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點出乎我的意料。在還沒見到這個人之前，我習慣性地先揣摩一下對方長什麼樣子，換句話說，只要在電話裡聽過他的聲音，我心裡就已經有了這個人的長相。
我依然記得西摩·納德勒的聲音——低低的，帶著那種職業的平靜——加上他的名字、地址和職業，我覺得我即將見到的這個人應該滿臉大鬍鬚，禿頭，穿一件燈芯絨襯衫，釦子開了好幾顆，硬鬃般的亂髮散在領子四周。他的鬍鬚跟頭髮一樣，都得好好打理一下，而且都是深黑色的。
而我實際見到的納德勒醫生卻跟我一般高，身材修長，鬍子颳得很乾淨，身穿一套蘇格蘭格子的灰呢西裝，戴著斜紋領帶。他的頭髮是深褐色的，打理得很清爽，而且還很濃密。他的眼睛藏在角質框眼鏡後面，鏡片有兩個焦點，遠近視兩用。
他的眼珠是淺藍色的，嘴唇很薄。伸過來讓我握的手，感覺比我的手掌小。
他的辦公室在十樓，佈置了些古董，感覺還算雅緻。裡面當然有個躺椅，此外，還擺了幾張舒服的椅子。地毯來自東方，圖案描繪的是美國原住民，書桌旁一個時髦的架子上放著一臺電腦，這是唯一有現代感的東西。從窗戶望出去，就是中央公園。
「我給你十分鐘。」他說，「我下一個約會是兩點，我需要十分鐘準備。」
我跟他說，時間很寬裕。
「你先把來意說清楚，我們比較好談。」他說，「我的求償申請在很久以前就已經解決了。時間拖得太長，賠償金額我也不滿意，但還不至於為了這麼點小事上法庭。」他微笑著，「不過，我真的考慮過。」
他還以為我是保險公司的人，我並沒有明說，但我的行為態度讓他有這種印象。
「是嗎？」我說，「我來這裡是想了解那把槍的情況。」
「點二二義大利手槍。」我說，「從你辦公桌裡偷走的，如果我的資料沒有錯的話。」
「那把槍我沒有報失。」
我翻翻筆記本，努力裝出一副困惑的樣子。「你沒有向警方報失？根據法律規定——」
「向警方報案是一回事，至於保險公司嘛，槍是在我提出理賠申請之後才發現不見的，不值錢，沒有列在報失清單上。發現之後，我也懶得把清單要回來修改。但是如果知道你們對於我太太珠寶的理賠這樣錙銖必較，我一定會把這把槍列進理賠清單。」
我舉起一隻手。「不是我的部門。」我說，「相信我，我很理解你的火氣從哪兒來，別說是我說的，我們的理賠員真的很差勁。」
「是的。」他突然對著我微微一笑。我們現在站在同一立場上了。我自己也得意，用心理戰征服了心理專家。「說得好。那把槍到底是怎麼了？」
「最近有人用那把槍，闖入民宅。」
「是的。」他的眉毛皺了起來，「我也聽說過這件事情。真的很可怕，案發的地點就在這附近，是不是？」
「西七十四街。」
「是的，距離這裡不遠。兩個人死了。」
「還捎上了布魯克林的兩條人命。」
「那兩個壞人，對。一個被謀殺，一個自殺，是不是？有意思。偶爾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一個人突然陷入狂暴之中，然後就胡亂殺人。沒有想到這兩個人竟然自相殘殺，結束這場悲劇。」他握起拳頭，嘴巴緊閉。「我其實也不明白他們的心理過程。有可能是這樣的：血腥的殺戮突然讓他們覺得良心不安，於是用自殺來懲罰自己。可我有點懷疑，也許他們一時間找不到人可以殺，但殺人的慾望卻怎麼也無法抑制，老是覺得手癢，所以，只好找上僅有的物件，把自己人都殺光了。」
他的候診室掛了好幾張鑲了框的畢業證書和行醫執照，但坦白地說，他剛才那番話比滿屋子的文憑證書更讓我相信，他是一個得到認證的合格的心理醫生。
「這只是我個人的猜想而已。」在我讚歎了他的理論之後，納德勒醫生謙虛地說。「你到底來這裡幹什麼？那把槍也不可能還給我。」
「我想那把槍放在警方的證物櫃裡，好一陣子都不會拿出來。」
「它在那裡躺一輩子都行，」他說，「反正我也不想要了。」
「要不要換一把槍？」
他搖搖頭。「我買那把槍也只是以防萬一，壓根兒沒想用，也沒有機會從抽屜裡拿出來。」他摸摸下巴。「槍不見了。我還覺得是我讓它不見的，也許我對武器的厭惡，在冥冥之中，誘使那個小偷去偷那把槍吧。」
「這話怎麼說呢？」
「大家常常說：事出有因。冥冥之中，自有定數。我的意思倒不是說所有的被害人都是罪有應得，這是胡說八道。但是，有些因素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會湊在一起。就說這個案子吧，這兩個強盜就住在我們活動的區域裡，我辦公室裡唯一被偷的東西就是那把槍。偏偏我又過了好長時間以後，才發現槍不見了。」
「原來你對那把槍是這種看法——」
「是那把槍把兩個歹徒引上門來，讓他們有機會得到他們想要的武器。」他說，「我知道你覺得我這種說法有些奇怪。坦白地說，我也不自在。以後，我絕對不會買槍放在辦公室裡了。」
我說：「你把槍放在抽屜裡？」
「沒錯。」
「就是你面前的這張桌子？」
「是啊，當然，這裡還有別的桌子嗎？」
「哪一個抽屜？」
他看著我。「哪一個抽屜？我把槍放在哪一個抽屜，有什麼差別嗎？」
「應該沒有。」我說。
「我再問一次，你到底來這裡幹什麼？我很遺憾，我買的武器讓好幾個人送了命。但我不覺得這是我的責任。」
「問題就在這裡。」
「請你再說一遍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