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生遇過的最難的問題。」埃勒裡·奎因悶悶地說。他垂頭喪氣地握著杜森伯格的方向盤，看著混凝土路面漸漸遠去。車頭向北，家的方向。
麥克林法官嘆了口氣。「這下你知道法官每天都面對著怎樣的問題了吧。理論上說，涉及重大刑事案件，嫌疑人的命運是由陪審團決定的。但在法庭之上……問題遠遠沒有解決，儘管文明發展至今，但公平問題我們仍未真正解決。」
「我能怎麼樣？」埃勒裡叫著，「我常把人性對我而言毫無意義掛在嘴邊。但我還是被影響了，該死的，真躲不開。」
「假設他沒有設計如此聰明的計劃，」法官悲傷地說，「他承認他完全知道馬爾科怎麼毀了他的妹妹斯特拉，種種無賴行為如何攪得她不得安寧。接著他又看出——或者說他覺得自己看出來了——侄女洛薩身上所發生的事。這件事最大的麻煩就在於，沒人向其他人傾訴。就算他如此痛恨馬爾科，決定非殺了這無賴不可，為什麼不直接找把手槍，朝他開槍，這不就結了嗎？這樣不會有陪審團判他有罪，尤其他若宣稱只是兩人吵架時一時情緒失控。在這種情況下——」
「這就是聰明反被聰明誤，」埃勒裡低聲說，「人們總認為犯案犯得越聰明，就越不容易被偵破。但聰明的罪犯都會把犯罪計劃弄得很複雜，在實際執行過程中也就容易出現失誤。真正完美的犯罪啊！」他虛弱地搖搖頭，「真正完美的犯罪，是找個機會，在一條沒人的暗巷裡幹掉一個普通人。一點兒花招也沒有。每年都有上百起完美的犯罪發生——由被人們稱為低能暴徒的人犯下。」
接下來的好幾英里路兩人都沒說話，彷彿西班牙岬角的巨大岩石讓兩人覺得厭惡；他們像是悄無聲息逃走的罪犯一般。唯一較為愉快的一段話，還是出自哈里·斯特賓斯口中，在他們把車開到他的加油站加油時。
「我認得戴維·庫莫爾，他是個好人。」斯特賓斯平靜地說，「如果我所聽到的有關馬爾科那個雜種的事全部屬實，郡裡的任何一個陪審團都不可能判他有罪。他現在就應該被放出來。」
戴維·庫莫爾此刻被關在普恩塞特的郡監獄中，雖然還因經歷了一場真正的暴風雨而渾身發抖，但笑容十分平靜。戈弗裡已經找了東部最好的律師為他辯護。整個西班牙岬角一帶因驟然降臨的陰冷天氣而沒有一點生氣。洛薩·戈弗裡回到了年輕的科特身邊，她的母親也重返父親的懷抱。只有蒂勒一人依然如故——謙恭、謹慎，沉著自若。
「你還沒告訴我，」行車途中，法官乾巴巴地問，「埃勒裡，你是如何破解這起思想騙局的，還是純粹只是瞎貓碰上了死耗子？」法官眯起眼睛看著同伴，埃勒裡看向他時他又笑了起來。
「才不是那樣呢！」埃勒裡憤憤不平地回嘴，但馬上又咧嘴笑了起來，回頭羞怯地掃了一眼來時之路，「心理學……其實也挺可愛的。」他嘆了口氣，「事實上，昨晚我先是感覺到了事實，然後才在腦子裡想明白了。昨天船來的時候，我說到哪兒了？」
「你剛得出結論，只有第五種可能能解釋衣物的失蹤。」
「哦，對！」埃勒裡兩眼平視著道路，「兇手拿走馬爾科衣物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他需要這些衣服。」聽到如此簡單的結論，老紳士頓時睜大了眼睛，「但為什麼兇手需要馬爾科的衣物呢？因為他要穿。也就是說，很顯然，他沒穿衣服。這很詭異，但千真萬確。那為什麼兇手在殺了人之後需要穿衣服？也很簡單——因為他要逃走。這身衣服能幫他順利逃走。」
