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自己屬於體驗派作家。就像體驗派演員在扮演一個角色時始終沉浸在他的角色中那樣，我沉浸在小說里人物生活的時代裡、文化裡、世界裡。我在之前的小說創作中就有這樣的經歷，我覺得這種經歷豐富了我的人生。通過別人的眼睛看世界會改變並豐富我們的視角，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這本書而言，這是一件充滿了不為人知的快樂的事情。
經常有人問，我在寫作時進行的研究工作是否非常繁重，因為小說中要描寫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地點，常常還需要新增專業的、嚴謹的、可考的細節。對我而言，研究不是什麼艱難的工作，而是和我的創作融為一體的，我很難將兩者分開，而且我覺得研究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投入的過程，並一直樂在其中。
《魔鬼藏身處》讓我得到了很多快樂，也許你會覺得奇怪，因為這是一本陰暗的驚悚小說。但是我從中得到的快樂不僅來自講述了故事，而且還來自讓我著迷的中歐與東歐的民間傳說與神話故事，當然也包括人類潛意識裡的陰暗面。但是我喜歡這些素材，依靠寫作謀生的最大樂趣就是你可以無拘無束地沿著內心的道路走下去。就《魔鬼藏身處》而言，這些道路通向非常黑暗的地方。
讓故事順利展開的主要驅動力是榮格心理學、中歐的神話與傳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捷克斯洛伐克瀰漫著的種族緊張局勢。研究與寫作中的快樂是我如何將這些主題融合在一起。我選擇捷克斯洛伐克作為故事的發生地是因為無論從地理角度、民族角度、文化角度，還是心理角度，它都處於歐洲的最中心。尤其是波希米亞人，他們的心理十分複雜。他們生活的地方融合了凱爾特人、斯拉夫人、日耳曼人，以及猶太人的文化。他們最有創造力的作家弗蘭茲·卡夫卡的作品中充斥的荒誕主義、超現實主義、黑色幽默就是那個時代與那個地方的產物，我想這並不是巧合。
為了研究，我在布拉格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很多地方待過很長時間，小說裡只能體現這些研究的冰山一角：主要的研究是熟悉當地的民族、文化與歷史，而且很多研究在小說中並沒有體現，卻讓你在描寫一個地方、一段歷史、一個民族的時候充滿了信心，儼然成了那方面的專家。比如說，摩拉維亞人嘲笑波希米亞人說話的口音像在唱歌，我在小說中沒有寫，但這個冷知識是不是很酷呢？
所有的素材都需要在小說中糅合在一起，但是這本小說中，糅合的方式非常特別。很長時間以來，我只有個大概的思路，但是有一次在波希米亞旅行的時候，我突然想到了糅合的方法。當時我正在參觀卡爾斯坦城堡，是個淡季，天空陰沉沉的，城堡矗立在烏雲密佈的天空下。不得不說，即使在晴天，卡爾斯坦城堡也是這個星球上最讓人害怕的地方之一，甚至連最喜歡「營造恐怖氣氛」的吸血鬼德古拉都不會喜歡那裡。我在曾經屬於卡雷爾四世的城堡大廳想到了小說的整體佈局。卡雷爾在這座大廳接見大臣，王座的旁邊是兩扇巨大的窗戶，這樣和他說話的人就置身於一片光亮中，而他自己的表情和舉止都隱藏在陰影裡，讓別人無法捉摸。（這一情節我用在了對斯莫萊克的辦公室的描寫裡。）站在那兒的時候，我想，幾百年來，這裡一定隱藏了很多不為人知的故事與秘密。就在那時，我想到了糅合的辦法：我可以把城堡當成一個精神病院，想象出一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時期，這裡既是關著變態殺人兇手的監獄，又是躲避四處蔓延的更加變態的納粹主義的避難所。
