櫃檯上的告示說建議的捐獻金額是兩塊五。「你可隨意捐多或捐少，」上面還勸告道，「但一定要捐一點。」我們前面的那個人「當」的一聲丟下一枚一角硬幣。職員便開口告訴他關於建議的金額，不過這傢伙沒接受。
「你自己看看這張告示吧，小子。」他面帶不悅地說，「你們這些害蟲要拿這事來煩我多少次？好像這是你們自己的錢一樣。他們沒讓你們從捐獻裡抽佣金吧？」
「還沒。」
「喂，我是個藝術家。那一毛錢已經足以讓我傾家蕩產了。你們要不好好接受它，以後我就只捐一分錢。」
「哦，你不能這麼做，特恩奎斯特先生。」那位職員促狹地說，「這會讓我們的預算整個垮掉的。」
「你認識我？」
「每個人都認識你，特恩奎斯特先生。」一聲沉重的嘆息，「每個人都認識。」
他拿起特恩奎斯特先生的一毛錢，給了他一個用來別在衣領上的黃色小別針。特恩奎斯特轉過身來，把別針別在他西裝外套的前胸口袋上。外套是二手廉價店裡買的，顏色是某種灰，跟他那條二手廉價店的長褲配在一起還算協調。他微笑著，露出一口參差不齊、被煙燻得變色的牙齒。他的頭髮是生了鏽的棕色，稀稀落落的山羊鬍則比較偏紅，也多摻了幾抹灰色，看上去有兩三天沒刮鬍子了。
「自以為是的繡花枕頭。」他忠告我們，「這些人全是這樣。別聽他們的屁話。要是藝術會被嚇倒的話，就不是藝術了。」
他向前移動，我放了一張五美元的鈔票在櫃檯上，換來兩個別針。「藝術家。」職員意味深長地說。他用手指點點另一個告示，上面說十六歲以下的兒童無論有沒有大人陪同都不得入內。「我們應該修訂一下我們的制度。」他說，「小孩、狗，還有藝術家一律不準進入。」
我比卡洛琳醒得早，起來第一件事就是到西七十二街的烈酒店去買一瓶加拿大俱樂部牌威士忌。我把酒帶到賽德爾太太家，在門上敲了敲，確定沒人應門之後自己進去，把那瓶酒拆封，將一盎司左右的酒倒進水槽，再蓋上瓶蓋把酒放回我前一天晚上找到那瓶酒的地方。我把自己送出門，在走廊上遇到了赫施太太，她的嘴角永遠叼著一根點燃的香菸。我到她公寓裡喝了杯咖啡。她煮的咖啡棒極了。我們談起了地下室裡的投幣洗衣裝置這個老話題。她對烘乾機頗為惱火，因為不管上面的刻度如何，那些機器只有兩種溫度——「開」和「關」。我不滿的是洗衣機，對付襪子像吃豆人一樣貪婪。關於我剛剛才從賽德爾太太家走出來的這件事，我們兩個都沒提起半句。
我回到自己的公寓裡，一邊動手煮壺咖啡，一邊聽著卡洛琳在浴室裡嘔吐。她出來的時候臉色有點發青，抱著腦袋坐在沙發一角。我衝了個澡，颳了鬍子，出來後看見她正沮喪地盯著一杯咖啡。我問她要不要阿司匹林，她說她不介意來幾顆強效的泰諾，但我家沒有。我吃了早飯，她沒吃，我們都喝了咖啡，然後電話就響了。
一個不帶口音的女人聲音說道：「羅登巴爾先生？你跟你朋友談過了嗎？」
我想指出這個問題隱含著侮辱之意，這表示對方認為我只有一個朋友，認為我是那種朋友不可能超過一個的人，有一個就很走運了，而且這個朋友變聰明之後八成會棄我而去。
我說：「是的。」
「你準備好付贖金了嗎？二十五萬美元。」
「你不覺得這數目有一點高嗎？我知道如今的通貨膨脹實在可怕，我也瞭解緬甸貓的行情走俏供不應求，但是——」
「這錢你準備好了嗎？」
「我家裡儘量不放那麼多現金。」
「你能弄到？」
電話鈴一響卡洛琳就坐到我旁邊來了。我一手按在她的胳膊上讓她安心，一邊對著電話說：「咱們就別再鬧了，嗯？把貓送回來，我們就不追究，否則——」
否則什麼？我要是知道我能有什麼威脅就奇怪了。但卡洛琳沒給我機會。她緊緊抓著我的手臂，說：「伯尼——」
「我們會把貓殺了。」那女人說，音量突然放大了許多，帶著口音。聽起來的效果讓人想起某種維也納糕點廣告和二戰電影裡某個似乎在德國有親戚的傢伙。
「咱們都冷靜點。」我對她們兩人說，「沒必要使用暴力。」
「如果你們不付贖金——」
