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四年，明成祖朱棣詔建北京宮殿，震驚世界的紫禁城便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營建的。紫禁城名稱借喻天象，佔地七十二公頃，集各種建築手法之大成，房屋總數在初建時就有房舍九千九百九十九間半。巨大的城池分為外朝和內廷兩部分。整個建築規劃得井井有條，大殿富麗堂皇，氣勢威武，後宮陰柔秀美，每一處裝飾無不充滿了奇思妙想。
碌碌浮生五十年，追隨無計息塵緣。放懷頓覺寰區窄，揣分應慚雨露偏。禁闕疏鍾催早起，客窗寒月照孤眠。可能歸去西湖上，相逐漁翁踏釣船。
——于謙《漫書》
自永樂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以來，紫禁城便成為京城的象徵。而皇城正南門大明門則是紫禁城的門面，號稱「皇城第一門」，因與明朝國號同名，又稱「國門」。大學士解縉題門聯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
這處規制極高的城門位於北京城中軸線上，坐北朝南，是皇城與市井的分界，內外相隔於此，儼然兩個世界。
大明門採用單簷歇山頂結構，紅牆黃瓦，凝重莊嚴。門闕三間，東西一百二十尺，深四十四尺。門匾石刻，由青白石琢制鑲嵌而成。大門兩旁有掖門，繞長廡，中抱大明殿丹墀之半。長廡左、右有文、武樓，樓與廡相連。門前繞漢白玉石欄，左右有石獅及官員下馬碑——至此處時，文官下轎，武官下馬，除皇帝、皇后、皇太后的龍車鳳輦外，其他人只能步行通過。
大明門正南側有天街，是一塊朝廷特設的商業區，四周圍以木欄，呈方格棋盤狀，故又稱棋盤街。街道旁店鋪密佈，「天下士民工賈各以牒至，雲集於斯，肩摩轂擊，竟日喧囂，此亦見國門豐豫之景」。時人有詩云：「棋盤街闊靜無塵，百貨初收百戲陳。向夜月明真似海，參差宮殿湧金銀。」足見天街商賈薈萃，市井繁華。
明中央官署圖
大明門東、西兩面是千步廊，廊外是明廷中央官署所在地。按照「文東武西」的格局，東有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工部、宗人府、翰林院、鴻臚寺、欽天監、太醫院、上林苑監、會同館等機構，西面則是五軍都督府、太常寺、通政使司、錦衣衛等。
諸多衙門中，最令人畏懼的莫過於錦衣衛，幾達聞名色變的地步。之所以如此，不僅僅因為錦衣衛是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親創的侍衛禁軍，還因為它既不隸屬於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亦不受五軍都督府節制，是隻聽命於皇帝的偵緝機構，有權秘密監視朝中臣民的一舉一動，且設有專門的法庭和監獄。
從職能上說，錦衣衛充當著皇帝的心腹鷹犬，無事不監，無人不察，且凌駕在法司法制之上，這也是它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但這並不代表錦衣衛將士盡是奸人鼠輩，他們也是朝廷正式在籍軍人，內中不乏勇敢正直之士。
當今司禮監大太監王振權勢熏天，仗著天子寵幸，干預朝政，胡作非為，且大肆排除異己，對不趨迎奉承他的大臣實行殘酷打擊。滿朝文武大臣生怕惹禍上身，皆敢怒而不敢言。錦衣衛校尉王永心同情無辜被關押迫害的大臣，對王振的暴橫心懷不平，不顧人微言輕，將王振罪行書寫成帖，張榜公佈於大街上。相比於群臣的唯唯諾諾、爭相噤聲保命之舉，其人挺身而出的勇氣格外可嘉。
可惜的是，王永心雖是匿名揭發，但仍被東廠偵緝者捕獲，移交三法司處置。而刑部作為掌管全國刑罰政令及稽核刑名的機構，竟迫於大宦官王振的壓力，以「妖言論斬」判處王永心死刑，用殘酷的磔刑將其肢解處死。王永心雖死，其名不衰，有人趕在官府抄沒王家前搶先接走了王氏獨生愛子王安便是明證。但王永心其他親眷仍受到牽連，男子充軍邊關，婦女則沒入官中。時人深為嘆息之餘，對錦衣衛的印象也有所改觀。
