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雙手抱著肚子，手指交錯。「事實上，」他說，「我們不斷收到求助資訊，電話、信件和電子郵件的數量，遠遠超過我們的處理能力。在這個國家，最終被推翻的刑事定罪數量非常少，而每一次上訴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資源，所以你必須有所選擇。一些學生很難理解這一點。
「嘉娜就是其中之一。她被一個案件吸引了，一個本地案件——加里·迪恩·普魯伊特案。他被裁定謀殺了妻子。雖然證據不足，但普魯伊特是個情況很不妙的被告。他是高中教師，與以前的一個學生有染，這足以使他不被陪審團同情。妻子凱西發現了他有外遇，他承認他們為此爭吵過。但據他說，妻子在一個週六下午憑空消失了，開車離開後，再也沒回來。
「凱西·普魯伊特也是一名教師。警察開始搜尋她的時候，發現她的車停在她任教學校附近的一條街上。三個星期後，他們在城郊野地裡發現了她的屍體。她先被刺傷，然後被悶死了。他們很早就懷疑加里·普魯伊特，他們搜查他的車時，在後備廂裡發現了他妻子的幾縷頭髮。但這是他們找到的唯一能將他與她的死亡聯絡起來的實物證據，而且這根本算不上是什麼決定性的證據。普魯伊特的律師聲稱，這些頭髮來自後備廂中的一條毯子，普魯伊特和妻子常在野餐時用這條毯子。」
「他們如果只有這麼點證據，怎麼能定他的罪呢？」我問。
出乎我的意料，託利弗的眼角漾起笑意。「他們不只有這麼點證據，」他說，「他們還有拿破崙。」
「拿破崙？」
「他叫拿破崙·沃什伯恩，信不信由你。他的綽號叫坡。」託利弗向西望去，太陽正在那裡向樹頂處下墜，「坡·沃什伯恩是個小混混，」他說，「入店行竊，小偷小摸。他因為常偷腳踏車臭名遠揚。後來他因為犯了更嚴重的事被抓了：他偷了一輛車。他面臨真正的刑罰。他在縣監獄裡等待判刑——與此同時，加里·普魯伊特也在等待審判。他們被關在相鄰的監室裡。沃什伯恩稱，有一天他們聊了起來，普魯伊特承認殺了妻子。」
「你覺得沃什伯恩說的話是真的嗎？」
「很難說。但教訓是，你如果是嫌疑人，那麼除了律師，最好不要和任何人聊案子。不要和最好的朋友聊，不要和警察聊，也不要和你在監室裡認識的人聊。這是個常識性的原則，但人們總是忘記它。」
他張開雙手，希望我能認同。我點點頭。我沒對他說自己昨晚和一個警探聊了幾個小時的事。
「所以沃什伯恩在審判中為所謂的‘認罪’作證，」託利弗說，「而陪審團投票判定被告有罪。加里·迪安·普魯伊特正在服無期徒刑。」
「你覺得他是無辜的嗎？」我問。
「我不知道。他聲稱自己是無辜的。」
「然後他向你求助——聯絡了你的‘無辜者計劃’組織？」
笑意又回到託利弗的眼睛裡。他搖搖頭。「怪就怪在這裡，」他說，「那個腳踏車慣偷打了電話給我們。」
「沃什伯恩？」
託利弗點點頭。「接電話的是嘉娜——這是2月中旬的事。很顯然，坡·沃什伯恩正在受良心的折磨。他告訴嘉娜，沒有什麼監室裡的認罪，那是他編的。嘉娜對普魯伊特的案子做了點調查，發現證據太薄弱了，所以把它交給我。我告訴她，我們得跳過這個案子。」
「為什麼？」
託利弗用一隻手掌摸了摸頭髮。「因為有些現實是你必須接受的。你不可能拯救所有人。你必須權衡機率。在大多數這類案件中，定罪被推翻，是因為有dna證據。誰也不能和dna爭論。dna不匹配，就等於你抓錯了人。但在普魯伊特案中，沒有犯罪者的dna。普魯伊特的妻子並沒有受到性侵。
「再來說監室裡的認罪。假設那是沃什伯恩編造的。你必須讓法官相信，他以前說的是假話，現在說的是真話。然後你還必須證明，沒有監室裡的認罪，法官就不能定加里·普魯伊特的罪。但這可不一定。就算你能證明這一點，普魯伊特還是不能重獲自由，還是不行。你最多隻能讓他被減刑。
