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屍體的是他們的女兒，克里斯廷。她跟朋友在切爾西消磨了一個下午，原本打算住在倫敦特里斯1一個女性朋友家中過夜。但這樣的話她只能穿前一天的衣服去上班，要不，就得回家去拿換洗衣物。有個男人表示願意送她回家，克里斯廷答應了。他在西七十四街花了好幾分鐘時間找車位，最後還是雙行停車2。
1londonterrace，紐約切爾西的高階公寓。
2指將車停於另一輛停靠在人行道邊的車旁，常屬違章停車。
他想下車送她進去，克里斯廷說不必了；然後，她穿過馬路，踏上通往家門的臺階。那個男人始終在車裡等她，看著她拿出鑰匙，開門，走進去。他可曾感到些異樣？我想沒有。我想這只是一種習慣，他從小到大，大家就是這麼教他的：送女孩子回家，一定要看到她安全進門，才可以離開。
所以，他還待在那裡，正想要離開的時候，忽然見到她站在門口，一臉驚駭。他立刻熄火，下車察看。
案子發生的時間太晚，報紙已經截稿。地方電視臺可不會放過這個可以炒作的社會案件，我跟埃萊娜吃早餐的時候，就知道這個新聞了。紐約第一電視臺的女主播說，受害者是從林肯中心回家後遇害的，我們這才發現，他們跟我們還曾經同處一室，聽過相同的音樂。那時我們還沒有想到他們倆也出席了感謝晚宴。只是發現他們曾經跟我們——還有其他上千人——共同聽過相同樂團演奏的相同曲目，這種感覺就已經很異樣了。稍後，才發現我們可能跟他們在感謝晚宴上擦肩而過，心情就更加忐忑了。
這起雙屍命案還不止是個頭條新聞，它更是記者口中的好故事。受害者是頗有名望的律師和才華洋溢的作家，優雅、尊貴，竟然在自己家中遭到如此殘忍的殺戮。何況女主人還被強姦，小報讀者絕對難以抗拒這種新聞；撥火棍插進她的陰道，更增加了血腥驚悚的戲劇性。在我們那個保守的年代，這樣的新聞會做適當的修飾遮掩。警察也不會把訊息和盤托出，總是會抓住關鍵，篩選嫌疑犯的供詞。這一次，媒體的表現落差很大。時報沒有報導，可能是因為措辭不易，太過殘忍。電視臺只暗示歹徒曾進一步侵犯霍蘭德太太，卻沒有講述細節。但《新聞報》和《郵報》卻大肆宣揚，沒有半點節制。
警察地毯式地搜查了鄰近區域，終於找到一個目擊者。這位鄰居說，她見到兩個男人，在午夜到一點之間離開一幢房子，可能是霍蘭德家吧，她不確定。之所以會注意到這兩個人，是因為他們身上都背了個大包；她不覺得有什麼可疑，常常有人揹著這樣的包，在阿姆斯特丹大道的街角找二十四小時的洗衣店，一時之間，她也沒有想到這兩個人是小偷，當時想：這兩個年輕人真可憐，工作那麼忙，好不容易在午夜才能抽點時間，清理這些日子留下來的髒衣服。
這位鄰居的說法相當含糊，警方的肖像畫家束手無策，因為她根本沒有看到這兩個人的臉。至於身材，她只記得這兩個人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有一件事倒是挺特別的，但她自己承認，沒什麼把握，其中一個人好像留著一把大鬍子。
法醫認為她的說法有些根據。他們在現場找到兩撮毛髮，應該是男性鬍鬚，連dna比對都用不著，因為霍蘭德先生的下巴颳得乾乾淨淨。
目擊者還說，其中一個的腿似乎有些殘疾。她覺得他走路的樣子很奇怪，不過有可能是因為他肩膀上那包東西太重的緣故。但不能排除她說的可能性，只是當時無法確定。
