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可能是他們忙活了半天，發現了新的希望。他們見到那個女主人的照片，決定留下來跟她交個朋友。」
「說不定他們在事前就已經見過她了。」
「都有可能。我跟你說，馬修，不管你是紳士珠寶大盜還是耍猴戲的混混，都不應該把強姦這種事扯進來。現在，好像非得來一下不可。人在那裡，長得不錯，管他媽的，想幹就幹。就像冰箱裡有你喜歡吃的好東西，幹嗎放著不吃？」
「反正不該強姦。」我說。
「這是以前道上兄弟告訴我們的老規矩。但是，對於某些女人、某些‘賤女人’，他們就不會客氣。」
「再怎麼不客氣，也不應該用撥火棍吧。」
「真是王八蛋。你說得沒錯，一點也沒錯。怎麼說，這種行為也稱不上是愛吧？強姦女人。怎麼有人說，強姦和性沒有關係？如果和性沒有關係，那些王八蛋又是怎麼硬起來的？難道他們是把偉哥撒在麥片裡，當早餐吃了不成？」
「有人見到漂亮的女人，就是按捺不住。」
「是啊。」他說，「這是巧合嗎？他強姦她，達到高潮。他會覺得感激嗎？如果他還有人性的話。為了表達他的感激，他就把撥火棍插進女人的陰道，割斷她的喉嚨嗎？可惡。見到這樣的混蛋，我真希望我們有死刑。」
「我們已經有死刑了。」
他看了我一眼。「我希望的死刑是得克薩斯州那樣的。你知道我的意思。」
「不管是哪種死刑，反正派不上用場。他們已經死了。」
「是啊，謝天謝地。至少不會有律師幫他們脫罪，假釋委員會也不會認為他們自我反省得很透徹，得到教訓，可以放出來了。用撥火棍的那個叫比爾曼？還是開槍的那個叫比爾曼？他這輩子總算開對了一槍。」
「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自殺。」我說。
「誰知道呢？誰又知道他們為什麼要幹這些事情呢？就算是你搞清楚了，又有誰會搭理你？反正他們已經死了，再也做不了壞事了。」
那天晚上，我往第九大道走去，過了兩條街，來到了位於聖保羅教堂地下室的匿名戒酒協會。我在離開老婆孩子和紐約市警察局，一個人跑回城市廝混的時候，養成了到聖保羅教堂的習慣。我總是靜靜地坐一會兒，為我無法忘記，或是希望永遠不會忘記的人，點一根蠟燭；再把厚厚的一沓鈔票塞進捐款箱。我捐的總是現金，十分之一的收入，匿名。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捐了多少錢，因為我也沒有記錄我到底賺了多少。現在想想，這又有什麼差別呢？難道我還希望聖保羅教堂的牧師請我參加感謝晚宴嗎？
我常參加的匿名戒酒協會現在正在聚會，就在我點蠟燭，投捐款的教堂地下室一樓。我喜歡這種巧合，但過了很久才能不去想其中諷刺的意味。十八年來，我意識清醒，每一天咬緊牙關，竟然堅持了這麼久，連我自己都嚇了一跳。絕不碰酒的時間比我幹警察的時間還長，幾乎跟我喝酒的歷史一樣。
早先，我每天都參加聚會。接下來，兩三天一次；後來，是兩三個星期一次；如今已經很久沒來了。這種聚會的人慢慢離開並不奇怪；相反，這是正常的現象，儘管有些人戒酒二三十年，還是天天來這裡。有的時候，我挺羨慕他們的；有的時候，我覺得他們只是在逃避自己的生活。戒酒計劃應該是通往正常生活的橋樑。但是對於某些人來說，戒酒計劃是通向另外一個聚會的隧道。
我的輔導員已經死了兩年了。他死之前，我去戒酒聚會比較頻繁。一個殺手拿了錢，衝進一家中國餐館，把他當成是我，不由分說就給殺了。殺他的人現在也死了，跟這件事情有點關係的人，也全都死了。我還活著，更重要的是，我還清醒。
人們很清楚：如果你的輔導員死了、又開始酗酒了，或是把你老婆拐跑了，你接下來該做些什麼。首先，你得去繼續參加聚會，然後，再替自己找一個輔導員。這是多年來形成的經驗，我沒什麼意見；抗拒酒精誘惑超過十年的人，都很相信這套。但在我心中，沒有人能取代吉姆·費伯。剛開始，對我來說他是力量的堡壘，總能給我各種建議；後來，我們倆更像是朋友，我也不覺得他是什麼輔導員。每個星期天，我們都會找一家中國餐館共進晚餐，天南地北，無所不談。我確定就是他，讓我保持清醒、覺得清醒很舒服，或許這是我們這種關係的核心吧。但我總覺得不止於此，好像還有些別的。總之，我始終不想找個人填補他留下的空間。