今日的錦衣衛官署格外安靜。明日是孫太后生辰，英宗皇帝朱祁鎮特准百官放假三天，以示普天同慶之意，錦衣衛既是天子近衛，輪班值守，當然不在放假之列，不過大多數人都趕去了東郊圓覺寺，太后、皇帝正率領皇親國戚到那裡祈福賀壽，平日喧囂的官署難得清閒了下來。
負責值守衙門的是年輕的千戶朱驥。他出身武官世家，武藝不凡，祖父、父親皆是錦衣衛官員，父親朱護還坐到過錦衣衛指揮的高位。朱驥以父蔭入仕，初為百戶，然因父母早逝而家道中落，又為償還母舅債款而弄得落魄潦倒，俸祿難以自給，他能夠擺脫窘境，有今日風光，全仗五年前娶了現任兵部右侍郎于謙愛女為妻。
于謙字廷益，號節庵，浙江錢塘人。于謙祖父於文在洪武初年做過明朝的兵部主事，後調任工部主事。于謙算是出身官宦之家，自小志向遠大。其祖父於文收藏有一幅南宋名臣文天祥的畫像，于謙十分欽佩文天祥的氣節，一直把那幅畫像掛在書桌邊，並且題上詞，表示要向文天祥學習。
永樂七年（1409年）大年初一，杭州巡按按當地慣例出行遊街，一路上浩浩蕩蕩，好不威風。一個騎馬的孩子忽然衝了出來，橫衝直撞，衝散了隊伍。巡按十分惱怒，責問那個孩子為什麼要在大街上亂闖。那孩子從容地答道：「千里馬急欲上進，一時難以收韁啊。」語意雙關。
巡按大為稱奇，有心試試那孩子的才華，便口出一聯道：「紅孩兒騎馬過橋。」那孩子馬上對道：「赤帝子斬蛇當道。」
巡按見孩子竟然懂得用漢高祖劉邦斬白蛇起義的典故作對，愕然叫絕。這孩子便是于謙，當時只有十二歲。
永樂十年（1412年），于謙十五歲，文章才華已極有聲譽，在地方上名重一時，因此被錄取為錢塘縣儒學生員。于謙喜讀先秦兩漢書籍及北宋名士蘇軾的文章，還選錄唐人陸贄的奏疏，朝夕閱讀，研究古今治亂興衰的道理，「慨然有天下己任之志」。
永樂十九年（1421年）,于謙舉進士，本為會試第一名，卻因「策語傷時」被置於三甲第九十二名。之後被任命為山西道監察御史，上任不久，便開始以「廉幹」著聞。明宣宗朱瞻基剛一即位，便留意到于謙的名字，遂於殿廷召對。于謙相貌英偉，善談吐，且聲音洪亮，每次上朝奏對公事，語言流暢，很有條理，個人感染力也非常強，朱瞻基很是喜歡。正好漢王朱高煦反叛，朱瞻基便任命于謙為御史，隨同自己御駕親征。
皇帝親自平叛，在聲勢上一下就壓倒了叛軍，以前同意與漢王朱高煦共同起兵的各路兵馬也都按兵不動。明軍很快包圍了樂安。朱高煦見大勢已去，只得棄城投降。
朱瞻基為了羞辱叔叔，有意命于謙當眾數說朱高煦的罪行。于謙嗓音高亢，義正詞嚴，聲色俱厲，氣勢逼人。朱高煦伏在地上，汗流浹背，戰慄不已，只稱罪該萬死。三軍將士則個個精神振奮，激動不已。自此，朱瞻基便認定於謙是一個難得的人才，可當大任。
于謙在此次平叛中以膽識過人而初露頭角，朱瞻基十分滿意，賞賜于謙與諸大臣相同。彼時顧佐為都察院都御史，其人嚴明廉直，有「包青天」之稱，對諸御史管理督察極嚴，唯獨看重於謙，認為于謙才幹比自己強。
次年，明廷正式設立「巡撫」，作為最高地方行政長官，其職權在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三司之上。明宣宗朱瞻基欽點于謙為兵部右侍郎兼巡撫，負責巡按河南、山西二省。這樣，于謙一下子從七品升至三品，足見皇帝對他的極大信任。
于謙巡按山西、河南長達九年。巡按任上，先後平反冤獄數百起，倡建尚義倉和平準倉多處，並督率官民增築黃河堤障，以防水患，兩省因此大治。民間紛紛頌讚于謙，稱他為「於龍圖」。兩省流行著一首長達一百五十四字的歌謠，歌頌「天遣恩官拯二方」。這「恩官」，即是指于謙。
于謙在巡撫任上時，有青年狀告姊夫霸佔田產。姊夫卻說岳父生前有遺囑，說兒子不是親生，不能享有田產，並當堂拿出遺囑念道：「非吾子也，傢俬田產盡付予女夫，外人不得爭論。」于謙取了原件，又問得青年名「非」，心知姊夫想獨佔田產，判決時，念遺囑為：「非，吾子也，傢俬田產盡付予。女夫、外人不得爭議。」又考慮到姊姊及姊夫撫幼有功，仍判予十分之三的田產。一時傳為佳話。
當時，不僅貪官汙吏聽到于謙的名字就膽破心寒，就連盜賊響馬聽到他的名字也遠遠避開。于謙率從人路過太行山時，為群盜持刀攔截。眾人嚇得不知所措時，于謙越眾上前，厲聲報出了自己名號。全副武裝的盜賊亦久聞于謙清名，當即聞聲而退，成為傳誦一時的佳話。
