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比那兩個警察到得早，但也只不過早幾分鐘而已。剛把藍色的制服換好，門鈴就響了。我開啟門讓雷和羅倫進來。雷的臉色不太好，羅倫的神情則是陰晴不定。雷先進來，大拇指往肩後一指。「那傢伙快把我逼瘋了，伯尼，」他說，「你向他解釋為什麼他不能跟我們一起去。」
我看著羅倫，他的眼睛卻瞄向我腳上的褐色休閒鞋，倒不是他對這雙鞋子有什麼意見，而是因為他就是要低著頭看地下。「我覺得我也應該去，」他說，「如果出了什麼事，怎麼辦？」
「不會出什麼事的，」雷說，「我和伯尼去看個地方，然後離開那裡，回到這裡，伯尼把裝備還給你，你和我回家數錢。你帶雜誌來了嗎？」
「我帶了本書。」
「那你就坐在沙發上讀書，那張沙發很舒服，先前我坐過。你讀書的時候身上還掛著那麼多傢伙？」
羅倫深深地吸氣、吐氣，吸氣、吐氣。「假如出了什麼事呢？假如這雙子座的人又出怪招呢？你和我在紐約市又隔得天南地北，雷，這該怎麼辦？」
「弗蘭克斯福德的公寓在東區，」我說，「跟這裡是同一個區。」
沒人搭理我的這句話。羅倫不住地描述各種意外，從交通意外到突然有市民遭到攻擊等，不一而足。雷對他說，發生這種情況時三個警察——兩個正牌和一個冒牌貨——混在一起會更怪，還不如一個真警察和一個假警察的組合好。
「我不放心。」羅倫說，「如果你們想聽實話的話，我告訴你們我覺得會有意外。」
「如果你跟來的話，你和伯尼兩個人只能一人佩槍、一人佩警徽，對了，還只有一個人有帽子，我的老天。」
「那是另外一回事。我坐在這裡，沒有警徽、沒有槍，天哪，我不知道，雷。」
「門已經鎖上了，你坐在空的客廳裡，到底要槍幹什麼？難道你怕蟑螂不成？」
「沒有蟑螂，」我說，「這幢公寓很乾淨。」
「聽到沒有，」雷說，「這裡沒有蟑螂。」
「誰怕蟑螂？」
「我以為你怕。」
「我就是沒個主意，雷。」
「坐著吧，你這個渾蛋，把裝備交給伯尼。伯尼，他也許喝點酒就不會那麼緊張了，對不對？」
「對。」
「你這裡有酒嗎？」
我到廚房去找威士忌，出來的時候，手裡除了酒瓶還有酒杯和冰塊。「最好不要。」羅倫說，「我正在值勤呢。」
「天哪！」雷說。
我說：「這樣吧，我放在這裡——如果你要的話，羅倫。」他點點頭。我係上他的槍帶，還試了試，確定槍很穩妥地插在槍套裡，免得它掉出來讓大家難堪。我伸手摸了摸身後那塊又冷又重的頑鐵，真沒想到它是那麼可怕的東西。「媽的，這玩意兒有沒有一噸重啊？」我說。
「什麼？槍啊，你會習慣的。」
「屁股後面有塊這個東西，想要直著行走都很難，那麼重。」
「不用多久你就會習慣的，少了它，你還會覺得像沒穿衣服一樣。」
我從羅倫那裡接過那根被磨得鋥亮的黑色警棍，還甩了兩下，打在手掌上。這根木頭很平滑，打磨得很仔細。雷教我怎麼把警棍掛在身上，才不會鬆鬆垮垮的老是打到自己的小腿。最後我別上警徽，把帽子戴正。我走到臥室，照了照鏡子裡的自己，這次我覺得自己真的像個警察了。
帽子當然是關鍵，但是警徽、配槍、警棍和手銬也在我身上起了微妙的變化，改變了我的態度，讓我更適應我扮演的角色。我把警棍從鉤子上取下，試著轉了轉，再把它掛回到鉤子上。我一度想把槍從槍套裡拔出來，但隨即打消了這個念頭。我想，我唯一射得到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大腳趾。我也創造了一個奇蹟，在別警徽的時候竟然沒有刺到肉。
我回到客廳，意氣風發，一副警察派頭，好像已經準備好下令叫哪輛車別擋路、叫交通車流暫停，或是到小餐館裡吃頓霸王餐。雷也注意到了我的變化，他從我的帽子看到腳上的鞋子，緩緩點了點頭。「這樣可以了。」他說。