碰到這種能炒作的新聞，不管有沒有進展，報紙一定會放在頭版。《郵報》的報導多半是推測和想象，甚至還附了一張肖像，「你可曾見過這名殘疾人土？」畫中的男性留著一把浮士德式的大鬍子，面目猙獰，邪惡兇狠，一個大袋子橫在肩上，把他壓得有些駝背。是在朝著阿姆斯特丹大道，還是伯利恆街前進？我不大確定。郵報刊登這幅素描的用意，大概是在暗示這是警方提供的線索。其實壓根兒不是這麼回事。報社請來的素描畫家經常添油加醋，為的是上頭版有轟動效果。結果《郵報》的讀者捕風捉影，胡亂猜測，累及不少無辜的人。
免不了有十幾個人會根據《郵報》的訊息向警方通風報信；報上的新聞，足夠他們把故事編得天花亂墜的了。碰到這樣的大案子，就算對方是胡說八道，就算你知道他們是從報紙上看來的，是受了報紙記者的影響，也得提起精神全力應付。但往往就是會有線索從這種電話中冒出來。打這種電話的人，多多少少覺得誰有點可疑，希望警方去查檢視。每個線索都需要查清楚，倒不是真的希望能從其中查出什麼結果，而是擔心事後才知道某個電話確實有真憑實據，那時再懊惱可就來不及了。這是你在紐約市警察局首先要學會的東西。警察學校當然不會教你這些，但卻是實戰的要領。只要你當一天警察，經驗就會一遍一遍地教你。
有個人告訴警方，他們應該去查一個叫卡爾·伊凡科的人。報紙上的素描並不是很像他，因為伊凡科有些嘴歪眼斜，而且他的臉比報上的素描要窄一些。這個人倒不知道伊凡科有沒有留鬍子，不過，鬍子這種東西，每天都可以變的。他有一陣子沒見過伊凡科了，不過即使這輩子再也看不到他，也無所謂。
儘管卡爾跟素描中的人物不大像，但是，有個事實卻讓警方鎖定卡爾這個人，積極偵辦。這事畫像上可沒說得那麼詳細：卡爾的屁股不知哪兒有問題，有的時候走路的樣子很奇怪。雖算不上殘疾，但毛病一犯，走路的模樣會很滑稽。
問題是屁股有毛病、膝蓋不聽使喚，並且留大鬍子的人可不少。引起警方注意的是撥火棍，那個通風報信的人也沒舉出什麼具體的事例。他只是說，卡爾不止一次掛在嘴邊，說如果哪個女人對不起他，或者他在街上看中了哪個女人，他就要來這麼一下。卡爾說，我要把滾燙的撥火棍插進她的陰道。
或是諸如此類的話。
卡爾·伊凡科有前科，這大概誰也不會感到意外。未成年時的記錄被限制查閱。但之後，他因為盜竊罪被捕過兩次。第一次緩刑，第二次他在紐約北部的監獄服刑三年。還有一次，他被指控強姦未遂，罪名不成立，因為受害者無法在一群人中把他指認出來。
大家知道他最後落腳的地方是他媽媽的家。那幢樓底層是一家印度餐廳，他媽媽住五樓，坐落在第一大道跟第二大道之間。那裡每幢樓房的底層，好像都是印度餐廳。只是伊凡科老太太已經不住在那裡了，鄰近的住戶根本沒聽說過卡爾，沒人知道他是什麼人。
如果真想找一個人，有成千上萬的辦法可以把他挖出來。可是這個卡爾著實奇怪，警方手段用盡，還是連影子都沒有見到。就在這進退兩難的尷尬時刻，布魯克林警方前往科尼島大道處理一起居民的舉報案件。他們說，有一幢樓房的底樓，大門緊鎖，不斷髮出惡臭。警方破門而入，發現了兩名高加索男性，年紀在二十五到三十五之間，死亡時間在幾天之前。現場找到的檔案和稍後的指紋辨識，都確認死者是傑森·保羅·比爾曼和卡爾·喬恩，伊凡科。比爾曼的皮夾裡有一張駕照，登記的就是科尼島大道的現址。伊凡科的皮夾裡沒有駕照，倒是有張學生證，透露了一些資訊。那是在紀念品店可以找到的小玩意兒，伊凡科就讀的是「黑街大學」，地址是「紐約貧民窟」，如果發生意外或是患重病要通知誰呢？伊凡科的建議是「市立停屍房」。