這些年來，我也斷斷續續輔導過不少人。一年前，我輔導了兩個，一個戒酒一年，另一個剛剛從戒酒中心出來。不管是哪個，都不像是能和我長久交往的樣子；幸好，輔導講究的是實際，雙方只要能通過這種關係強化不碰酒的意識也就行了。因為我是輔導員，所以我出席聚會更加頻繁，無論做什麼事都更加積極。可是，其中一個——新來的那個——還是又開始酗酒，然後就不見了；另外一個搬到加州去了。從此之後，我就再沒輔導過任何人。
我當然可以積極地找人來輔導，是吧？不過，我卻覺得沒有這個必要。神秘主義者說，徒弟有了之後，師傅自然會出現。我想，這道理反過來，應該也說得通。
當然也有人不參加聚會，照樣滴酒不沾。參加聚會，不管要你做什麼、聽什麼，萬變不離其宗，主要的目的還是別碰酒。有的時候，我會懷疑，如果我真的不去聚會，會出現什麼情況？坦白地說，我沒細想過。我的時間又不值錢，一個星期花兩個小時，一點妨礙都沒有。
那天晚上，我們有音樂會的票，但是是女高音演唱。我比較喜歡樂器演奏，所以埃萊娜找她的朋友莫妮卡去林肯中心，我去參加戒酒聚會。我給自己倒了杯咖啡，跟朋友打了招呼。只要我的興致高，聚會去得勤，我就能認識所有的人。我在後排挑了個位子，打量了一下週圍的情景，我知道屋裡這些人的戒酒歷史沒有一個比得上我。
總是會遇上這種事。十八年畢竟不是一輩子，很多人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四十年，沒碰過半滴酒。在全是退休老人的社群裡，聚會更不是什麼稀罕的事情。但是在第九大道的教堂地下室，十八年可不算是一段短的時間。
臺上的那個人講的故事裡，多次提到可卡因，但提到酒精的次數更多。光聽這幾句，就可以證明他是個不折不扣的酒鬼。我的心思飛走了，但他談話的主旨卻始終在我耳邊，他以前爛醉如泥，現在清醒了，清醒比較好。
是的，阿門。
聚會結束了，我癱坐在椅子裡，本來想找幾個人到火焰去喝杯咖啡；但我卻直接回了家。埃萊娜還沒回來，我檢查了電話留言，有一個，我大兒子邁克爾打來過。
他說：「爸，你在嗎？在的話，請你接電話好嗎？我想你是出去了。我等一會兒再打過來。」
他沒要我回電，我也不知道他找我有什麼事。我又聽了兩次，想從他的語調和用詞中揣摩出點端倪。我覺得他的聲音有點緊張，但大多數人在跟機器說話的時候都有點緊張。他可能有留言的習慣。邁克爾在矽谷的一家公司工作，職位不錯，整天靠電話聯絡生意，半輩子就消磨在這玩意兒上。
當然了，打電話給老爸，感覺是不一樣的。
十點剛過，加州比這裡早三個小時。我找著了他的電話號碼，打了一個電話給他。電話響了四聲，應答機開啟了，我掛了電話，沒有留言。
我又聽了一遍留言。皺著眉頭，盯著應答機發愣。
我走進廚房，煮了一壺咖啡。喝第一杯的時候，埃萊娜回來了，莫妮卡跟在她後面。我給莫妮卡倒了杯咖啡，埃萊娜只有在早上才喝咖啡。我把茶壺拿出來給埃萊娜弄了杯甘菊茶，三個人坐定，聊起今晚的音樂會和慘死的霍蘭德夫婦。我本來想提邁克爾的留言，感覺好像有些怪，不過覺得等莫妮卡回家再說也無妨。
電話鈴聲響起，埃萊娜離得近些，順手接了起來。「哦，嗨！」她說，語氣挺輕鬆的，但我不知道她在跟誰說話。她接電話的時候總是這樣，就算對方是業務員，想請她換家長途電話公司，埃萊娜還是這般和顏悅色。「加州天氣不錯吧？哦，你在這裡？那更好了！你爸爸在，」她說，「我請他來聽電話。」我站起來朝電話走去，埃萊娜臉上突然罩上一層陰影，揮揮手，叫我站遠些。「哦？唉，怎麼會這樣？邁克爾，怎麼會這樣？真不知道該說什麼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天啊，我很難過。我找你爸爸來。」
她放下電話，略略掩住自己的嘴巴。「他要跟你通話。」她說，「但是，我想，他要先跟我說，好讓你有點準備。」
準備什麼？他的婚姻出現危機，還是他的孩子病了？他來紐約幹什麼？什麼壞訊息讓他風塵僕僕的趕到東邊來？
「安尼塔，」埃萊娜說，她是邁克爾和安德魯的媽媽、我的前妻，「心臟病發作，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