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這話什麼意思……樓梯上有裂縫嗎？」
「查理·梅多斯是個傻瓜。他的話沒什麼深意。」
「查理？可你叫他傑克。」
「大家都這麼叫。」
我們坐在富勒姆百老匯站附近的一家咖啡館外。幸運的是，陽光明媚，所以霍桑能抽菸。他已經瀏覽了一遍梅多斯給他的檔案，也和我分享了。裡面有戴安娜·考珀生前和死後的照片，前後的差異讓我感到震驚。安德莉亞·卡盧瓦涅克發現的那具屍體已經完全認不出是那個時髦精緻、熱衷社交、投資劇院、在梅菲爾上流餐廳吃午餐的女士。
我進門十一點鐘。是我開工的時間。我看見她，立刻知道出事了。
裡面附帶了安德莉亞的口供，原封不動地保留了她蹩腳的英語。還有一張她的照片：是個身材苗條的女人，圓臉，氣質偏中性，頭髮又短又硬，神色戒備地盯著攝像頭。霍桑告訴我她有前科，但我很難想象她就是殺害戴安娜·考珀的兇手。她身材太瘦小了。
裡面還有很多其他材料。我的確想過，就在這張桌子前，也許霍桑喝著咖啡，抽著雪茄就能把案子破了。但願他不會。如果發生這種情況，那這本書隨手翻幾頁就結束了。也許正是出於這種想法，我想先和他聊聊別的事情。
「你是怎麼認識他的？」我問他。
「誰？」
「梅多斯。」
「我們在普特尼的同一支隊。他的辦公室就在我隔壁，儘管我總是壓下火氣，有幾次我還是忍不住爆發了。」
「這是什麼意思？」
「當你不得不尋求其他團隊的幫助，或者挨家挨戶走訪，諸如此類的事。」霍桑似乎急於結束這個話題，「你想聊聊戴安娜·考珀嗎？」
「不想，」我說，「我想聊聊你的事。」
他凝視著桌子上攤開的檔案資料。他不必開口，這些就是他心中的頭等大事。但這一次，我要守住自己的主場，我心意已決。「我們的合作能繼續下去的唯一方法就是允許我進入你的生活。」我說，「我必須瞭解你。」
「沒人對我感興趣。」
「要真像你說的，我也不會出現在這裡，書也賣不好的。」
我看著霍桑又點了一支菸，這是我三十年來頭一次忍不住想為自己據理力爭。「聽我說。」我斟酌著用詞，「我要寫的不叫被害人的故事，也不叫犯罪故事，它叫偵探故事。之所以這麼叫是有理由的。我冒著很大的風險。如果你現在就把案子破了，我就沒有什麼可供寫作的素材。更糟糕的是，你要是破不了案，那這純粹是浪費時間。因此，瞭解你是很重要的。如果我瞭解你，從你身上發掘出一些凸顯人性的東西，至少能開個好頭。所以你不能毫不理會我問你的每個問題，你不能躲在這堵牆後。」
霍桑躲閃了一下。有趣的是，他臉色蒼白，用那雙孩子般的眼睛不安地打量著我，整個人看上去脆弱而無助。「我不想談論傑克·梅多斯這個人。他不喜歡我。出了事，他巴不得我滾蛋。」
「什麼事？」
「我離開警局的時候。」
他只說了這麼多，所以我暗暗記在心裡，想著之後再追問。顯然，現在不是合適的時機。我開啟隨身攜帶的筆記本，拿出一支筆。「好吧。趁這個工夫，我想問幾個關於你的問題。我甚至連你住在哪裡都不知道。」
他猶豫了，撬開他的嘴真是比鑽木取火還要難。「我在間士丘有個住處，」他終於開口說道，「開車經常會經過間士丘，倫敦東北郊，去薩福克郡的方向。」
「你結婚了嗎？」
「結了。」我能感覺到還有下文，但過了一會兒，他才繼續說道，「我們不在一起了，不要追問了。」
「你是球迷嗎？」
「我是阿森納隊的球迷。」語氣不冷不熱，我懷疑，如果他是球迷的話，也是非常隨意的那種。
「會去看電影嗎？」
「偶爾。」他開始有些不耐煩了。
「那音樂呢？」
「怎麼了？」
「古典？爵士？」
「我不怎麼聽音樂。」
我腦子裡一直在想莫爾斯，還有他對歌劇的熱愛，但是這種可能性也被打消了。「你有孩子嗎？」
他把叼在唇間的煙抖了抖，就像含著一枚毒飛鏢，我意識到我太用力、太急切了。「這是行不通的。」他不耐煩地說，這一刻，我輕易就能想象出他在警察局審訊室裡的模樣。他注視我的目光裡有近乎鄙夷的神色。「你想怎麼寫我就怎麼寫。只要你樂意，全都可以編。有什麼區別呢？但我現在或以後都不會和你玩什麼該死的大學生知識競賽。一個女人死了，有人在她家客廳裡勒死了她，眼下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事。」他一把抓過一頁檔案，「你要不要看看這個？」
我原本可以起身離開，把這一切拋諸腦後——而鑑於之後的遭遇，如果我當時就離開也許是更明智的選擇。但那時我剛從案發現場出來，感覺戴安娜·考珀就像是我的一位故人，出於某些原因——也許是因為那些我看過的照片，還有她死後的慘狀——我總覺得自己欠她點什麼。
