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倫是個可愛的男孩。」莉迪亞·弗萊徹說。「他有點……」我尋找合適的詞彙，「緊張。」
我在敲她家門時已經想好道歉的話：我不想打擾她。我可以以後再來。但她歡迎了我，並堅持要煮咖啡。她為我們兩個人都倒了一些咖啡，用的是精美的瓷杯。
「哦，他的人生比較艱難，」她說，「因為……」她的手指轉了一圈，指向嘴巴。我想到沃倫的傷疤。
「兔唇，」她輕聲說，「天生的，醫生們盡其所能治療了，但其他孩子總是取笑他。嘉娜沒這麼做過。她對他全心全意，儘管她本可以有……其他朋友。」她已經開始要說「更好的朋友」，但控制住了自己。
我們在狹長的客廳裡相對而坐。在葬禮上，莉迪亞·弗萊徹穿的是黑色毛衣和裙子；她現在還穿著毛衣，不過裙子換成了牛仔褲。她有和嘉娜一樣的棕色眼睛和捲髮，不過她的頭髮裡有些灰色。她五十歲左右。
我可以看出她此前一直在哭，但她已經整理好心情，現在看起來很自在，或者說在這樣一棟房子裡那已經是她所能做到最自在的狀態了。因為這房子有些不對勁、不協調的地方：傢俱很舊；我的椅背上沒有掛著印著百合花的織物，但我想這樣的房子裡應該有百合花；一部分牆壁上貼著牆紙；沒有貼著牆紙的那部分牆壁上嵌著廉價木條，掛著古董鏡子和油畫——畫著別墅和燈塔的油畫。
邊桌上有些嘉娜的照片——入學照——但沒有其他東西可以表明這裡曾經住過孩子，甚至連我們喝水的杯子也好像時空錯位了：它們脆弱而精緻，裝飾著複雜的幾何圖案，就像哥特式大教堂的窗戶。這是七十歲老太太的杯子。
我嚐了口咖啡，加了些糖。我指了指房間，說：「這就是嘉娜長大的地方？」
莉迪亞·弗萊徹點點頭。「我可以帶你去她的臥室，但那裡沒什麼可看的。她在離開的時候帶走了所有東西。沒帶走的東西全被她扔掉了，但我有照片。」她迅速站起來，消失在走道盡頭，片刻後帶著一本厚厚的相簿回來了。
她在咖啡桌上開啟相簿，然後拍拍身邊的沙發靠墊，請我坐過去。我端著咖啡坐過去。
「這是我和嘉娜的父親。」照片上有個漂亮的女孩，她穿著扎染的衣服，梳著辮子。她旁邊是一個身材高挑的黑人男子，笑容可掬。嘉娜的父親身穿斜紋軟呢外套，戴著圓形金屬框眼鏡。
他在本地的大學裡任教，莉迪亞告訴我，他是來自蘇丹的客座教授，她是他的學生。那時候，莉迪亞想學歷史。
「在我懷孕之後，一切都泡湯了。」她說。
嘉娜的父親在嘉娜出生前就離開了這個國家。他的簽證一直都是臨時的。他本想回來，但一年後死在喀土穆街頭的抗議活動中，成為防暴警察的受害者。莉迪亞·弗萊徹從大學輟學，回來和母親同住。莉迪亞的母親是個面相嚴厲的女人，留著蜂窩狀的頭髮——我們現在待的這棟房子就是她的。
「我母親的這張照片拍得不好，」莉迪亞對我說，「她有時候還是會笑的。她把我從悲傷欲絕中拯救出來，讓我住在這裡。而且她把嘉娜照顧得很好。」
嘉娜看起來的確被照顧得很好。在照片中，她總是笑容燦爛。在一張照片裡，她是個穿著高幫運動鞋的假小子，待在樹上；在另一張照片裡，她騎著腳踏車，牛仔褲的膝蓋部分有補丁；還有張照片拍的是過萬聖節的嘉娜，她是拿著光劍的萊婭公主，旁邊是胖乎乎的沃倫·芬恩，他打扮成了天行者盧克。
這些照片都有故事，莉迪亞·弗萊徹講了這些故事。她說了很多細節：誰來參加生日聚會了，他們帶了什麼禮物；去羅切斯特的動物園玩過好幾次；去蒙特利爾做學校要求做的田野調查。
嘉娜在高中時開始了戲劇表演。我知道她演過《皆大歡喜》，但她也演過其他的：《我們的小鎮》《紅男綠女》《不可兒戲》《大鼻子情聖》。嘉娜演大鼻子情聖的妹妹羅克珊，身穿白色長袍，頭髮上插著鮮花，顯得格外空靈。
高中畢業後，嘉娜進了日內瓦城的大學。「她拿到了其他大學的錄取通知，」莉迪亞·弗萊徹告訴我，「她可以去那些大學唸書，但她留下來幫我。我母親病了，腎病，必須有人每週帶她去透析三次。」
所以嘉娜一邊照顧外祖母，一邊在大學裡孜孜求學。她主修心理學。她在大學裡一直是個好學生，演了更多的戲。我看到了照片：她是《暴風雨》中的米蘭達，《無事生非》中的貝特麗絲，《武器與人》中的瑞娜。
我們來到嘉娜大學生活的尾聲——嘉娜站在草坪前面，穿著學士服，戴著學士帽——我們的咖啡早就涼了。莉迪亞收走咖啡杯，又拿著一瓶酒和兩個盛著冰塊的平底杯回來了。
「大衛，你喝威士忌嗎？」她問。我告訴她我不喝。
「你介意嚐嚐嗎？」
她需要威士忌，因為在嘉娜大學畢業後，事情變得棘手。在母親的祝福下，嘉娜申請了法學院——也申請了戲劇專業，但沒有告訴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