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宋廷得到川中張詠支援，財力極為充裕，而宋廷往年歲收入折算成銀絹，大約有幾千萬，宋真宗認為可以承擔「歲幣」之數百萬，以此來換取和平。
曹利用承旨後，剛從皇帝行宮出來，就被一直守候在門外的寇準攔住。寇準問明情況後，警告曹利用道：「雖然有聖上的旨意，但你去交涉，答應所給銀絹不得超過三十萬。否則，你一回來我就要砍你的頭！」
曹利用後來成為風光一時的權臣，跟另一權臣丁謂聯合起來，與寇準一派大搞黨爭，不過當時還未見顯赫，只是個默默無聞的小吏，被寇準一嚇，立即悚然而驚，喏喏應命而去。
經過談判，曹利用果然以三十萬銀絹談成。宋遼雙方訂立了和約，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澶淵之盟」。澶淵之盟規定：
一、遼宋為兄弟之國，遼聖宗年幼，稱宋真宗為兄，宋尊遼聖宗生母蕭太后為叔母，後世仍以世以齒論。
二、雙方撤兵，以白溝河為國界。雙方各守現有疆界，不得侵軼，並互不接納和藏匿越界入境之人。
三、宋方每年向遼提供「助軍旅之費」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稱為「歲幣」，至雄州交割。
四、雙方於邊境設定榷場，開展互市貿易。
大宋立國之初，趙匡胤曾豪奪川中財富，並專建封椿庫，放大言道：「我以二十四絹購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二百萬絹，則敵盡矣。」然傾一生，也未能在與遼國爭戰中佔到任何便宜。到了其侄宋真宗手中，更是發展到了以銀帛進貢敵人以屈辱求和的地步。
好笑的是，和議達成後，宋真宗趙恆詢問談判結果，曹利用伸出三個指頭。趙恆誤以為給了遼國三百萬，大吃一驚，說：「太多了！」但想了一想，又認為談判既已成功，也就算了，勉強安慰自己道：「三百萬就三百萬吧。」
後來趙恆弄清了只給遼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合計數才三十萬，不到宋年財政收入的千分之五，大大低於早先的估計，不禁大喜過望，重重獎賞了曹利用，甚至寫詩與群臣唱和，以此來慶祝。
宋真宗剛剛即位的時候，為了應付北方強大的遼國，以及西北與黨項的戰爭，大肆擴軍，招募禁軍至五十餘萬人，加上地方上的鄉兵，號稱養兵一百萬，數目相當龐大。澶淵之盟後，宋真宗立即著手裁減軍隊，遣散老弱殘兵，精減編制，如取消富有戰鬥力的河東效順一軍，龍騎軍原有十二個指揮，減為六個指揮等。
不僅如此，宋真宗為了表示友好的誠意，還將同遼國接壤的地名作了改變：改威虜軍為廣倌軍、靜戍軍為安肅軍、破虜軍為信安軍、平戍軍為保定軍、寧邊軍為永定軍、定遠軍為永靜軍、定羌軍為保德軍、平虜城為肅寧軍。
澶淵之盟以後，遼、宋長期保持友好往來，宋朝在雄州、霸州、安肅軍、廣信軍，遼在新城、朔州，分別置榷場，進行雙邊貿易，邊境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得到加強。宋遼雙方每逢有皇帝即位、生辰、喪事等，都互派使者來往，這種局面一直維持到北宋末年，時間長達百年之久。遼宋不曾兵戎相見，邊境安定，時人評論道：「遼與朝廷和好年深，蕃漢人戶休養生息，人人安居，不樂戰鬥。」