兩個人都死於槍擊。伊凡科四仰八叉地躺在光禿禿的地板上，胸口捱了兩槍，太陽穴一槍。死法跟伯恩·霍蘭德先生有些相似；經過彈道比對，兇手用的也是一把點二二自動手槍。警方沒花多少工夫就找到了兇器——握在比爾曼手裡。他坐在房間的角落裡，背靠著牆，握槍的手垂在兩腿之間。看來他是把槍管伸進嘴裡，再把槍口朝上，開了一槍，子彈穿過上顎，直達顱腔。職業殺手很喜歡使用這種點二二自動手槍，子彈會在腦子裡像撞球一樣亂彈，中彈者很少有幸存的。比爾曼一槍斃命，只是在這種狀況下，用哪種手槍，結果大概都差不多。常常有喝得爛醉，或是鬱悶焦慮的警察一時想不開，掏出執勤用的點三八，飲彈自盡，也是朝上顎開一槍，雖然子彈在腦袋裡不像點二二那樣亂彈，但照樣可以魂歸西天。
兩個從霍蘭德家偷的枕套也找到了。一個已經被掏空，捲成一團，胡亂塞在地板的角落裡；另外一個還有半袋贓物，放在凌亂的雙人床上。純銀鑲飾的大木匣和十二人份的銀餐具放在比爾曼的大櫥櫃裡。經過克里斯廷的辨認，這些都是她家裡的東西，還有幾件她母親的珠寶和小擺設，也陸續找到了。
鑑定科法醫認定命案現場發現的男性鬍鬚來自卡爾·伊凡科。蘇珊·霍蘭德肛門裡的精液，也是他的。從x光檢驗結果來看，伊凡科的臀骨不好，所以走路的姿態才會很奇怪。目擊者和通風報信的不知名人士，描述得相當準確。
那個時候，儘管報紙和電視成篇累牘地報道，我卻不知道這麼多細節；有別的事情正盤踞我的心頭。
除了定期捐款之外，埃萊娜碰到像莫札特音樂節這樣連續十來場的演出，通常還會訂一大堆的票。我常常陪她一塊兒欣賞這些藝術活動，不過偶爾缺席也沒關係，她總是找得到人用我的票。去年，她帶tj聽了一場男高音演唱會，伴奏的還是小管弦樂團時期的古樂器。我很喜歡聽這樣的音樂會，但我那時有案子要辦。據我們所知，這是tj第一次欣賞古典音樂。埃萊娜說，tj喜歡得不得了，歌聲、音樂，沒有不陶醉的，但是，我們也沒想到，他會因此跑去買了整套的cd。
星期一晚上，我們參加了開幕音樂會，下一場是星期四的艾麗西亞·德·拉羅查1鋼琴演奏會，門票已經售罄。星期四時我們已經知道自己不但跟霍蘭德夫婦欣賞了相同的音樂，而且感謝晚宴他們也在場。兇手還沒抓到，埃弗裡·弗希爾廳裡一片嗡嗡聲，大家都在談論這起慘絕人寰的兇殺案。凡是我耳朵聽得到的地方，話題都沒有離開過霍蘭德夫婦。
1艾麗西亞·德·拉羅査（aliciadelarrocha，1923-），西班牙著名女鋼琴家。
我照例在中場休息的時候，到貴賓長廊去走走，不是為了這裡免費供應的咖啡和巧克力，而是想多聽聽人們在說些什麼。有一對我們常常遇見的夫婦，現在已不是點頭之交了，應該可以走上前去聊幾句。他們問是不是在餐會上見過我們，有沒有見過霍蘭德夫婦，或是跟他們說過話。我們說，我們不認識他們，可能在哪兒見過他們，但現在已經沒人知道了。「就是這麼回事。」那位太太說，「跟我們坐一桌的人，我們都不認識，伯恩或是蘇珊·霍蘭德在我們身邊坐過也說不定。」
「我們也有可能成為霍蘭德夫婦。」她的先生說。他的意思是歹徒也有可能找上他們家。其實很方便的，你知道嗎？兇手知道霍蘭德夫婦當天晚上不在，也知道音樂會大約在什麼時候散場，兩個人什麼時候會回家。他們有沒有可能弄到一份感謝晚宴的來賓名單？有沒有可能他們是隨意從名單上挑一個人下手？