埃勒裡苦澀地擺了擺手。「一開始我沒想到這個可能，是因為我想不明白兇手為什麼拿走他的全部衣服，卻唯獨留下披肩。按理說，披肩才是所有衣物中最容易隱去身形的。兇手不可能放棄這件隱形披肩——像夜晚一樣漆黑，能從喉嚨一直遮到腳踝——如果他需要這些衣服是為了方便逃跑的話。實際上，考慮到殺人之後兇手都想盡快逃離現場，他更應該放棄那些被他拿走的——外套、襯衫，領帶肯定不拿，長褲也不用要——只拿披肩；注重一點儀表，最多加上皮鞋。然而，他在有限的時間內拿走了馬爾科的每一件衣物，唯獨留下披肩！我只好排除掉第五種可能，尋找新的解釋。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沒有重新想想這一可能——真可惜；完全陷入迷霧之中。直到昨天下午晚些時候馬爾科太太說出來，謀殺發生期間那條披肩並不在馬爾科身上，甚至不在露臺上，我這才意識到，第五個可能——衣服是為了穿上逃離現場的——肯定是正確答案。兇手沒披肩可拿。這就是為什麼我一再強調，披肩是整樁謀殺案最關鍵的東西。缺少有關披肩的線索，案子就無法解決。」
「這部分我懂了。」法官思索著說，「但你是如何想到戴維·庫莫爾的，這我仍百思不得其解。」
埃勒裡暴躁地按著汽車喇叭，超過了一輛被嚇到了的銳箭牌汽車。「別急。我剛才說了，兇手自己沒有衣服，這又是為什麼呢？於是我問自己，兇手真的沒穿衣服嗎？是的。那麼，既然是計劃好的謀殺，兇手為何赤裸著身子來殺人呢？我們很清楚兇手在殺人後具體取走了哪些衣物，相應的，我可以說兇手當時一定沒有他從馬爾科身上弄來的那些衣物，否則他不必如此費事。也就是說，那時他身上沒有襯衫，沒有領帶，沒外套、長褲、襪子甚至內衣。當然，他沒帶走馬爾科的帽子和手杖，但要說兇手身上一絲不掛，卻詭異地戴了帽子、拄著手杖前來，這也太離譜可笑了。顯然，他不需要帽子和手杖，因此把它們留在了現場。另外，他來的時候也沒戴帽子、沒拿手杖。那麼，兇手到這海灘邊的露臺來殺人，還可能穿著怎樣的衣服呢？」
法官說：「嗯，我看首先不能忽略他穿著人們所謂的泳衣。」
「沒錯。這一點我並未忽略。事實上，他極有可能是穿著泳衣來的，穿泳裝加浴袍，或者只有一件浴袍。」
「那——」
埃勒裡虛弱地說：「之前我們已經得出結論，他拿走馬爾科的衣物是為了方便脫逃。可是，如果他穿著泳衣，或者泳衣加浴袍，或者只披了浴袍，方便他脫逃嗎？當然方便。」
「我不認為，」法官反駁道，「如果說他沒——」
「我知道你想說什麼，但我早就分析過各種可能性了。如果他打算從露臺逃回屋裡，不管他身上穿著什麼——泳衣、浴袍，或兩者皆有——都沒有什麼不對的，他不必費事去弄馬爾科的衣服。畢竟，穿成那樣絲毫不引人注目，就算被誰撞見，簡單一句‘剛去游泳了’就可打發過去——如果有人問他的話。你也許會接著問：如果他不是逃向屋子，而是沿著公路那頭逃去偏遠的地方呢？答案是，即便如此，穿著泳衣或浴袍，無論他穿著哪一種還是兩種都穿，依舊可以沿著這條線路逃走。你應該還記得，上週日早晨，你的好朋友哈里·斯特賓斯曾說過，當地法規允許去游泳的人只穿泳衣走在通往海灘的公路上——而那裡恰好是離開西班牙岬角的路徑。事實上，我們看見他的時候他剛從某處公共海灘回來，身上就只穿著泳衣。既然只穿泳衣出門在這一帶是司空見慣的事，那麼兇手完全沒必要有所顧慮——不必費事拿衣服。我再說一遍，如果他穿著泳衣，想從公路逃走，那他完全不需要馬爾科的衣服。還有一條可能的逃跑路線——除了回宅子和公路——就是回到海里。可如果他想逃到水裡，就更沒必要拿走衣服了，更何況沙灘上沒發現腳印，證明兇手並非逃向海灣。」