但在中國歷史上，澶淵之盟卻始終是個有爭議的命題。遼國在不佔有任何優勢的情況下，反而從中大大獲益。對於宋廷而言，澶淵之盟是帶有屈辱性的城下之盟，既從法律上承認了燕雲十六州屬於遼國，又開「歲幣」之濫觴。宋真宗趙恆也因而成為「歲幣」的始作俑者，開宋朝以「歲幣」求和的先例，直接導致此後兩宋之積弱，使宋朝繁榮的局面江河日下。
宋遼結盟的訊息傳到成都後，張詠感嘆道：「使寇公治蜀，未必如張詠；至如澶淵一擲，張詠不敢為也。」對寇準迫使宋真宗御駕親征的膽識魄力欽佩不已。然對寇準而言，卻是個人悲劇的開始。
澶州之盟簽訂之初，宋真宗趙恆認為南北停戰是件大好事，是宰相寇準的功勞，因此加寇準為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待其甚厚。寇準功蓋群僚，有目共睹。後來王安石也在《澶州》一詩中讚揚過寇準：「歡盟從此至今日，丞相萊公功第一。」但早先與寇準結仇的王欽若一直想方設法地排擠寇準，一天退朝後，王欽若故意留下，在趙恆面前攻擊寇準道：「寇準逼著陛下親征，將陛下當作‘孤注一擲’，訂立‘城下之盟’。這不是勝利，是君王的恥辱，怎麼還能說寇準對社稷有功呢？」又說：「時議有謂，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這話相當震撼，宋真宗當時沒有表態，但此後對寇準的疑忌加重。寇準逐漸失寵。
不久，宰相畢士安病逝，寇準失去強有力的同盟。寇準少年富貴，性喜奢侈，又好飲美酒，趙恆藉機以「過求虛榮，無大臣禮」等罪名，罷免了寇準的相位，出知陝州，改任寇準同科進士王旦做宰相。此時，寇準當上宰相不過一年多時間。
寇準改知天雄軍後，剛好遇到遼國使者路過。遼國使者故意問道：「相公德高望重，為什麼不在中書省做官，卻來到天雄軍呢？」寇準被說中痛處，卻回答得相當巧妙：「如今朝中無事，不需要我居中任職。皇上認為天雄軍是北門鎖匙，非我寇準執掌不可。」這話回擊得無懈可擊，由此也可見寇準相當自負。
寇準罷相的邸報送到成都時，張詠正在吃飯，邊吃邊讀，讀完便伏案慟哭許久，哭止又彈指許久，彈完又繼續大罵王欽若。他與寇準是至交好友，又有重名在朝，料想寇準一倒，必然會牽連自己，必須得設法自保。
當晚，張詠邀請當地多名大富戶到官署賭博。他從袖子中丟擲骰子，神技驚人，贏了在座所有人，用所得鉅款大買田宅。之後多有此類自汙行為，王欽若一黨聽聞後，由此放過了張詠。然張詠在陳州任上病重後，仍於病中上疏，稱王欽若與另一權臣丁謂是賊臣，不誅死二賊，無以謝罪於天下百姓。
與大宋周旋多年的党項人李繼遷終於死去。他不聽心腹謀士張浦勸阻，在與吐蕃六穀部酋長潘羅支爭奪河西之地時，遭受伏兵襲擊，大敗而歸。李繼遷本人的左眼球被箭射破，敗退回靈州後不久，便與他的老對手宋太宗趙光義一樣，因箭傷發作死去，時年四十一歲。
臨終時，李繼遷一再囑咐兒子李德明主動上表歸順大宋，並且叮囑道：「一表不聽則再請，雖累百表，不得，請勿止也。」這自然是臥薪嚐膽、韜光養晦之計，因為此時党項的實力實在無法與宋朝進行長期對抗，之前連年的戰爭，已經使人畜大量減少，又缺乏必要的生活物資，党項軍民已完全陷入了困境。
李德明遵從了父親的遺言，數次派使者到宋朝朝貢，表示願意歸順，但卻開出了種種條件。宋真宗一味求和，一律批准，於是封李德明為定難軍節度使、西平王，享內地節度使俸祿，並賜襲衣、金帶、金鞍勒馬、銀萬兩、絹萬匹、錢二萬貫、茶二萬斤。而李德明非但拒絕了送子弟到宋朝為人質的要求，也沒有任何承諾，僅僅寫了一張誓表，表示臣服宋朝。
李繼遷死的這一年，他的孫子李元昊還不滿週歲，這一年也剛好是宋廷與遼國簽訂澶州之盟的年頭。這個一開始以党項的民族英雄出現在歷史舞臺上、令宋廷無比頭疼的党項人死後，對宋朝的威脅並沒有就此解除。伴隨著李德明、李元昊的崛起，党項逐漸成為宋朝西北的心腹大患。這是後話。
