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梅西公園，」亨麗埃塔·泰勒小姐說，「是狂濤怒海里的一片綠洲，是莎士比亞警告過我們的人世禍殃中的避風港。」她的嘴唇間透出一聲嘆息，是那種思考過狂濤怒海里的一片綠洲後的嘆息。「年輕人，」她說，「如果沒有這片上蒼賜福的綠洲，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我還真不知道我該怎麼辦哪。」
上蒼賜福的綠洲是一座位於曼哈頓東二十幾街的私人公園。公園有柵欄圍繞，那是七八英尺高的黑色鑄鐵柵欄。鎖上的大門謝絕沒有法定權利的人士入內。只有那些住在公園周圍，而且付了公園年度維護費的人，才能分配到可以開啟鐵門的鑰匙。
此刻和我並排坐在綠色長凳上的亨麗埃塔·泰勒小姐便有這樣一把鑰匙。我們坐在一起的大約十五分鐘裡，她已經告訴了我她的名字，還有她大半生的歷史。假以時間，我很肯定她會告訴我她出生後發生在紐約的所有事情——而據我推算，應該是在拿破崙滑鐵盧慘敗後的一兩年。亨麗埃塔小姐是個討人喜愛的老太太——她的確是，而且她還戴了頂有面紗的可愛的小帽子。我奶奶以前就老愛戴有面紗的小帽子，這玩意兒時下已不多見。
「沒有狗，」亨麗埃塔小姐正在說，「公園不允許狗進來，我實在太高興了。城裡就剩這個地方可以不用邊走邊看著腳底下的人行道了。狗真是討人厭的動物，隨處拉撒髒東西。貓就講究多了，不是嗎？倒也不是說我希望腳下就有一隻。我一直不明白大家為什麼非把動物引到家裡不可，我可連皮大衣都不想要。那種東西就應該留在林子裡，待在它們該待的地方嘛。」我很確定亨麗埃塔小姐不會對陌生人這樣講話。不過陌生人就和狗一樣，在格拉梅西公園裡是找不到的。能在公園就表示我這個人正直可敬，表示我有高薪職業或者穩定收入，表示我是「我們」的一員，而非「他們」。我的衣服當然也是刻意挑選的，以強化這個形象。西裝是深灰和淺灰格紋的熱帶毛紗料。襯衫是淺藍色的，配上附有紐扣的中號領子。領帶的底色是海軍藍，上面劃過銀色和天藍色的條紋。我腳邊的公文包是可可色的超級亮皮輕便款式，花了某人很大一筆錢。
總的看來，我像是在無聊的辦公室裡忙完一天，然後跑到公園透透氣的單身漢。也許我先前在哪兒喝過一杯馬提尼提了提神。這會兒我是在溫煦的九月傍晚透透氣，準備待會兒快步回家，回到我那裝置齊全的公寓，往微波爐裡扔一份速食晚餐，喝上一兩罐啤酒，然後在電視上觀賞大都會隊險勝客隊。
嗯，倒也不全是這樣，亨麗埃塔小姐。
沒有忙碌的一天，沒有無聊的辦公室；沒有馬提尼，因為準備上工前我連瓶塞的味道都不讓自己聞一下。我寒酸的公寓裡既沒有微波爐，也沒有速食晚餐，而且自從大都會隊把西弗賣給別的隊以後，我就不再看他們比賽了。我的公寓在上西區，離格拉梅西公園幾英里之遙，我也沒為超級亮皮公文包付出半分錢，那是幾個月前我擅自拿走一位出門在外的紳士的錢幣收藏時順手牽羊得來的。我很確定這個公文包花了他很大一筆錢，而且上帝也知道，我拎著它踏著華爾茲步出門時，那裡面可是塞滿了錢幣。
怎麼，我連進公園的鑰匙都沒有？我是用了靈巧的德國回爐鋼片。大門上的鎖好開得驚人。奇怪，怎麼就沒有其他人偷偷開門進來，享受一個小時沒有狗、沒有陌生人的清靜時光。
「繞著公園一個勁地跑，」亨麗埃塔小姐說，「這會兒那邊就有一個。你看到了嗎？」
我看到了。她說的那個傢伙大概和我差不多年紀，三十四五歲，不過頭髮掉了大半，也許就是跑步跑掉的。他這會兒正在跑，或者是慢跑，總之是在動。
「這種人你早也看到晚也看到，冬天夏天都跑個沒完。冷天他們就穿那樣的一套，我想是所謂運動服吧。灰濛濛的，一點都不好看。今晚暖和些他們就穿棉質短褲。你說那樣健康嗎？」
「要不他們幹嗎要跑？」
亨麗埃塔小姐點點頭。「不過我沒法相信這對人有益，」她說，「看起來不舒服。你不幹這種事的，對吧？」
「每隔一陣我是會想到要起來動一動。不過我通常都是吃兩顆阿司匹林躺下來，這個念頭一會兒就飛走了。」
「明智之舉。不說別的，看起來就可笑嘛，那麼可笑的事怎麼可能對人有益。」她的嘴唇間又一次溜出嘆息，「幸好至少他們只能在公園外面跑，不能在公園裡面。對這點我們要心存感激。」
「就像狗一樣。」她看著我，眼睛在面紗後發光。
「怎麼，對啊，」她說，「就是像狗一樣。」
七點三十分，亨麗埃塔小姐微微打起瞌睡來，慢跑的人也跑到別處去了。說得更確切些，一名留了淡金色及肩長髮、穿著印花上衣和小麥色牛仔褲的女子走下了西區格拉梅西公園十七號前面的石階，看了看手錶，然後朝二十一街的轉角走去。十五分鐘過去了，她還沒回來。除非這幢建築裡有兩名符合上述描述的女人，否則她應該就是克里斯特爾·謝爾德里克——著名牙醫克雷格·謝爾德里克未來的前妻。要是她已經出了她的公寓，那就輪到我進去了。
我走出公園——這不需要鑰匙或德國回爐鋼片就能辦到——穿過街道，手裡提著公文包，爬上十七號的臺階。樓有四層高，是希臘復興派建築中的代表作，建於十九世紀初。依我看，原先四層樓只住一戶人家，全家的雜物和舊報紙都堆在地下室。可是由於生活水準日益下降——這話我敢說亨麗埃塔小姐也同意——現在每層都住著不同的人家。我研究了一下玄關處的四個門鈴，略過標著亞門、波洛克和拉芬威爾的那幾個——這三個名字合起來，倒挺像專門設計工業園區的建築師事務所——按了標著謝爾德里克的鈴，走進去。
用的是鑰匙。「那婊子換了鎖，」克雷格告訴我，「不過她要是換掉樓下那把鎖，鄰居肯定會罵死她。」這把鑰匙是省了我幾分鐘時間，因為那鎖還挺像個樣。我把鑰匙放進口袋，走向電梯。不過電梯裡有人，梯籠正朝我降下。我可不太想看到亞門或波洛克——拉芬威爾住在一樓——然後又想到電梯裡面有可能就是他，他剛上屋頂花園澆完水，這會兒正要回到樓下。也罷，我沿著走廊繼續往前，走到了樓梯處，爬上兩段鋪了地毯的樓梯，來到克里斯特爾·謝爾德里克的門前。我按了兩下門鈴，聽著裡面的叮噹聲，又敲了幾下門——完全是為了保險起見。然後我把耳朵貼在門上，聽了一會兒之後便移開耳朵準備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