這未免扯得太遠了。但我瞭解他的想法，知道他為什麼如此擔心。任何災難——犯罪也好，地震也罷——只要有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的，當然免不了有或多或少的衝擊。霍蘭德夫婦跟我們有什麼差別？在晚宴的時候，既然他們可能坐在我們身邊，我們當然也有可能會被找上門來的歹徒幹掉。為什麼不可能呢？所以，所有的賓客，都可能成為下一個犧牲者——擔驚受怕之餘，也慶幸逃過一劫，舒了一口氣。現場的來賓心中都夾雜著複雜矛盾的感受。
休息室裡的人都很高興自己還活著，同時也有些懼怕回家，誰能知道兇手是不是已經罷手了呢？
這是星期四的事。星期六的早上，警察踢開科尼島大道一幢民宅的房門。幾個小時之後，警察和全城的人——特別是切身相關的上西城，還有參加過音樂會的人士——都知道這件事情了，也都輕鬆了不少。兇手不但不再逍遙法外，而且他們全死了。對於報紙來說，接下來幾天還是可以炒作這個題材的，增加銷量，但這個題材終究沒有什麼新內容，也就從媒體上消失了。大家不再害怕。原本搶手的防盜器，供貨也恢復正常，不再供不應求。參加音樂會的婦女，每個人的包裡面本來都有一個小小的噴霧器，現在也放在家裡，不必隨身攜帶了。有很多男人原本還跟他們的律師抱怨，說弄一個攜槍執照太麻煩；現在他們覺得，實在沒有必要費事帶那麼個東西在身上。
新的新聞又冒出來了，看看報紙刊登的訊息，慢慢覺得霍蘭德家雙屍命案也沒什麼。星期一，我跟喬·德金共進午餐。這純屬社交，我現在已經不工作了。一年前，我們倆的關係有點僵；但有些事情我非做不可，最後害得我連私家偵探的執照都被吊銷了。我幹這行二十年，沒有執照其實也無所謂；但沒有朋友和友誼卻不行。所以，我決定盡釋前嫌，時不時地跟喬敘敘舊，儘管我沒有什麼事情需要他幫忙。
他是中城北區的警官，這個案子不是他的，跟他的管區也沒有半點關係。但我們的話題一直沒離開霍蘭德雙屍命案。這案子雖然沒有先前那麼扣人心絃，可大家在茶餘飯後還是聊得很起勁，只是有些人是職業需要，有些人純屬閒聊。「犯罪率下降了。」他說，「為了彌補犯罪率下降，這些下手狠的人決定用更加殘酷的犯案手法填補這種遺憾。他媽的，什麼時候開始偷東西非得跟主人硬拼不可？以前的賊，不是看到人就跑嗎？」
「紳士珠寶大盜。」我補了一句。
「現在好像沒有這種賊了，是不是？以前的行家只挑精品，不值錢的東西瞧都懶得瞧。一得手，馬上離開，神不知鬼不覺，行動迅速從容。現在可好，街頭上的混混胡亂把櫥窗一敲，房門一踢，看到什麼就拿什麼，十塊錢的收音機也要，拿了東西就跑，什麼玩意兒嘛！這次更絕，偷了東西還在屋裡等著主人回來，你知道這是什麼嗎？這是賊和私闖民宅的混血雜種。私闖民宅啊！你明明知道受害者就在裡面，硬闖進去，因為你就是想要硬拼。」
「通常是找上賣毒品的。」
「沒錯，這種人樹大招風，是主要的目標。」他表示同意，「‘你把錢放在哪裡？說！否則，我就把你孩子的頭砍掉。’說跟不說沒有差別，他們都會動手，王八蛋。這兩個王八蛋，闖進別人家，翻箱倒櫃，值錢的東西都裝起來了，還要等著主人回家，要幹什麼？難道有更多的錢可以撈嗎？」
「可能吧。他們覺得收穫應該不止那麼一點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