有了時間，有了地點，我的小說差不多可以開始了，但是作為關鍵要素的斯拉夫神話和傳說還沒新增進來，它們必須要和波希米亞的森林有關係，和卡爾·榮格的心理學理論有關係。森林和榮格心理學是緊密聯絡在一起的。榮格的理論圍繞著神話與傳說的誕生，他認為神話傳說是集體無意識的一種外在表現形式。他的原型理論塑造了神話裡的主要人物——就本書而言，是文學作品中的神話人物。我對榮格很感興趣：他是一個心理學家，父親是個不信神的鄉村牧師，而他的祖父有傳聞說是歌德的私生子。他母親那一支，外公是個著名的神學家，曾經有過妄想症，學習過希伯來語，因為他深信這是天堂裡使用的語言，而且，和小說裡的多米尼克·巴託斯一樣，他也相信自己可以和死者交流。榮格的母親結婚之前，他的外公寫佈道詞的時候總是讓她站在身後——為的是不讓魔鬼看到他寫的東西。
研究斯拉夫神話故事的時候，我去了我最喜歡的一個地方。「波希米亞」這個詞來自古凱爾特人部落——波伊人，他們是生活在波希米亞最早的民族［同時也是生活在德國東南部最早的民族，當地話把那裡叫作百法利（baiovarii），後來就有了巴伐利亞/拜思（bavaria/bayern）這兩個地名］。在凱爾特人之後，日耳曼部落也來了，主要是蘇維匯人，再後來就是斯拉夫捷克人的入侵和統治。在之後的歷史中，日耳曼人和猶太人在此定居進一步促進了多民族聚居。不同文化、傳說、信仰的融合產生了極其豐富的神話故事。斯拉夫本身的神話故事又和挪威神話關係密切，很可能揭示了基輔羅斯曾經對斯拉夫民族有過深遠的影響。悠久、神秘、密不可分的神話故事讓我的小說有了可以和榮格心理學並駕齊驅的另一個素材。
我研究得越深，發現的黑暗寶藏就越多，比如說藏骨堂（即人骨教堂）——塞德萊茨的諸聖公墓——弗蘭蒂塞克·林特從事死亡藝術創作的地方。對歷史與文化的研究越是深入，我心中閃爍的念頭就越多，其中當然包括對波希米亞猶太人的種族屠殺。那場屠殺的殘忍程度與規模，以及對歐洲文化的浩劫一直在我的心頭揮之不去。我通過布羅喬娃在納粹入侵前的黑暗日子裡整天提心吊膽為這次歷史事件埋下伏筆。這類研究沒有帶給我任何快樂，只讓我心中感到不安，甚至是震驚，因為我們現在的生活中狂熱的民族主義與反猶主義有抬頭之勢。
在寫作的過程中，我遇到兩件特別有趣的事：第一件事是寫作進行到四分之三的時候，我用幾個真實的波希米亞、摩拉維亞、斯洛伐克城堡編了個奧盧城堡，還給它新增了不少黑暗的歷史，比如建造它不是為了居住，而是為了堵住地獄的出口。這些都是隨機編出來的，沒有參考任何現實的資料。然而有天晚上我在研究捷克城堡的時候，發現有個真實的胡斯卡城堡，它在建造的時候沒有設計廚房與住房，而是用巨大堅硬的地基堵住當時認為是地獄出口的一個地方。第二件事是我有一個專門研究哥特學的學者朋友，有一天他說他搞到了一本卡爾·榮格的《紅皮書》。我當然知道這本書了——榮格家族直到2009年才允許將此書出版，以免這本傳說中的書籍玷汙了榮格的名聲——但是從沒有見過。當我看到《紅皮書》和菲利普·斯特羅斯塔配有插圖的手稿是那麼相似的時候，我絕對是驚訝得嘴都合不攏了。我無法解釋，為什麼兩個完全虛構的事物，在現實中都有真實的樣本。
如果卡爾·榮格還活著，他也許會將之稱為「共時性」（synchroni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