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戴安娜·考珀不太瞭解，但是我早已心知肚明，不可能有一群人排著隊想要謀殺她。她是一個老婦人，獨居的寡婦，雖不是大富大貴，但也家境殷實。她是劇院的董事會成員，兒子還是小有名氣的演員。她有睡眠障礙，養了一隻貓。沒錯，她投資了一位製片人的戲劇，損失了一筆錢；僱用了一個有前科的清潔工，可是這兩人有什麼理由要勒死她呢？
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她撞死過一個小男孩，致使他哥哥重傷。這起意外事故是她粗心大意所致——她沒有戴眼鏡。而且，更過分的是，她肇事逃逸了。儘管如此，她還是被釋放了。如果我是蒂莫西·戈德溫和傑里米·戈德溫的父親，或者和他們有任何關係，我可能都會恨不得殺了她。而這一切恰好發生在十年前。好吧，九年零十一個月前。差不多。
這是一個明顯的謀殺動機。如果戈德溫一家當時住在倫敦北部的哈羅山丘，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沒有直奔那裡，我向霍桑表達了這樣的疑問。
「一步一步來，」他回答說，「我想先和其他人談談。」
「那名清潔工？」我們此時正坐在一輛計程車上，計程車繞過謝珀德-布什市廣場附近的環島，向艾頓駛去，安德莉亞·卡盧瓦涅克就住在那裡。霍桑還給雷蒙德·克魯尼斯打過電話，我們之後會和他見面。「你不是在懷疑她吧？」
「我懷疑她對警察撒了謊，是的。」
「還有克魯尼斯？他和這個案子有什麼關係？」
「他認識考珀太太。百分之七十八的女性謀殺案件都是熟人作案。」我還沒來得及打斷他，他就繼續說道。
「真的嗎？」
「你是電視劇編劇，我以為你早就知道了。」他按下車窗升降按鈕，開啟窗，點了一根菸，沒有理睬車內禁止吸菸的標誌。「丈夫、繼父、情人……從統計學上講，他們最有可能是兇手。」
「雷蒙德·克魯尼斯都不是。」
「他有可能是她的情人。」
「她看見了那個腦損傷的男孩，傑里米·戈德溫！她說她很害怕。我不知道你為什麼要浪費時間。」
「禁止吸菸！」司機衝著對講機不滿地咕噥了一句。
「滾開。我是警察。」霍桑鎮定自若地回答道，「你用的那個詞是什麼來著？套路。這是我的規矩。」他把嘴裡的煙撥出窗外，但是風又把它吹回了計程車裡。「從和她最親近的人著手，向外排查，就像挨家挨戶的走訪。你得從被害人的鄰居查起，而不是從巷尾的某戶人家。」他轉過頭看著我，再次質問，「你有意見嗎？」
「在倫敦閒逛似乎有點瘋狂，還是我掏錢。」我悄悄地補上了後半句。
霍桑沒再說話。
在經過一段似乎很漫長的車程之後，計程車在南艾頓莊園邊停下，幾處街區雜亂地分佈在這片區域，房屋星羅棋佈，聳立的塔樓在戰爭結束時如雨後春筍般陸續落成，如今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草坪、樹木、人行道、人造景觀——但總體效果令人沮喪，因為有這麼多房屋擠在一起。我們經過一座滑板公園，似乎多年無人問津，然後進入地下通道，牆壁上隨意畫著粗獷的塗鴉，首尾相連，彼此融合。沒有班克西的塗鴉作品。
一群二十多歲穿著連帽衫或運動衫的年輕人坐在陰影中，用陰沉懷疑的目光打量著我們。所幸，霍桑似乎認識路，我緊跟著他，不禁回想起海伊文學節上那個女人對我說過的話。也許這就是她口中所說的現實。
安德莉亞·卡盧瓦涅克住在其中一座塔樓的三層。霍桑事先給她打過電話，她知道我們要來。我看過警方卷宗，知道她有兩個孩子，但現在是下午一點半，孩子們應該都在學校。她的公寓打掃得很乾淨，但是面積很小，餐桌旁擺著三把椅子，電視前放著一張沙發，除此之外沒有多餘的傢俱。甚至最能言善道的房產中介也不好意思說客廳是開放式的。廚房與客廳融為一體，分不出哪裡是廚房的入口，哪裡是客廳的盡頭，這就是間一室一廳的公寓，我不知道他們晚上怎麼睡覺。也許孩子們睡在臥室裡，而她只能睡在沙發上。