我想要了解更多案情。
「好吧，」我說著放下了筆，「給我看看。」
那張紙上有一張截圖，上面是戴安娜·考珀死前給兒子發的那條簡訊。
我看見了那個腦損傷的男孩，我很害怕
「你怎麼想？」他問我。
「她簡訊還沒發完就被打斷了。」我說，「沒有句號，她沒來得及說她害怕什麼。」
「也許她就只是害怕。也許她太害怕了，以至於忘記在結尾處加上句號。」
「梅多斯說得沒錯，這沒有任何意義。」
「那麼也許這個會有所幫助。」霍桑又抽出三頁紙，是十年前刊登在報紙上的文章的影印件。
《每日郵報》
二〇〇一年六月八日，星期五
雙胞胎男孩在一起肇事逃逸的慘案中喪命。
孿生哥哥病情危急，但醫生說他有望康復。
八歲男孩正與死神搏鬥。他與孿生弟弟被一輛迎面駛來的汽車撞上，弟弟當場死亡，駕駛者肇事後逃逸，眼部患有近視。
傑里米·戈德溫受傷嚴重，顱骨骨折、大腦嚴重受損。他的弟弟蒂莫西當場死亡。
事故發生在星期四下午四點半，在肯特郡的海濱度假勝地迪爾。
這兩名形影不離的男孩當時正在回酒店的路上。二十五歲的保姆瑪麗·奧布萊恩與他們同行。她告訴警方：「汽車在拐角處轉彎時甚至都沒有減速，撞倒孩子們後，立刻開走了。我已經和這家人相處三年了，實在很痛心。我簡直不敢相信，她竟然都沒有停車。」
警察逮捕了一名五十二歲的女子。
《每日電訊報》
二〇〇一年六月九日，星期六
警方逮捕了撞死雙胞胎男孩的近視司機。
撞死八歲雙胞胎弟弟蒂莫西·戈德溫，致其哥哥重傷、生命垂危的肇事者名為戴安娜·考珀。考珀太太，五十二歲，是肯特郡沃爾默的居民，事故發生時正從皇家第五港口高爾夫俱樂部返回家中。
考珀太太在俱樂部和朋友喝過酒，當時並沒有違規行駛，目擊者證實她沒有超速。然而，她開車時沒戴眼鏡，在警察安排的視力測試中，在二十五英尺（約七點六米）開外，她看不清車牌號。
她的律師發表了以下宣告。「我的委託人一下午都在打高爾夫球，事故發生時正在回家的路上。不幸的是，她把眼鏡落在了俱樂部裡，但因為駕駛距離相對較短，她認為自己無須戴眼鏡也能勝任。她承認自己在事故發生後驚慌失措，徑直把車開回了家。但是，她完全意識到了自己的行為所造成的嚴重後果，在當天晚上案發後兩小時內投案自首。」
警方根據一九八八年《道路交通法》第一條和第一七〇條第二款、第四款，對考珀太太提出指控。她面臨危險駕駛致死和沒有在事故現場停車兩項指控。
考珀太太所留的住址是沃爾默，利物浦路。她的丈夫在飽受病痛折磨後已經去世。她二十三歲的兒子達米安·考珀是一名演員，曾在皇家莎士比亞劇團演出，最近一次參演了戲劇《生日聚會》，在西區上演。
《泰晤士報》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六日，星期二
肇事逃逸司機無罪釋放，家庭呼籲修改法律條款。
八歲男孩在肯特郡海邊小鎮迪爾過馬路時被撞身亡，肇事司機無罪釋放，男孩母親公開抗議。
司機是五十二歲的戴安娜·考珀，當時沒看見兩兄弟，蒂莫西·戈德溫當場身亡，他的雙胞胎哥哥傑里米大腦嚴重受損。經調查證實，考珀太太把眼鏡落在了之前打高爾夫球的俱樂部，不戴眼鏡無法看清二十英尺開外的事物。
就考珀不戴眼鏡有沒有違法這一爭議，坎特伯雷皇家法院的法律顧問奈傑爾·威斯頓法官說：「不戴眼鏡駕駛是不明智的舉動，但不是違法行為，毫無疑問，肇事者有悔過念頭。有鑑於此，服刑並不妥當。」
考珀太太被取消駕駛資格一年，駕照上扣除九分，並且賠償九百英鎊。法官還建議恢復性司法三個月，但兩個男孩的父母拒絕見她。
朱迪思·戈德溫在法庭外說：「任何人在看不清的情況下都不應被允許坐在方向盤後。如果這麼做不違法，那法律應該得到修正。我的一個兒子死了，另一個兒子殘廢了。而她只是被象徵性地懲罰了一下。這是不對的。」
道路安全慈善機構的發言人說：「如果不能勝任駕駛，任何人都不應該開車。」
我檢視了三篇報道上方的日期，找到了其中的關聯。「這場車禍剛巧發生在十年前。」我驚呼道。
「九年零十一個月，」霍桑糾正了我，「事故發生在六月初。」
「很接近事故週年紀念日。」我把印著第三篇報道的那頁遞給他，「還有那個倖存的男孩……他的大腦受損。」我想起了戴安娜·考珀發的那條簡訊：「……腦損傷的男孩」。
「你認為這兩件事有關聯？」
我猜他是在諷刺我，但我沒有上鉤。「你知道她住在哪裡嗎？」我反問他，「朱迪思·戈德溫？」
霍桑在其他幾頁紙上搜尋：「這裡有一個地址，在哈羅山丘。」
「不在肯特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