雖則最早發行交子的王昌懿受挫後離開了成都，但交子的故事還在繼續。張詠第二次知蜀時，已萌生將十六家發行的私交子收歸國有的想法，然由於寇準意外被貶出朝，他本人亦失去朝廷支援，不久即調離成都，官交子一事遂不了了之。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薛田任益州路轉運使，到任瞭解民間私交子的發行狀況後，即上書朝廷，請求將交子發行權收歸國有，但這一建議很長時間都未申報到朝廷。
這一年，剛好是張詠去世之年。蜀民聞之，皆罷市號坳。又將張詠遺像置於天慶觀仙遊閣，建大齋會，事之如生。
天禧四年（1020年），寇瑊任成都知府。因私交子所產生的民間訴訟激增，寇瑊不堪忍受，上書請求朝廷取締並禁止私交子發行。因不久後宋真宗去世，奏疏耽擱了下來。宋仁宗即位後，太后劉娥聽政，命薛田代寇瑊知益州，並與益州轉運使張若谷共度交子利害。薛田報道：「廢交子不復用，則貿易非便。但請官為置務，禁民私造。」認為如果廢除交子，對蜀地的商業貿易極為不利，但私交子問題很多，建議由朝廷設定交子務，禁止民眾私印交子。
宋廷接報後，經過討論，最終予以批准。薛田於是派兵查封了十六家交子鋪，銷燬了印版及印章，私交子正式宣告倒閉。
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十一月，宋廷正式在成都設益州交子務，由京朝官一二人擔任監官主持交子發行。並「置抄紙院，以革偽造之弊」，嚴格其印製過程，這便是中國最早由政府正式發行的紙幣——「官交子」。
官交子發行初期，形制流程完全仿照成都十六家所發行的私交子，面額依然是臨時填寫，加蓋本州州印，後來才改為五貫和十貫兩種。首屆官交子以本錢三十六萬貫為準備金，發行一百二十六萬貫。規定分界發行，每界三年，實足二年，界滿兌換新交子。交子由此堂而皇之地成為川陝四路的法定貨幣，與鐵錢相權而行。
交子的出現和流通開闢了貨幣史的新紀元，對後世的貨幣制度產生了深遠影響。到南宋時，紙幣會子已成為幣制的中心，與金屬貨幣同時在全國流通。北方金國也仿照南宋會子，設機構經營製造紙幣。
歷史彷彿一棵大樹，樹冠上開滿了光鮮亮麗的花朵，好比那些顯赫於時代的帝王將相。然真正滋養大樹的，卻是泥土下的樹根，恰如那些不被矚目的平凡民眾。
發明交子的並不是「宋初三大名臣」之一的張詠，也不是宋廷中任何一位能臣幹吏，而是普普通通的民眾。歷史即使未能記全他們的名字，但從來沒有忘記過——交子的光芒誕生於巴蜀，這塊生生不息的土地。王昌懿等人所創造的交子，帶來的不僅是交易上的便利，其敢為天下先的創新精神，亦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全文完）
————————————————————
澶州：今河南濮陽。澶州西有湖名澶淵，因而澶州也稱澶淵郡。
趙元份：宋太宗第四子，宋真宗弟，是歷史上頗為有名的「妻管嚴」。趙元份娶崇儀使李漢斌之女，婚後關係平常。李氏「悍妒慘酷」，宮中女婢小不如意，必加鞭杖，多有因此而致死者。而皇帝給趙元份妻妾的賞賜，李氏以正妻身份獨佔。不僅如此，王府大小事務都是由李氏做主。趙元份生病臥床，王府上下竟然無人過問。宋真宗親臨探視，發現沒有一個人在趙元份床邊伺候，不得不派自己的宮人為趙元份煮湯熬藥。儘管李氏如此惡劣，宋真宗憤怒至極，也沒有處置她，這自然是因為趙元份極力維護李氏的緣故。而趙元份對一個悍婦如此容忍，也可謂是咄咄怪事了。趙元份莫名死後，李氏毫不悲傷，形容十分可疑。宋真宗下令撤消她的封號，逐其出王府。趙元份的孫子趙宗實就是後來的宋英宗。
