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德里康普頓斯大學醫學院，有一間解剖學博物館，是由國王卡洛斯三世建立的。大部分藏品都來自朱利安·德·貝拉斯科醫生從19世紀初期到中葉的收藏。貝拉斯科醫生對待自己的工作很認真。正如威廉·哈維解剖了自己父親和姐姐的屍體，從而發現了血液迴圈的奧秘，貝拉斯科醫生也把自己女兒的屍體做成了木乃伊。
長方形的展廳中放置著許多玻璃盒子，裡面是各種展品：兩具巨大的骨骼、胎頭的蠟制模型等。展廳的一端還有兩個模型。它們以誇張的姿態站在那裡。沒有了皮膚的遮擋，參觀者便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肌肉和筋腱的動態。維薩里、巴爾韋德、埃蒂安納，還有他們的前輩、同輩、後輩，都致力於研究這一領域的知識。米開朗琪羅、達·芬奇等藝術家也根據自己參與解剖的經驗畫下了一些沒有皮膚的人物。
他們創造的形象並不只是解剖範例，還以自己的方式展現出人類的缺陷、人體承受痛苦的能力，以及死亡。他們警告我們，追求肉體的快樂是徒勞的，今生永遠充斥著疾病、痛苦和死亡，只有來世才擁有美好的承諾。
在18世紀的佛羅倫薩，解剖學模型的製造達到了巔峰。在修道院院長菲利斯·方塔納的贊助下，解剖學家和藝術家們開始用蜂蠟製作雕塑。解剖學家們提供屍體，藝術家們給屍體澆上液體石膏，製作出模具。他們將一層層的蠟放入模具中，必要時用豬油改變蠟的溫度，從而形成分層，體現出人體組織的透明感。
然後，他們用線、刷子和針管筆將人體的輪廓和紋理刻畫出來，再一根一根地新增眉毛和睫毛。波倫亞畫派藝術家萊利用真實的骨骼作為蠟像的框架。奧地利皇帝約瑟夫二世非常喜歡這些模型。他訂購了1192個模型，用它們來推動本國的醫學教育發展。而阿姆斯特丹雅典學院的解剖學教授弗瑞德里克·魯謝則使用化學固定劑和染料來儲存自己的標本。他在家中展出了許多不同姿態的嬰兒、兒童骨骼，以提醒我們生命的短暫。
然而，展示真實的人體最能震撼人心。人體解剖的公開展覽吸引了大量觀眾，其中有些以此為樂。表面上，他們是為了學習；實際上，他們認為解剖是公開處決的延伸。1752年，英國的《謀殺處置法》宣佈允許殺人者的屍體被解剖，讓解剖和處決建立了更直接的聯絡。死後的解剖成為對罪犯的進一步懲罰，因為這樣他們就無法被埋葬。1832年，《解剖法》允許對窮人的屍體進行解剖，將富人對窮人的剝削延伸到了死後。
隨著科學的發展，死亡與解剖之間的關係也越發密切。那麼痛苦呢？為什麼人們在文藝復興時期會對女性的身體產生厭倦，從而引發了對摘除子宮的病態迷戀？痛苦、性和死亡都被包含在解剖的過程中。
身體的內部構造暴露在外面，便會讓我們想到死亡。但是，有多少人能親眼看見自己身體的內部構造呢？我們只能通過別人的死亡聯想到自己的死亡。即便如此，我們也只能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見證死亡和它的直接後果，比如戰爭、意外、謀殺。充滿鮮血的死亡能夠讓我們印象更加深刻。
雷切爾認為，旅人試圖用暴力、殘忍的方式打破這些限制。通過這種方式殺人，他讓死者們見證了自己的死亡，讓他們看到了自己身體內部的構造，使他們感受到了真正的痛苦，同時提醒其他人，死亡和死前的痛苦總有一天也會發生在他們身上。
旅人打破了折磨與處決之間的界限、身心上的好奇與虐待之間的界限。13世紀的《解剖醫學操作規範》中記載了一段隱秘的歷史：古代人不僅會對死者進行解剖，也會解剖活人。他們把死刑犯的手腳捆起來，慢慢肢解，先解剖四肢，然後是體內的器官。塞爾蘇斯和奧古斯丁也指控過活體解剖的現象，但至今依然受到醫學史學家的質疑，而旅人延續了這段歷史。
現在，旅人開始書寫自己的歷史，將科學與藝術結合起來，以自己的方式記錄死亡，在人類的心中創造一個地獄。
我們坐在雷切爾的房間裡，聽她解釋這一切。天黑了，外面傳來了音樂聲。