「我們兩個人都沒有這麼多錢。這個你們一定知道。現在你何不說說你們究竟要什麼？」
對方停頓了一下。「叫你朋友回家去。」
「請你再說一遍？」
「她信箱裡有東西。」
「好吧。我會跟她一起去，然後——」
「不行。」
「不行？」
「你留在原地。會有人打電話給你。」
「但是——」
咔嗒一聲。我坐在那裡看著話筒，過了好幾秒鐘才掛上。我問卡洛琳有沒有聽到對方說什麼。
「我零零碎碎聽到幾個字。」她說，「和昨晚是同一個人。至少我認為是。反正口音是一樣的。」
「她講到一半才改口的。我想她一開始是忘了，然後才想起來她應該裝出一副有威脅性的口氣。要不然就是她一興奮就會脫口而出。我不喜歡讓我們各自單獨行動。她要你回你的公寓，我留在這裡。我不喜歡這樣。」
「為什麼？」
「嗯，誰知道她想幹什麼。」
「我反正是要到市中心去的。十一點有客人要帶一隻雪納瑞來。媽的，我沒有多少時間了，對吧？我現在這腦子，實在沒辦法面對雪納瑞。幸好是一隻迷你雪納瑞，要是在這種時候我還得洗一條巨型雪納瑞，那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好了。」
「路上回你公寓一趟，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我會抽時間的。反正我也得回去喂尤比。你覺得會不會——」
「怎麼樣？」
「會不會尤比也被他們帶走了？也許這就是他們要我回公寓的原因。」
「他們叫你去看信箱。」
「哦，天哪。」她說。
她離開後，我開始整理阿普林收集的那些郵票。我想這麼做大概很冷血，因為阿齊命在旦夕，但即便如此它也還剩八條命，而我想的是儘快把阿普林的郵票處理得看不出原主。我把燈開啟，坐在廚房的桌子旁，準備了郵票夾、一盒半透明玻璃紙封套，還有一本斯科特目錄，然後把郵票從塑膠襯袋移到封套裡，每次一組，再在封套上加註適當的說明。我沒有浪費時間去估計價格。那是另外一項任務，可以回頭再說。
我正埋頭處理喬治五世時代千里達及托巴哥的高價郵票時，電話響了。「這個信箱到底有什麼屁事？」卡洛琳質問道，「裡面除了一張賬單之外什麼也沒有。」
「尤比還好嗎？」
「尤比沒事。它看起來茫然若失，形單影隻，而且它的心可能都快碎了，不過除此之外它還好。那個納粹有沒有再打電話？」
「還沒有。也許她說的是你店裡的信箱。」
「那裡沒有信箱。只有門上開了一條縫而已。」
「嗯，也許她搞錯了。你去洗那隻薩路基獵犬吧，等等看接下來會怎麼樣。」
「不是薩路基獵犬，是雪納瑞，而且我知道接下來會怎麼樣。我會溼淋淋的一身狗味。你有他們的訊息就打電話給我，好嗎？」
「好。」我說。十五分鐘後電話響了，是那個神秘的女人。這次沒口音了，也沒有曲折離奇的遁詞。她說我聽，她講完後我坐在那裡想了一分鐘，然後撓撓頭又想了想。最後我把阿普林的郵票收起來，打電話給卡洛琳。
現在我們在畫廊二樓的小房間裡。我們一字不差地遵照那個來電者的指示，此刻站到了一幅看起來十分眼熟的畫作前。
畫旁的牆上有一塊長方形的青銅小牌子，標明瞭下列資料：
彼埃·蒙德里安，1872-1944。《色彩構圖》，1942。油畫，86×94cm。j.麥克倫登·巴洛夫婦捐贈。
我把尺寸記在我的隨身小筆記本里。如果你還堅守傳統，沒學會用公制單位思考的話，這數字換算成美製單位大約等於三十五乘三十九英寸，高度比寬度長。背景是白色，不知是被時間還是畫家本人加進了一點灰色調處理。黑色線條在畫布上縱橫交錯，把畫面分隔成正方形和長方形，其中好幾塊塗上了原色，兩塊紅，兩塊藍，還有長長窄窄的一條黃。
我跨近一步，卡洛琳一把抓住我的手臂。「別把它調正，」她勸阻我，「這樣掛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