「可是，假設是這樣的，」法官十分困惑，「我還是不明白——」
「結論還不明顯嗎？」埃勒裡叫道，「如果兇手一開始穿著泳衣，或者泳衣和浴袍，甚至只披了件浴袍，逃走時他都不需要馬爾科的衣服。但我剛才已經證明了，他確實需要馬爾科的衣服逃走。由此一來，我便得出結論，兇手趕到兇案現場時，並未穿著泳衣或浴袍。」
「可這就意味著——」老紳士震驚地說道。
埃勒裡則十分冷靜。「沒錯，這就意味著他一開始什麼都沒穿。換句話說，往馬爾科頭上敲那麼一下，以及偷走他的衣服時，兇手就像剛出生的嬰兒一樣，一絲不掛。」
兩位男士都沉默著，只有杜森伯格隆隆有力的引擎聲在轟鳴。
過了半晌，法官才幽幽地說：「我懂了，從全身赤裸的約翰·馬爾科可以直接推斷出兇手全身赤裸。非常聰明，真是非常聰明！繼續吧，孩子，這可真是不尋常啊。」
埃勒裡卻一臉茫然，他累壞了。真他媽的是個假期！他心想，但還是頑強地說了下去：「既然兇手是光著身子來的，那麼隨之而來的問題自然是：他從哪裡來？這是整個推理最簡單的部分。很顯然，他不可能光著身子從屋裡來，自然也不可能從公路來，赤裸的他只能從第三條路徑而來：海。」
麥克林法官放下蹺起的長腿，轉過頭來盯著埃勒裡，直截了當地說：「嗯，我們似乎發現了一個完美之人的弱點。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說兇手是從海上來的，可是我記得就在星期天，你一口咬定說兇手絕不可能從海上來！」
埃勒裡的臉刷地紅了。「繼續啊，盡情地羞辱我吧。你該記得昨晚我曾承認之前的推理犯了個嚴重的錯誤。沒錯，我如此‘證明’過，此事將成為我心中永遠的紀念碑，時刻提醒我思考不周。這隻能說明所有推論都有可能出錯，我們只能期盼——這是整樁謎案中最要命的失誤。你應當還記得，當時我的‘證明’基於兩點事實：第一，馬爾科在遇襲前正在露臺上寫一封非常私密的信，信上寫明是凌晨一點，且提到他獨自一人，謀殺肯定發生在這之後。既然謀殺發生在之後，也就是說兇手是凌晨一點之後出現的。而凌晨一點時潮汐已退，露出了十八英尺以上的沙灘，沒有足跡。因此，我認定兇手不可能來自海上，而是來自內陸，走小路過來的。這麼說你能明白為什麼我會犯錯了吧？」
「坦白說，並不清楚。」
埃勒裡嘆道：「很簡單，就是個小把戲。我一直沒看出來，直到最後一條線索證明之前的推理可能是錯的，我才從頭檢查了一遍。錯誤的原因很簡單，就是我信了馬爾科的話：凌晨一點，他獨自一人在露臺。他說他獨自一人；但事實上——儘管他並沒有說謊，也沒任何理由說謊——並非如此。他只是認為自己獨自一人罷了！兩種情況——他認為自己獨自一人，以及他的確獨自一人——導致了同一種結果：他坐下來寫一封私人信函。而我則笨到沒把另一種可能性考慮到。」
「老天！」
「現在很明白了，我的第一次‘證明’錯了。如果僅僅只是他以為自己一個人，但實際上他寫信時並非一個人；換句話說，馬爾科不是先到露臺的人，兇手更早過來，在某處埋伏了起來，馬爾科並不知道。」
「躲在哪兒呢？」
「當然是那兩個巨大的西班牙壺中的一個的後面，這是最有可能的地方。和人一樣高大，很方便躲藏。還有，你應該還記得，敲昏馬爾科的兇器是一尊哥倫布雕像，原本放在巖壁上的壁龕裡，靠近一千零一夜酒壺中的一個。馬爾科坐在那兒寫信時，兇手可以輕易地夠到雕像，抓在手上，輕手輕腳地——而且光腳丫子——潛到馬爾科身後，往他漂亮卻愚蠢的腦袋上來一下。接著，他將原本繞在自己脖子、手腕或腳踝上的繩子取下來，套上昏迷的馬爾科的脖子。以繩索作為兇器——相較於其他較正統的殺人兇器——也是兇手來自海上的另一個佐證。繩索不會妨礙你游泳；它很輕，而且不像槍那樣怕水；刀子攜帶起來太麻煩，游泳時你可能得咬在口中，這會導致換氣困難。當然啦，最後的這層推論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整個推論的每個細節都符合已知事實。」