「我覺得摘除眼睛可能和‘無知’這一概念有關，代表著人們並不理解真正的痛苦和死亡。」她說，「但這也體現出，兇手本人與普通人擁有本質上的差異。我們在死亡之前，總會以各種方式經歷痛苦，經歷他人的死亡。他卻覺得只有他可以教會我們這些。」
「或許他認為我們對這些視而不見，需要被提醒。他想說，我們這些普通人是微不足道的。」我補充道。雷切爾點頭表示贊同。
「如果是這樣，為什麼要把盧蒂斯·豐特諾裝在油桶中？」安格爾問。他坐在露臺上，望著外面的街道。
「她只是習作。」雷切爾說。路易斯揚起了一側的眉毛，但是沒有說話。
「旅人認為他在創造藝術品：精心地展現出屍體的樣子，將它們與古老的醫學教材關聯在一起、與神話和藝術作品關聯在一起，讓屍體呈現藝術性。但藝術家也有最初的嘗試。詩人、畫家、雕塑家都會有一些習作，有些是正式的，有些是非正式的。他們的習作會影響日後的作品，但這些習作往往不會公開展出。他們可以在習作中犯錯誤——又不會被批評，也可以嘗試自己能做到什麼、不能做到什麼。或許這就是盧蒂斯·豐特諾對他的意義：一件習作。」
「但她是在蘇珊和詹妮弗之後死去的。」我輕聲補充道。
「他殺死蘇珊和詹妮弗，是因為想要殺她們，但結果並不理想。我想，在迴歸公眾視野之前，他用盧蒂斯進行了練習。」她避開了我的目光，「殺死瑪麗婆婆和她的兒子的理由就比較複雜，既是出於渴望，又是出於必要。這一次他的時間很充足，可以實現自己追求的效果。然後，他不得不殺掉雷馬爾，可能因為雷馬爾看到了他，也可能因為雷馬爾看到了某些東西，但他依然用雷馬爾發出了死亡警告。在某些方面，他很務實，充分利用了那些不得不殺死的人。」
雷切爾的話讓安格爾有些不高興。「我們通常是怎樣面對死亡的呢？」他說，「既然知道一定會死，我們便更想活下去，甚至更想做愛。」
雷切爾看了我一眼，然後繼續看筆記。
「我想知道，」安格爾接著說，「這個人想讓我們做什麼？他渴望死亡，認為來世更好，所以就希望我們所有人不吃不喝，也不再愛別人嗎？」
我拿起《聖殤》的插圖，檢視屍體的細節、詳細標記著名稱的內臟，以及男人和女人臉上平靜的表情。死在旅人手中的幾個人都沒有這樣的表情，他們的臉因痛苦而變得扭曲。
「他才不管什麼狗屁來世。」我說，「他只在乎能把一個人折磨成什麼樣子。」
我站起身，和安格爾一起待在窗前。樓下，那些狗在院子裡蹦蹦跳跳，嗅來嗅去。我聞到了食物和啤酒的味道，又想象著自己能聞到每一個路過這裡的人的味道。
「為什麼他不殺我們呢？還有你？」安格爾問。他原本指的是我，回答的卻是雷切爾。
「因為他想讓我們明白他的意圖。」她說，「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引導我們。他在嘗試以此和我們溝通，而我們是他的觀眾。他不想殺死我們。」
「只是現在還不想。」路易斯輕聲說。
雷切爾點了點頭，與我對視。「只是現在還不想。」她低聲贊同道。
我決定晚些時候在沃恩酒吧和他們碰面。回到房間，我給伍裡奇打電話，在他的語音信箱中留了言。五分鐘後，他就撥了回來，約我一小時內在拿破崙之家酒吧見面。
在將近晚上10點時，他按時赴約，穿著灰白色的斜紋棉布褲，胳膊上搭著一件配套的外套。一進酒吧，他就把外套穿上了。
「這裡好冷啊，還是說只有服務檯那邊比較冷？」他的眼角仍有睡意，由於沒有洗澡，身上散發著酸臭味。他已經不再像我的記憶中那麼自信。當時在珍妮·奧爾巴克的公寓，他從一群隱約懷有敵意的警察手中奪走了全部的控制權。現在，他看起來老了許多，也更加猶豫。拿走雷切爾的檔案不是他的行事風格。從前的伍裡奇或許也會將檔案帶走，但一定會先徵得我們的同意。
他給自己點了一瓶阿畢塔啤酒，給我點了一杯礦泉水。
「你能告訴我為什麼要到旅館蒐羅資料嗎？」
「我沒想沒收你們的資料，鳥哥，只是借用一下。」他喝了一口啤酒，看著鏡子裡的自己，似乎不太喜歡自己現在這副樣子。
「你原本可以徵得我們的允許。」我說。
「那你還會給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