我們和她隔著桌子面對面而坐。掛鉤上掛著鍋碗瓢盆，與後腦勺近在咫尺。安德莉亞沒有為我們提供茶水或咖啡。她在鋪著福米加塑膠貼面板的餐桌對面狐疑地盯著我們。她個頭嬌小，膚色偏深，本人比之前照片裡還要結實。她穿著一件t恤和破洞牛仔褲，一看就不是為了追求時尚而故意做出的設計。霍桑點了一支菸，她也接過一支，我只好看著他們吞雲吐霧，置身煙霧繚繞之中，暗暗揣度自己能否在身體被迫吸入二手菸導致病變前寫完這本書。
一開始，霍桑表現得很客氣。他用聊天般隨意的口吻慢慢引導她吐露提供給警方的口供。之前我已經描述過，她當時走進屋子，看到了一具女屍，然後徑直來到屋外報警，一直在外面等到警察來。
「你一定淋得很溼。」霍桑說。
「什麼？」她狐疑地看著他。
「那天早上在下雨——你發現那具屍體的時候。如果我是你，就會在廚房裡等。裡面也有電話，沒必要用自己的手機。」
「我去外面了。我全都說了。警察問我經過，我告訴了他們。」她的英語不是很好，她越是憤怒，就越是語無倫次。
「我知道，安德莉亞。」霍桑說，「我讀過你在警察局的證詞。但我大老遠從倫敦那頭過來和你當面交流，是因為我想讓你告訴我真相。」
一陣沉默。
「我說的是實話。」她的話聽起來沒有什麼說服力。
「不，你沒有。」霍桑輕輕地嘆了口氣，好像他打心底並不想這麼做，「你來這個國家多久了？」他問。
她神色立刻戒備起來：「五年。」
「給戴安娜·考珀工作了兩年。」
「是的。」
「你一週為她工作幾天？」
「兩天。週三和週五。」
「你有沒有告訴過她你遇到的小麻煩？」
「我沒有麻煩。」
霍桑悲傷地搖搖頭。「你遇到了很多麻煩事。在哈德斯菲爾德——你之前落腳的地方。入店行竊。一百五十美元的罰款，外加支付商品價格。」
「你懂什麼！」安德莉亞對他怒目而視。我暗自希望房間能再大一點，離她這麼近讓我有些不自在。「我吃不飽，沒男人。我的兩個孩子，小的四歲，大的六歲，餓著肚子。」
「所以你就從慈善商店偷東西。好吧，那家店名叫‘拯救孩子’。我猜你是按字面意思理解的。」
「不是……」
「而且這是你第二次犯罪，」霍桑趁她來不及否認，繼續說道，「你頭上還頂著有條件不起訴的帽子，要我說，你很幸運，那位法官當時心情不錯。」
安德莉亞仍然一副目中無人的表情。「我為考珀太太工作了兩年。她很照顧我，我不需要偷東西。我是誠實的人。我照顧我的家人。」
「好吧，你要是進了監獄，就沒辦法照顧家人了。」霍桑留出時間讓她慢慢消化這個事實，「你要是對我撒謊，這就是你的結局。你的孩子會被送去福利機構——或者被遣送回斯洛伐克。我想知道你拿了多少錢。」
「什麼錢？」
「你的僱主存放在《裡海王子》的鐵罐裡的錢。你知道里海王子是誰嗎？他是納尼亞傳奇系列中的一個角色。她的兒子達米安·考珀出演過那部電影。她把那個罐子放在廚房裡。我看過裡面，發現了幾枚硬幣。」
「沒錯，那是她存錢的地方。但不是我拿的。是小偷拿走了。」
「不對。」霍桑很生氣。他瞳孔的顏色更深了，夾著香菸的手攥成拳頭。「小偷去過那裡，沒錯。翻箱倒櫃，彷彿想讓我們知道他來過一樣。但這次不一樣。罐子被放回原處，蓋子也擰緊了。那人一定是在電視裡看過太多犯罪連續劇，還清理了罐子上的指紋。我想你不明白，罐子表面上一定會留下一些指紋。你的、你僱主的，所以我猜測，你從中取出了一沓鈔票，沒有留意硬幣。裡面有多少錢？」
安德莉亞悶悶不樂地凝視著他。我不知道她聽明白了多少。「錢我拿的。」
她終於鬆口了。
「多少錢？」
「五十英鎊。」
霍桑面露慍色：「多少？」
「一百六。」
