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房間後，我翻開曼哈頓地區的電話簿，找到姓斯卡德那部分，一共列出十八個名字，我並不在其中，但她的名字卻列在上面，伊麗莎白一斯卡德，住在歐文區。
我拿起電話想立刻打給德金，但是號碼還沒撥完便開始猶豫。我坐下來，仔細想了想，還是把話筒放了回去。
幾分鐘後電話響起，是伊萊恩打來的。她說剛才接到莫特利的電話。跟前一次一樣，他又命令她關掉答錄機接聽電話，而她也照做。但是一等到他停止低語，改用正常聲音說話時，她就按下了錄音鍵，想錄下這段對話。
「竟然沒錄下來。」她說，「真是不可思議，那個答錄機居然壞了，或者是我自己按錯按鍵。我也不知道，想也想不通。錄音帶一直往前轉動，彷彿正在錄音一樣。結果當我倒帶想重新聽一次，才發現竟然什麼都沒錄下來。」
「沒關係。」
「莫特利提到昨天晚上殺了一個女人的事，我那吋如果把他的話錄下來當作證據，那麼警方就可以核對聲紋還是什麼的。」
「算了吧。」
「是嗎？我把錄音開啟時，還很得意自己做了一件聰明事，以為他會自動招認，我們就有證據了。」
「沒錯，但也不見得會有幫助。我覺得很難借用這些零星的線索解決這整個案子，對整個調查我毫無頭緒。我只能在黑暗中不斷摸索，他卻我行我素，繼續類似昨晚的殺人行為。」
「他昨晚到底幹了什麼？他沒有說得很明顯，所以話說回來，就算我錄音成功，可能也無法構成證據。但我推斷似乎殺了什麼人。」
「正是如此。」
「他叫我去看報紙，但我恰好沒有報紙可看。我把電視轉到新聞臺，也什麼都沒看到，或許是那個電臺單單漏掉了那則新聞。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把那個慘劇告訴她。她聽到受害者的名字之後，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我們之間並沒有親戚關係，」我說，「我家是兩代單傳，所以我並沒有其他姓斯卡德的親戚。」
「你的祖父有兄弟嗎？」
「我祖父？不知道，也許有吧。他在我出生前便去世了，就我所知，好像沒有姓斯卡德的叔公。從小長輩就告訴我說，斯卡德家族來自英格蘭，至於那邊的家族，我就不清楚了。」
「所以你和伊麗莎白可能是遠親。」
「也許是吧。如果歷史回溯的時間夠遠的話，那麼所有姓斯卡德的都是一家人，除非我的祖先或她的祖先曾經改過姓氏：「這麼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亞當和夏娃的後代呢。」
「多謝你的提醒，我們還都是上帝的子女。」我沒好氣地說。
「我很抱歉，大概是因為我心裡不想把這件事情當真，所以玩笑開得有點過分。他一定是認為伊麗莎白和你有親戚關係。」
「也許是，也許不是。」我說，「有一件事你要知道，儘管莫特利這個人確實很狡猾、機警，而且很機靈，但是最好別忘了，他也是個瘋子。」
電話簿仍攤開在床上，我審視著上面一連串與我同姓的人，心裡突然有股衝動，想打電話通知他們要小心。我可以警告他們說：「請你改名，否則你可能會沒命。」
這是否真是他下一步計劃呢？他會照著這個名單繼續殺人嗎？然後下一次換到附近幾個地區作案，接著再由城市改到郊區？當然，如果他繼續按照這個方式殺人，聰明的警方遲早都會發現這些受害者都是同一個姓氏。電話簿名單上有一個號碼，是屬於斯卡德共同基金會，足夠他環遊全國一一拜訪這些會員了。
最後，我還是合上電話簿，心裡明白實際上並不可能通知所有的斯卡德族人。我猶豫著，是否應該把這個發現告訴德金？雖然這個案件並非他負責，也不在他的管區內，但是他一定能夠查出是誰負責偵辦此案，然後把這個訊息傳出去。伊麗莎白·斯卡德遭到殺害的案子，絕對會引起媒體的高度關切，因為這場屠殺不但血腥、殘酷，而且還有性虐待。受害者年紀輕，是白種人，有社會地位，並且又很上鏡。
而我提供這個線索又有什麼好處呢？這個案子不同於前兩個，各方都不可能容許這個案子被當成自殺或家庭糾紛而草草結案。鑑識小組一定會在現場仔細搜尋，所有發現的任何物證，都會被認真地測量、拍照，以及裝袋裝瓶，準備進行化驗。如果他留下指紋，就絕對逃不過鑑識人員的手掌心。要真是這樣，那麼現在警方一定已經知道這指紋是誰的。只要他留下丁點線索，那就絕對逃不掉了。
有否有精液？指甲內的皮膚組織？或是身體上任何足以進行dna比對的物質？
然而這類證物不像指紋，可以用電腦中的資料輕易核對。要進行dna比對必須把犯人收押後取樣本加以對照。如果，他在現場留下精液或皮膚，也必須經過這種程式才能找出兇手的身份。先得抓到他，法醫才能證實這些物證出自他身上，進而將繩索套在他脖子上。
當然，所謂繩索只是抽象的比喻，紐約州的法律沒有絞刑，更不能像古代一樣將他活煮。監禁是允許的，甚至可能判無期徒刑，有時終生監禁會縮短為七年或是更少，但我想他們一定會把莫特利關久一些。上一次他原本一年以上十年以下的刑期竟延長為十二年。如果這次能把他定罪，那麼他可能得要死在監獄裡了。
即使莫特利在案發當時確實在現場，鑑識小組也找到符合其dna的物證，再加上其他精密的法醫檢驗，仍然難以把他定罪。尤其是當被告聘請專家來為其辯護，指責檢方的專家一派胡言時，陪審團根本無法瞭解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如果被告是受害者的男友，他雙手沾滿鮮血並在被害者的臥室中當場被捕，那麼經過dna比對，才能算是罪證確鑿。但相反的，如果被害者與被告之間的關係，只是姓氏與那位十年前送被告入獄的警察相同，那麼上述證物的重要性會大打折扣。
雖然我實在不知道該和他說些什麼，但最後我還是撥了電話給德金。他不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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