「最重要的因素是時間。普魯伊特的妻子是在不到兩年前被殺害的，普魯伊特是去年春天被定罪的。如果不是他乾的，那麼他一直在遭受著可怕的不公正。而有些人幾十年來一直在遭受同樣的不公正。時間不應該成為接案條件，但它確實重要。如果不能幫助每一個人，那你就努力幫助那些等待時間最長的人。」
託利弗把腳從花盆上拿下來，朝我傾過身來。「2月份的時候，我對嘉娜也說了上述所有觀點，」他說，「嘉娜不開心。我不能怪她。我也不開心。」
「但她沒有放棄這個案子。」我說。
「是的。所以她上上個週日到這裡來了，再次試圖說服我，」他皺眉，「但她收穫了個黑眼圈，因為羅傑太調皮了。」
「但是你沒改變主意？」
「是也不是，」他說，低頭看著露天平臺的木板，「我沒有作出什麼承諾，但說我會和坡·沃什伯恩談談。我想我至少可以做這件事。」
「那麼你和他談了嗎？」
「是的，在電話裡談的。談得不好。我問他是否願意在宣誓書上簽字——關於他謊稱普魯伊特認罪這件事——他沒有直接給我答案。‘我想做對的事，’他告訴我，‘但很難知道什麼是對的。而且我需要確定，你能夠照顧我。’」
「他是什麼意思呢？」我問，「他害怕告訴你真相會發生什麼對他不利的事嗎？」
託利弗抬頭看著我。「這是個暗示：如果他改變說法，有人會不喜歡。但這個暗示也和錢有關。他談到自己想要個新的開始。‘我必須離開這個城市，’他說，‘所以要花不少錢。’最後我直截了當地向他提出這個問題：‘普魯伊特到底有沒有向你認罪？’‘你需要我說什麼，我就說什麼，’他告訴我，‘只要你願意照顧我。’」託利弗聳聳肩。「談話就這樣結束了。我知道他並非想幫助加里·普魯伊特。他聯絡我們，是因為他想從這個案子上弄點錢，他作為證人是沒有用處的。」
我看著託利弗對著花盆彎下身，摘了一片三葉草。
「你把這次談話告訴嘉娜後，她說了什麼？」我問他。
「我沒告訴過她，」他說，「我前天看到她了，本來想告訴她。但我知道她會失望的。她最近有點不一樣了，似乎比以前更快樂了。我問她發生了什麼事，她說她認識了一個人。‘他叫什麼名字？’我問。‘大衛。’她告訴我。所以今天在外面的皮卡上看到你的名字時，我就知道你是誰了。」他在指間揉了揉三葉草，然後把它彈開，「所以我們聊到這裡了，嘉娜走了。警方有什麼線索嗎？」
我思考著該如何回答他。我能提供給弗蘭克·莫雷蒂的唯一線索就是樹林裡的一根冰棒棍。
「我不是特別清楚。」我說。
託利弗從椅子裡站起來。羅傑仍在院子裡歡騰：它正在鐵鏈柵欄下面刨土。
「你應該小心一點兒，」託利弗說，「男朋友總是會成為嫌疑人。」
我本想說大學生受害者的教授也是如此。
他掏出錢包，拿出一張名片遞給我。「最好離警察遠一點，」他說，「如果有需要，打電話給我。」
我站起來，接過名片，思考著羅傑·託利弗對我的態度。他是對的：我是嫌疑人。但他似乎一點也不懷疑我。也許這是辯護律師的守則：每個人都應該被假定為無罪。也許他相信嘉娜的判斷力，認為她不會和一個會謀殺她的人扯上關係。或者他知道我是無辜的，因為他清楚地知道在嘉娜身上發生了什麼事，因為他就是那個把雙手放在她喉嚨上的人。
我們站在夕陽下他家院子裡的木製露天平臺上，我想不出個所以然。
「你覺得是誰殺了她？」我問他。
這個問題似乎讓他很驚訝。「我不願意瞎猜，」他說，「可能是隨機犯罪。她住的那個地方……」他撇了撇嘴，好像不需要再說什麼了。
「有沒有可能是坡·沃什伯恩？」我問。
他皺起眉頭。「沃什伯恩沒有暴力犯罪記錄。我不知道他的動機是什麼。」
我緊追不捨。「有沒有可能是沃什伯恩害怕的那些人呢？」
「他們為什麼要殺嘉娜呢？」
「他們想讓沃什伯恩閉嘴，嘉娜想讓他開口。」
我的這個想法讓他有些不快。我可以從他的姿勢和眼睛裡看出這一點。但這可能是裝出來的，如果是裝出來的，那麼他演得很好。
「我覺得沃什伯恩在編瞎話，」託利弗說，「他想證明向我要錢是合理的。我不相信他真的面臨什麼危險。」他的眉頭又皺了起來，「你認為我錯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