞碎了邁克爾·菲茨羅伊的腦袋，聽起來很不可思議，但確實如此。法醫沒在她體內找到子彈碎片，報告中當然註明她是高處摔落致死。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你認為他先殺了她然後才把她推出窗外。」
「很有可能。」
「好啊，你去證明看看。他也有可能先把她打昏，再趁她不醒人事的時候，把她扔出窗外。即使如此，你覺得你能找到什麼證據？脖子的勒痕，還是頭頂的傷口？」
「那麼精液比對呢？那傢伙在俄亥俄州那名受害女性體內留下精液樣本。」
「對啊，但他們根本查不出那是誰留下的。馬修，就算採集到託妮·克利裡體內遺留的精液，想到她和那菲茨羅伊姓小子共享生命的最後一刻，弄不好也可能是邁克爾·菲茨羅伊的呢。再說，就算是莫特利的，又能證明什麼？法律又沒規定不準和女人上床，就算他從肛門進去也不犯法啊。」他又掏出一根菸，口氣一轉，「我告訴你，在這個案子裡，我們抓不到他的把柄。不但找不到他指紋，就算找到，也不能以此定罪。就算他曾在現場出現，甚至到她房間去，也不能證明她是被謀殺，當然更不能說他是兇手了。」
「那到底要怎樣才能抓住他？」我無視於他的目光，「難道我們就只能一直等，直到哪一天發現一具有他簽名的屍體？」
「馬修，會的，他總有一天會露出馬腳的。」
「或許吧。只是我大概等不下去了。」
德金的確是位老手。雖然他不相信會有幫助破案的契機出現，但依舊進行徹底調查，絲毫不浪費時間。他立即調派鑑識小組到達現場，當天下午就打電話告訴我化驗的結果。
壞訊息是，他們並沒有發現莫特利的指紋。還有一則不知能否稱得上是好訊息的發現，就是託妮·克利裡跳樓的那扇窗臺和窗框上竟然都乾乾淨淨，連她自己的指紋也找不到。這表示可能有人很小心，注意不留下指紋，或是已經仔細地擦拭過。這項結果並不能算是有力的證據，因為人們不見得在接觸物體時一定會留下指紋，但多多少少可以證明我們的推測，即託妮不是自殺，而是有外力介入。
我現在唯一能做的，仍然是延續過去幾天所做的事，到處向人打探，挨家挨戶傳送莫特利的畫像，同時附上我那庫存日益減少的名片。
我想到了吉姆·費伯，他替我印製名片當作禮物送我。「打電話給你的輔導員吧。」每次去參加聚會時，總會聽到這句話。「你只要不喝酒，來參加聚會，一起讀戒酒書，打電話給你的輔導員。」我現在並沒有喝酒，也一直都準時參加聚會，戒酒書上大概沒有提過如何跟一位滿懷報復心的瘋子捉迷藏，而吉姆顯然也並非這方面的專家，但我最後還是打了電話給他。
「你已經盡心盡力了。」他說。
「你真會安慰人。」
「我不知道這能否安慰你，甚至可能連鼓勵的作用也沒有。」
「的確沒有。」
「但也說不準。或許現在這樣只是讓你自己明白，你已經盡力採取所有可行的措施了。要在紐約這種大城市找一個刻意避開你的傢伙，簡直就像大海撈針。」
「是。」
「當然，你也可以請求警方協助——」
「我試過了，目前他們所能提供的支援實在有限。」
「聽起來，你已經盡心盡力了，卻仍然責怪自己不能做得更多。你擔心這件事會失控？」
「的確是。」
「擔心是必然的，人不是萬能的，我們不能控制所有的事情。我們只能採取行動，至於結果如何就不是我們所能控制的了。」
「奮力一搏，然後聽天由命？」
「對。」
我想著他剛才說的話，「要是我這一擊不夠有力，別人可能會遭殃。」
「我懂了，你無法放手的原因，就是這個賭注太高。」
「這個——」
「你還記得戒酒的《第三階段》？」我當然記得，但他還是引用了其中一段話：「‘決定將自己的意志及生命完全託付給上帝，因為我們認識他、信任他。’你可以把所有的小事全部交給上帝，但是面臨這種殘酷的事實，你只能靠你自己了。」
「我瞭解。」
「我告訴你《第三階段》的精髓所在，主要就是兩個概念：第一，將所有的小事全部交給上帝。第二，所有的事情都是小事。」
「謝謝你。」我說。
「馬修，你還好吧？不會開戒喝酒吧？」
「不會，我不會去喝酒。」
「那你就沒問題了。」
「對啊，我現在很好，」我說，「你知道嗎？我希望將來有一天打電話給你的時候，你能說些我想聽的話。」
「沒問題，不過倘若真有這麼一天，你最好換一個輔導員吧。」
我回到旅館大約六點鐘了，櫃檯有我的留言，是喬·德金。但這時他已經下班了，幸好我有他家裡的號碼。我打到他家去。他告訴我：「我猜你大概急著想知道結果，驗屍人員說咱們別作夢了，因為在這種狀況下不可能分辨出因果關係。他還說：‘叫你朋友到紐約帝國大廈頂樓，拿一顆葡萄柚往下扔，然後再下樓到人行道上，看看有沒有辦法說出這顆葡萄柚是從佛羅里達州哪一個市鎮運來的。’」
「重要的是，至少我們已經認真試過了。」我說。
結束通話電話，心想吉姆一定會以我為榮，我的態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改變，進步如此神速，隨時都可能成為聖人最佳候選人。
儘管如此，終究改變不了事實，我們仍一無所獲，毫無進展。
當晚，我去參加聚會。
人真是一個習慣性動物，八點過後我就往聖保羅教堂方向走。當我走到附近時，一股莫名的情緒讓我停下腳步。
如果今天我在那裡出現，又會害了誰？
想到這裡，一陣寒意從我背後升起，就好像有人拿著粉筆在天空那片大黑板上劃過，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聲響。我的姑媽佩格（願她老人家在天之靈安息），總是把這種情況比喻成一隻鵝正路過我的墳墓。
現在，我好像是個麻瘋病人，或是傷寒患者，全身帶著恐怖的病菌，隨時可能把無辜的人轉變成殺人犯的目標。自從我進入那座教堂起，危險就降臨了，但危害的不是我自己，而是那些和我參加同一聚會的朋友。
雖然我告訴自己這個念頭很荒謬，但它仍盤踞心頭揮之不去。於是我轉頭就走，回到五十八街和第九街大道路口，儘量讓自己往好的方面想。今天是星期二，還有哪裡有聚會呢？
我攔了一輛計程車，直奔東二十街的卡比尼醫院，聚會地點在三樓的會議室。今天的演講者滿頭白髮，臉上掛著迷人的笑容。他以前是廣告公司的財務經理，曾結了六次婚，六任妻子總共為他生下十四個孩子，所以一九七三年以後，他就再也不用申報所得稅了。
「確實有點誇張。」他說。
目前他在公園街南側一家運動用品零售店當銷售員，一人獨居。他說：「我以前一直很怕孤獨，可是現在卻發現自己竟然喜歡上這種感覺。」
我心裡想能有這種體會真好。
會場上雖然有幾張熟面孔，但沒有真正認識的人。討論中，我一言不發，沒等到散會禱告，我就偷偷溜出會場，沒有跟任何人交談。
會場外寒意逼人，我走了幾條街，然後坐公車回旅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