他點了點頭：「這就對了。而且你沒有在外面等警察。外面下著瓢潑大雨，你為什麼要這麼做？我想知道的是，你還做了什麼？還拿了什麼東西？」
我看到安德莉亞內心在掙扎，她不得不做出決定，是承認有進一步的不軌舉動，卻可能讓自己鋃鐺入獄；還是冒著再次激怒霍桑的風險欺騙他？最後，她向理智低了頭。她站起來，從廚房抽屜裡取出一張摺疊起來的紙，交給了霍桑。他把紙展開，讀道：
考珀太太：
你以為你可以擺脫我，但我不會放過你。我向你保證，我說的這些只是開始。我一直在盯著你，我知道你最寶貴的東西是什麼。你要付出代價。相信我。
這是一封手寫信，沒有簽名，也沒有日期和地址。霍桑抬起頭，探究的目光從信上移開，落在安德莉亞身上。
「三週前，」她解釋說，「有人登門。他和考珀太太一起待在客廳，我在樓上的臥室，但我聽到他們在說話。他非常生氣……衝她大喊大叫。」
「什麼時候的事？」
「星期三，大約一點鐘。」
「你看清他的長相了嗎？」
「他離開時，我從視窗往外看，但是外面在下雨，他打著傘。我什麼也沒看見。」
「你確定是個男人？」
安德莉亞考慮了一會兒：「我想是的，沒錯。」
「那這個呢？」霍桑舉起手中的那封信。
「在她臥室的桌子上。」安德莉亞竭力表現得有些羞愧，但我想她只是害怕霍桑會對她做出什麼舉動。「她死後，我四處看了看，發現了這個。」她稍作停頓，「我認為是這個男人殺了蒂布斯先生。」
「蒂布斯先生是誰？」
「考珀太太養了只貓，是隻灰色的大貓。」她伸出手，給我們比了比它的大小。「她星期四給我打過電話，告訴我不要過來。她非常難過，說她的蒂布斯先生走了。」
「你為什麼要拿走這封信？」我問她。
安德莉亞看著霍桑，似乎是在徵求他的同意，無視我的問題。
霍桑點了點頭，把信折起來，塞進口袋。我們離開了。
「她拿走這封信，是因為她認為自己能從中賺一筆。」霍桑說，「也許她認識那個拜訪戴安娜·考珀，打著雨傘的男人。或是她以為能找到他。不過，她是個投機分子。她知道警方會調查這起謀殺案，覺得可以拿這件東西做做文章。」
我們在回程途中又打了一輛計程車，因為還有一個人要見：雷蒙德·克魯尼斯，劇院製片人。戴安娜·考珀去世當天曾與他共進午餐。我現在堅信這純屬浪費時間。霍桑口袋裡的線索一定可以確認兇手的身份。「你要付出代價。」這再清楚不過了吧？但他隻字不提與安德莉亞·卡盧瓦涅克的會面。霍桑陷入了沉思。實際上，不僅如此，他整個人都沉浸其中。這是我從他身上發現的一個品質，他是一個只有在專心辦案的時候才會生機勃勃的人。謀殺案件或其他惡性案件就是他的精神寄託，是他整個人「存在的理由」——這又是一個時髦的說法，我相信他一定不喜歡。
克魯尼斯與安德莉亞·卡盧瓦涅克生活的環境截然不同。他家就在大理石拱門後面，康諾特廣場附近。我一點都不驚訝這是一位劇院製片人的住處。這棟建築本身就像一個用紅磚砌成的舞臺，一個不可思議的二維空間。氣派的大門、完美對稱的彩繪窗戶。一切都是嶄新的，甚至金屬欄杆一側的垃圾箱也整齊劃一地排成一行。一段樓梯通往有獨立入口的地下室。上方還有四層。我猜想，眼前這處倫敦市中心、有五間臥室的房產，至少價值三千萬英鎊。
霍桑沒有什麼反應。他不耐煩地按著門鈴，彷彿對這裡懷有敵意。街上沒有行人。我有種感覺，這裡的房子大多是空的，是外國商人的財產。託尼·布萊爾不就住在附近嗎？作為核心地段，我之前從未真正涉足過這片特別的區域。完全不像身處倫敦。
每部經典偵探小說中都有一個管家角色。當門開啟時，我從未想過會在二十一世紀看到這樣一幕場景。克魯尼斯有一位管家，真實存在的，他穿著細條紋西裝，馬甲、手套一應俱全。他和我年齡相仿，深色的頭髮梳成後背的油頭，神情高貴，他一定每天都在練習，把表情做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