就連羅倫都不得不承認：「他們是天生的演員。」
「你說賊啊？」
「雙子座的人。」
「天哪，」雷說，「我們趕快離開這裡。」
坐上警車後，他說：「我們現在進去是沒問題的。那是犯罪現場，門戶封鎖起來了，我們要撕掉封條，等出來之後再貼張新的。進出都要登記，所以別搞什麼鬼。」
「這是標準程式嗎？」
「對。封條是防止閒雜人等隨意進出的，當然擋不住想進去的人，但是不撕掉封條，你就沒法進去。已經有兩三批人進去過了，所以封條也重新貼了好幾次。我查過記錄。」
「哦？誰進去過？」
「還不是那些人。攝影師和化驗室的人在還沒上封條之前進去過。沒過多久，攝影師又進去了一次，但沒有待很長時間。也許是因為第一次的照片拍得不好，也許是因為檢察官要他拍別的房間。你根本不知道檢察官要把什麼東西拿到法庭、要把什麼東西當作證物。然後助理檢察官也去了一次，可能是想親身感受一下現場吧，還帶了兩個兇案組的探員。雖然這是我們轄區裡的案子，我們也不可能把案子放給他們辦，但他們例行公事，還是得過來看看，也許會發現什麼蛛絲馬跡和他們正在偵辦的案子有吻合之處。然後，可能也是為了類似的原因，不是曼哈頓，而是哈得孫河另一邊的地區檢察官也派人進來——」
「什麼時候的事？」
「我不知道，有什麼區別嗎？」
「哪裡的檢察官？布魯克林還是皇后區？」
「布魯克林。」
「布魯克林的檢察官是誰？」
「國王郡的檢察官是——媽的，我忘記他的名字了。」
「是不是邁克·迪巴斯？」
「對了，是迪巴斯。怎麼了？」
「他的人是什麼時候進去的？」
「謀殺案發生後到今晚之前吧。這有什麼問題嗎？」雖然在超車，他還是看了我好一會兒。「哪有人他媽的把車停在街道中間的？」他抱怨說，「伯尼，你是怎麼想到迪巴斯這號人物的？」
「不是我。我想弗蘭克斯福德和他有聯絡。」
「怎麼說？」
我想了一會兒，現在非常確定是誰到我家去了，而且是在搜完弗蘭克斯福德的公寓之後。然後呢？然後就沒有然後了。如果他是先派人到東六十七街，再派人到西端大道，我的思路還可以理得出來，但就算如此，也不能證明什麼。不過，話得說回來，就算是順序倒過來，也不會毀掉我的推測。
該說的說了，該做的做了，現在唯一重要的變數就是藍盒子了，不管我能不能找到。
「最後會證明它很重要。」我說，「到底迪巴斯派的是什麼人，他們究竟是什麼時候進去的？」
「一查記錄就知道了。」
「你可以查到嗎？」
「現在不行，待會兒當然沒問題。」
「它一定在這裡。」我說。
「呃？」
「沒什麼。」
我認識那個門衛。但他不認識我，我想聖誕節的時候一定要意思意思。他替我們開了門——跟前兩次他替我開門一樣。雷和他聊天的時候，他還攔下了兩個面生的人。很明顯，上次他放我進去，被狠狠地訓了一頓，幸好他們沒開除他，我很替他高興。
他沒有再看我。我穿著制服站在雷旁邊，誰會注意呢？
我們和一個穿著像教士的人一塊兒上了電梯。我覺得他有點怪怪的，我和真警察已經有點差距了，他則更不像教士。連警察都是假的，當然世上的其他事情也不能視為理所當然。我突然想到，教士的衣服對賊來說，倒是個很好的掩護，只要走得快些，沒有哪個門衛會想攔你。不過，如果你是在郊區作案就沒什麼用了，在那種地方最重要的是不要吸引別人的注意。當然，在城裡的公寓樓是另外一回事。
在郊外的住宅區，郵差的制服是最理想的。當然，很多人認識專門負責某一區的郵差，但也有專門處理包裹、掛號信或是別的東西的郵差從你身邊經過，你就未必認識。
「你在想什麼，伯尼？」
「在想生意。」我說。我們在三樓下了電梯，那個舉止可疑的教士繼續住上。我站在雷的身邊，他正在撕封條，然後，他掏出鑰匙開門，我則伸出手指按門鈴。門鈴響了，雷卻瞧著我，一臉難以置信的表情。
