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城中心的金融區時，正值午餐時間。狹窄的街上擠滿了人。證券交易員和辦公室女郎，還有那些自由企業當中不可或缺的小齒輪，人人拿著細長的香菸從左手換到右手，一個勁地把煙吸進他們那小小的資本主義大腦。穿著三件式西裝的中年男人對眼前的景象不斷搖頭，鑽進酒吧裡尋求庇護與慰藉。
我打了一個電話，沒人接。於是我也加入了在午餐亭前排隊的人群，買了兩個三明治和一杯咖啡，裝在棕色紙袋裡。我拎著紙袋，走到梅登巷一幢十層樓辦公大樓的大廳。我還戴著那頂帽子和那副牛角框眼鏡，手裡提著那個先前讓傑瑞德十分失望的空寵物提籃。我在進入電梯之前停下來，在進出登記簿上籤下唐納德·布朗這個名字，註明我要去的地方（七○二室）以及到達時間（十二點十八分）。我坐電梯到七樓，然後爬了一層樓梯，先前所寫的那些東西除了時間之外都是假的。我找到了我要找的那間辦公室。門上的鎖比起魔方來實在太缺乏挑戰性了。我放下寵物提籃，一隻手拿著裝午餐的紙袋，另一隻手開門。
進入辦公室，我坐在其中一張有假木頭紋路桌面的金屬辦公桌旁，把紙袋裡的午餐拿出來。我開啟一個三明治，拿出裡面夾的燻牛肉片和火雞肉片，撕成小塊，在桌面上堆成一堆。我把另外一個三明治吃了，喝完咖啡，在曼哈頓的電話簿裡查了一個號碼，然後開始撥號。是一個女人接的電話，那個聲音很熟悉，但我要絕對肯定，於是便問納撒尼爾在不在。對方說我打錯了。
我另外又打了幾個電話和一些人交談，然後撥了○說：「我是唐納德·布朗警官，警徽號碼二三○九四，請你幫我查一個沒有登記的號碼。」我把人名告訴她，然後把我打的這部電話的號碼念給她聽。她不到一分鐘就打了回來，我把她給我的號碼抄下來。我說：「謝謝。哦，那這部電話的地址是？」於是她把地址給了我。那地址我不用抄。
我撥了那個號碼。一個女人接電話。我說：「我是伯尼。你不會相信我有多想你。」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她說。
「啊，親愛的。」我說，「我茶不思、飯不想——」
電話咔嚓一聲結束通話了。
我嘆了口氣，撥另外一個號碼。經過一番轉接，一個熟悉的聲音傳來。「好了，說，」對方說，「你怎麼知道的？」
「知道他們找到了速可眠？」
「水合氯醛，歷久不衰的麻醉藥酒。你怎麼會看一眼一個頭被打扁的人，就猜出來有藥物？就連在《昆西》裡，他們也都還要做檢驗、用顯微鏡來看呢。」
「我在籌劃一個新的影集，《通靈的病理學家伯尼·羅登巴爾》。」
我們彼此說了一些相當愉快的話。我掛上電話，然後又打了幾個，接著翻了幾個書桌抽屜，仔細查詢檔案櫃。抽屜和櫃子裡的東西我都沒動。然後我把午餐袋、包裝紙、那個燻牛肉火雞三明治的麵包和空咖啡杯都丟進垃圾桶。我開啟帶來的籃子，幾分鐘後我把蓋子蓋上扣好。
「我們走嘍。」我說。
出去的時候，我看了看錶，在登記簿上寫下離開的時間是十二點五十一分。
太陽出來了，於是我換上太陽鏡，乘計程車到百老匯和約翰街交會口。我給了司機一個在西村的地址。他最近剛從伊朗來，英文講得結結巴巴的，對曼哈頓的地理概念非常模糊，於是我就幫他指路，結果我們兩個都迷路了。但最後我們到了一條熟悉的街上，然後我付了車費，讓他離開。
我進入一幢從沒來過的建築物，用一張卡片開啟了門廳裡上鎖的門。我穿過門廳，走到另一扇鎖著的門前，這扇門通往後院。門鎖不是問題，我用半截牙籤插在彈簧扣栓裡將它卡住，這樣回來的時候麻煩就會更少了。
院子裡有一些垃圾桶和一片無人打理的花園。我穿過院子，翻過一道通往另一個院子的水泥牆，朝一扇窗子裡窺探，然後開啟窗再關上。我提著籃子往回走，爬過水泥牆重新進入那幢建築，拿下那半截牙籤，最後回到街上，走了幾個街區之後，上了另一輛計程車。
回到窄廊畫室，傑瑞德開門讓我進去，看著我手上的籃子。「你還拿著它。」他說。
「你說對了。」
「現在裡面裝滿黑貨了吧？」
「你自己看。」
「還是空的。」
「嗯。」
「你要用它做什麼？」
「什麼也不做。」我說。
「什麼也不做？」
「什麼也不做。你留著它吧。我提著這討厭的玩意兒到處跑已經夠了。」我走到他母親身邊，她在打量一幅畫布。「看起來很好。」我說。
「當然。算我們運氣好，蒙德里安那時候沒有丙烯酸可以玩，否則他一年可以畫出五百幅畫。」
「你是說他沒畫出這麼多？」
「沒這麼多。」
我伸出一隻手指碰碰顏料。「乾的。」我說。
「而且已經準備妥當。」她嘆了口氣，拿起一把有著彎曲刀鋒、看來很嚇人的東西。我想這是一把油布刀。我不是油布做的，但我絕對不會想去惹一個手上有一把這東西的人。
「這麼做實在有違我的本性。」丹妮絲說，「你確定要這樣？」
「我肯定。」
「差不多一英寸？就像這樣？」
「這樣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