「但沙灘，我的孩子，」法官高聲抗議，「上面沒有足跡！那麼，他是如何——」
「你之前可聰明多了。」埃勒裡幽幽地說，「如果兇手先到露臺，那他可以在凌晨一點之前的任何時間來，趕在退潮之前，趁還沒露出十八英尺沙灘之前來。」
「可是那張字條，」老紳士頑固地反駁，「他不太可能來得太早。那張假字條約馬爾科一點到露臺，兇手為什麼選這個時間，然後自己不得不早早過來？他可以直接把時間約在——」
埃勒裡嘆口氣：「字條上寫了一點嗎？」
「當然！」
「哦，不，別這麼快下定論。如果你認真回憶一下，那張用打字機打出來的字條，數字‘1’後面缺了一小塊。那是個不幸的意外，我親愛的法官，正確的數字應該是‘12’，數字‘2’被撕掉了。」
「哦，可你怎麼知道一定是‘12’？」
「肯定是。如果是‘10’或‘11’，馬爾科絕不可能打橋牌打到十一點半才離席，他肯定會早早結束，好去赴約。因此，約會時間必然在十一點半以後不久——那就是十二點啦。」
「我懂了，真懂了，」法官低聲說，「庫莫爾太倒霉了。庫莫爾在快到午夜時來到露臺，他想很快就能等到馬爾科了。我猜，他一定是裸泳的，肢體不受束縛；另一方面，他肯定覺得少穿點就會少留下些線索。但他沒想到馬爾科被戈弗裡太太纏住了足足一小時。你試著想一想，夜半時分，沒穿衣服待在海邊整整一個小時！」
「從庫莫爾的角度來看，痛苦還不只這些。」埃勒裡乾巴巴地說，「很顯然你還沒抓到問題的關鍵。這意料之外的一小時，正是導致他必須取走衣物的主因！如果馬爾科準時到，我們將完全找不到一絲指向庫莫爾的線索。」
「我又聽不懂了。」法官沒好氣地說。
「你還沒發現嗎，」埃勒裡解釋道，「兇手必須考慮潮汐問題。如果他在十二點之前來，那時水面仍很高——差不多在最高點，他可以直接從水裡走上石階，來到露臺。沙灘上絕對不會留下腳印。如果馬爾科準時到，他可以殺人後循原路回海里——仍舊不會留下足跡。因為海水仍在漲潮狀態——殺人也就一兩分鐘時間——他可以不踩露出的沙灘，直接跳進海里。可他卻被迫在露臺上絕望地守候，眼睜睜地看著潮水退去；沙灘越來越寬，越來越寬，馬爾科卻仍不見蹤影。是的，是的，對庫莫爾而言真的很痛苦。他選擇了等候，並利用等候的時間重新規劃，想新的脫逃方式和路線。我猜他覺得自己很難找到同樣的機會讓馬爾科入甕，神不知鬼不覺地宰了他。之所以生出拿走馬爾科的衣服這個靈感，一定源於他知道自己的身材和馬爾科的很接近。
「到這個階段，我已能確認兇手從海上來，時間是午夜之前，且一絲不掛。那麼，執行謀殺計劃前，他在戈弗裡家裡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他為什麼先去海里游泳——繞了那麼一圈，多麻煩——直接從家裡沿小路上露臺不是更方便嗎？」
老紳士撫著下巴。「為什麼，如果說動身之前他人在戈弗裡家裡，卻刻意選擇先去游泳再殺人，那隻可能因為他希望兇手看起來是外人，從海里游來殺人。換句話說，藉此來掩飾兇手是屋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