「這是規矩。」我說。
「警方的封條在門上，你難道認為裡面有人嗎？」
「你也不能確定吧？」
「神經病。」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規矩。」我說，「這是我的。」
「天哪。」他挑出一把鑰匙，插進鑰匙孔。我一眼就看出來不是這把，果然不合。他又試了另外一把，這次可以了。
「你看了也許覺得很好笑，」他說，「用鑰匙。」
沒多久之前，我用了達拉的鑰匙，現在我們用了弗蘭克斯福德的鑰匙，這兩天我唯一闖的空門竟然是我自己的公寓。
「上次我開啟這道門，」他說，「門的另外一邊有個賊。」
「上次我開啟這道門，臥室裡面有具屍體。」
「希望今天晚上我們兩個還能有新體驗。」
他用鑰匙順時針轉了半圈，推開門。他說了一句我沒聽清楚的話，走了進去，摸著開關，開啟了燈。然後他轉身叫我進去，但我站在原地沒動。
「進來啊，」他說，「你在等什麼？」
「這門沒鎖。」
「當然沒鎖，我剛開啟了。」
「你只挑開了彈簧鎖，所以鑰匙只轉了半圈鎖就開了，可是這種鎖有一個鎖死的裝置，如果鎖好了的話，你要轉一圈半才打得開。」
「那又怎樣？」
「前一次進來的人，沒有用鑰匙鎖上鎖死裝置，只是把門帶上就走了。」
「那又怎樣？也許鑰匙在他的搭檔手上，而那人去按電梯了，所以那傢伙把門帶上就算了，也許他根本就沒有想到要用鑰匙把門鎖好。很多人都是這樣的，他們才懶得把鎖裡的什麼……鎖死裝置鎖好。」
「我知道，有的時候我可以省下不少時間。」
「反正這公寓也不是他的，反正他要把封條貼在門上，他哪裡會管什麼裝置。別費心思琢磨這個了，伯尼。」
「對。」我說。我拼命回想，想抓到記憶裡陰暗深處那細微、快速的一瞬。「我按過那個鎖鈕。」我說。
「你說什麼？」
「我上次進來，除了關門之外，還把門把上的鎖死裝置轉了過去。這樣的話，你就可以在裡面把鎖死裝置扣好。」
「那又怎樣？」
「你和羅倫用門衛給你的鑰匙進來的時候，你應該先轉一整圈開啟鎖死裝置，再轉半圈挑開彈簧鎖，這才能把門開啟。」
「隨你怎麼說吧。」雷說，他有點不耐煩了，「你隨便說說，我就隨便聽聽。伯尼，我根本不記得到底轉了幾圈才把門開啟，特別是我不知道門的另外一邊是什麼人的時候，我哪裡知道是你？這到底有什麼關係？不知道你在那裡嘮叨什麼。你說你要進來的，但如果你只是站在門邊說鎖的事情，像個瘋子一樣——」
「你說得一點也沒錯。」我說著走了進去，把門帶上，轉動了門把上的鎖死鈕。
公寓跟上次看到的沒什麼不同。如果到我家翻箱倒櫃的人真是迪巴斯派來的，那麼他一定是派了兩個比較和氣的人到弗蘭克斯福德家來。當然，到我家的那兩個是非法入侵，也不可能會有什麼記錄，但到這裡的人可不一樣，必須有搜尋令，進出也得登記。所以弗蘭克斯福德的書都還在書架上，衣服也平整地擱在衣櫥和抽屜裡。沒有人割破他的傢俱、掀起他的地毯，或是把畫從牆壁上拿下來。
這實在很不公平。以替別人解決麻煩和勒索為業的弗蘭克斯福德，現在是兩手空空撒手西歸了，他不可能再讀書、穿衣服，甚至不會再住在這個地方了，但這地方卻保持得整整齊齊。而我呢，房間裡的東西我全都用得著，但他們卻這樣對待我。
我把這不公平的對待方式強行擠出腦海，集中心思搜尋這個地方。我從臥室開始。地板上的東方地毯——我說不出來到底是哪一種——上有個粉筆畫出來的人形，標示屍體的位置。他就躺在左邊的牆角，伸開的雙腿直抵門邊。頭所處的位置有一些褐色的痕跡，凌亂的床上也有類似的褐色斑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