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哼。」
「哦！」她的臉色忽然亮了起來，「上床前我和他通過電話。我記得當時在播約翰尼·卡爾森的節目。也沒說什麼特別的事，只是互道晚安，但他那時在家。這算是不在場證明嗎？」
「是你打給他的？」
「他打給我的。」
「那可算不上什麼證明。只有他知道是從哪兒打給你的。警方可不認為殺人兇手會在意對一個漂亮小姐撒謊。」
她又開口說話了，然後在下嘴唇上咬出一個猩紅的小印子。嘴唇顏色誘人，令人垂涎。要是讓我咬一口，我是不會反對的。
「伯尼？你該不會認為是他殺的人吧？」
「我很確定他沒有。」
「為什麼？」
我是有理由，但最好還是保密。「因為他不是那種人。」我說，這話顯然正合她意。她開始講述天下最好的牙醫克雷格·謝爾德里克這個話題，把他說成了一個我還真想會一會的人物。
我決定改變話題。「我們知道他無辜，對他的幫助並不大，」這是一種轉變的方法，「得警察知道他無辜才行，而最簡單的辦法就是：他們知道還有別人有嫌疑。而除非你上了東方快車，否則一具屍體通常只對應一個兇手。」
「你是說我們應該自己動手辦案？」
是嗎？「呃，我還沒想到這一點，」我邊說邊找退路，「但我希望能多瞭解內情。我想知道案發時間，也想知道克里斯特爾近來和哪些男人交往，而她被殺害的時候，他們又在哪裡。另外我也想知道誰有強烈的動機。克雷格的動機是不少，這事你知、我知、警察知，可是像克里斯特爾·謝爾德里克那樣交遊廣泛的女人，肯定有幾個敵人。說不定是她哪個情人的太太或女友打翻了醋罈子。總之可能性多得數不清，天知道該從哪兒開始。」
她看著我：「幸好我打了電話給你，伯尼。」
「呃，天知道我能幫上多——」
「我真慶幸。」她的眼睛發亮，接著她的眉頭忽然皺了起來，眼睛眯起。「我剛剛想到一件事，」她說，「你原本打算週六晚上到克里斯特爾的公寓行竊的，對吧？設想一下，要是兇手選了那個時間動手，結果會怎樣？」
我們就不要想象這種事情了吧，吉莉安。「但克里斯特爾昨晚在家，」我提醒她，小心翼翼地幫她換擋，把她引向安全的方向，「我無論如何都不會在那時去的。」
「哦，對啊。我只是想到——」
不管她想到了什麼，她沒有機會把那句話說完，所以也永遠不會留下記錄。這時傳來清脆的砰砰聲，有人在用力敲打外面大門的毛玻璃。「開門，」是頗具權威的職業化的聲音，而且還做了補充說明——依我看有些多餘——「警察。」
吉莉安臉色煞白。
我呢，則做了這種情況下唯一能做的事——毫不猶豫地抓住她的肩膀將她拉過來，和她熱烈擁吻。
敲門聲還沒停。
呃，去他的。我們的熱吻還沒結束。
指美國費城獨立廳的大鐘，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鳴此鍾宣佈美國獨立，一八三五年被損壞。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說《東方快車謀殺案》中，一具屍體有多個兇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