蕭撻凜：蕭太后族兄弟，遼國名將，曾擒獲宋名將楊業，楊業絕食自殺而死。床子弩即為弩炮，一架弩炮往往聯裝兩張弓或三張弓，利用多弓的合力發射箭矢，勁力遠勝於單弓。使用床弩計程車兵稱為「床子弩手」。張弩時，床子弩手用粗壯的繩索把弩弦扣連在絞車上，搖轉絞車，張開弩弦，安好巨箭。放射時，要由床子弩手用大錘猛擊扳機，把箭射向遠方。北宋的《武經總要》載有多種多弓床弩，其中最為強勁的三弓床弩又稱「八牛弩」，需百餘人絞軸張弦，箭矢「木幹鐵翎」世稱「一槍三劍箭」，大概狀如標槍，三片鐵翎就像三把劍一樣。床弩也可發射「踏橛箭」，成排成行地釘在城牆上。攻城兵士藉以攀緣而上。宋太祖開寶年間，魏丕曾對床弩作了改進，射程又大為提高，「舊床子弩射止七百步，令丕增造至千步」。宋代一步合1.536米，千步有1536米，這是古代射遠武器所達到的射程最高紀錄之一。
白溝河：今河北巨馬河。
澶淵之盟是中國歷史上的著名事件，對整個北宋王朝具有非比尋常的意義，甚至有人認為澶淵之盟「影響了中國思想界及中國整個歷史」（蔣復璁語）。一方面，這是一個在宋軍佔有優勢的局面下籤訂的屈辱性條約；另一方面，這個屈辱性的條約卻給宋遼邊境帶來了長達百年的和平，極大地促進了兩國經濟、文化的發展。
霸州：今河北霸縣。安肅軍：今河北徐水。廣信軍：今河北徐水東。朔州：今山西朔縣。
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年）春，宋朝與西夏正處於交戰時期，遼國遼興宗想乘機落井下石，派使者宜徽使蕭特末和翰林學士劉六符帶著國書到宋朝，明目張膽地索取瓦橋關（今河北雄縣西南）以南十縣之地（即後周世宗柴榮北伐契丹時奪回的領土）。同年四月，契丹精銳騎兵雲集在幽、薊（今京、津及河北部分地區）一帶，聲言如果宋不割地，就要興師南下。當時趙宋「守內虛外」的積習已深，加上宋軍與西夏交戰屢戰屢敗，宋仁宗早已經厭倦，一心想找機會和解，如今契丹乘機索要關南之地，宋仁宗更是應接不暇。朝議時，宰相呂夷簡認為遼國名為要地，不過是想多要歲幣而已，提議主動增加歲幣，來換取契丹關南之地的條件。於是生性軟弱的宋仁宗不顧恥辱，屈服於契丹訛詐，派使者富弼出使遼國。最終，以每歲增加銀十萬兩、絹十萬匹，宋遼雙方「通好如故」。遼國此後不再提歸還關南十縣之地的要求，但澶淵之盟中所定歲幣一律稱「納」，宋朝有些大臣計較「納」字是否妥當，但宋仁宗採納了晏殊的建議，允許稱「納」，同時宣告所增加的歲幣是關南十縣之地的賦稅收入。一個「納」字，徹底意味著宋朝喪失了與遼國的政治平等地位。此事還不僅僅是多納了二十萬繒金那麼簡單，「當時不深計之，其後費而不可止」。不少史家認為當時契丹不過是虛聲恫嚇，並不是真有南侵之意，宋仁宗、呂夷簡「許與過厚，遂為無窮之害」。
紙幣在流通中的購買力受流通量的限制，如果流通的紙幣數量大於商品交換中的實際需要量，紙幣就會貶值，因而所以發行量是紙幣的關鍵。紙幣根據其信用種類可以劃分為兩種：一種是隨時可兌換的紙幣，如之前的私交子；另一種是不兌換的紙幣，如宋徽宗時的錢引。這種紙幣是國家強制流通的，有國家信用支援。前一種紙幣因為有金屬貨幣的準備量，發生貶值的可能性較小。但後一種由於沒有準備金，國家靠信用發行，不受金屬貨幣準備量的限制，在流通中僅僅是個介質，因而容易貶值。宋代紙幣發行，經歷了可兌換紙幣和不兌換紙幣兩個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