于謙居官清廉樸素，不饋贈權要，不拉攏私交。從宣德到正統初年，明朝中央內閣的輔臣是楊士奇、楊榮、楊溥，身為元老大臣的三楊對於謙也相當敬重，因而於謙在山西、河南行政上的建議，多被朝廷採納。至於錦衣衛千戶朱驥何以能成為這位名臣的愛婿，亦是錦衣衛中廣為流傳的一段傳奇故事——
朱驥沉默寡言，表面不大合群，但其實面冷心熱，其人從不多事、遇事不縮的性格在錦衣衛中十分討喜。又因父親朱護曾任錦衣衛長官，厚待下屬，錦衣衛同僚多對年輕的朱驥照顧有加。
再說于謙。正統年間，大宦官王振專權，作威作福，肆無忌憚地招權納賄。文武百官投其所好，爭相獻金求媚。每逢朝會，進見王振者，必須獻納白銀百兩，方保無事。進獻白銀千兩，始得款待酒食，醉飽而歸。而於謙每次入京奏事，從不帶任何禮品。有人勸他道：「您不肯送金銀財寶，難道不能帶點土產去？」
于謙灑脫一笑，甩了甩兩隻袖子，道：「只有清風。」還特意寫詩《入京》以明志：
手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
手帕、蘑菇、線香指進獻的禮品，于謙不屑送禮，稱自己唯有兩袖清風，此即為「兩袖清風」成語的來歷。詩成後，遠近傳誦。宦官王振聽到後，心中牢牢記住了于謙這個名字。
事隔不久，有同名御史于謙因接連平反數起大臣冤案而得罪了權貴，為避禍事，薦舉參政王來、孫原貞自代。王振以為此于謙即「兩袖清風」的于謙，竟以「久未升遷，心懷不滿」的罪名，將於謙逮捕下錦衣衛獄，判處死刑。
山西、河南兩地百姓聽到于謙被誣陷下獄的訊息，紛紛趕到京師上書，請求釋放于謙。王振雖然專橫，也知道群情激憤，眾怒難犯，又知道報復錯了物件，此于謙非彼于謙，且手下人沒有調查出他有什麼把柄，只好將其釋放。但為了面子，又尋小過將於謙降官為大理寺少卿。
河南、山西兩地吏民很不滿意，集合了一萬多人聯名進京上書，聲勢浩大。身在兩省的宗室周王、晉王也提出相同的請求，終於迫使王振恢復了于謙官職。
于謙落難於錦衣衛詔獄的兩個多月，朱驥暗中囑託獄卒予以照顧，但于謙本人並不知情。錦衣衛指揮馬順是大宦官王振新安插進來的心腹，文不能文，武不能武，只會溜鬚拍馬。他偶爾聽到了真相，又惱恨朱驥生父朱護在錦衣衛中威名甚高，遂藉故大肆打壓朱驥，將其排擠出衙門，改去負責京城街道房事務。
正統九年（1444年）某日清晨，兵部右侍郎兼巡撫于謙自裱褙衚衕家中正衣而出，準備上朝時，正好遇到身穿錦衣衛官服、佝背掃地的朱驥。不知什麼原因，于謙對朱驥產生了一種奇妙的好感，主動上前搭話，問了對方姓名，又道：「家有弱息，以奉箕帚，可乎？」
「弱息」即是于謙幼女於璚英。于謙與結髮妻子董氏感情很深，未曾納妾，是當世罕見的一夫一妻。夫婦二人膝下僅一子一女，長子名于冕，字景瞻，時年二十三歲，已與提刑按察使司副使邵悰之女結婚。次女名璚英，意為冰清玉潔般純美，時年十六歲，是于謙的掌上明珠。于謙為人秉直嚴肅，文章詩作述及兒子于冕時，均是勤於學業、砥礪名節之類的話語，然提到女兒於璚英時，則是脈脈溫情，充溢著慈父關切之心，與平日的持重形象判若兩人。
朱驥既知于謙視於璚英為珍寶，不知這位直名震動天下的朝廷重臣為何突然要將女兒下嫁給無權無勢無錢無業的自己，呆呆愣了許久，才愧謝不敢。然于謙非但不是玩笑，且主意已定，當日到官署後便請兵部右侍郎吳寧出面提親。朱驥惶然不敢拒絕，婚事由此而定。
于謙夫人董氏聞知後非常生氣，恚然道：「老悖生女不嫁官人，乃得窮軍耶？」
于謙也不與妻子爭辯，只笑道：「此事非你等女子所知。」
當年，十六歲的於璚英下嫁朱驥。成親當日，於璚英才認出新婚丈夫便是當年好心放自己入錦衣衛大獄探望父親的武官，遂將此事告知了父母。于謙不由得感慨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董氏亦因而釋懷，自此視女婿為半子。
朱驥娶朝廷重臣愛女，成為轟動錦衣衛的大事。錦衣衛指揮僉事王林是大宦官王振侄子兼心腹黨羽，將此事報告了王振。王振雖不解于謙為何要將愛女下嫁不名一文的錦衣衛百戶，但因於謙從未當眾忤逆他，甚至半句未提及當年蒙冤下獄之事，忽生出幾分籠絡之意，指令王林將朱驥破格提拔為千戶。
朱驥畢竟年輕，頗為惶恐，忙趕去徵求岳父意見。于謙卻只是沉默不應，既不支援，亦不反對，令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朱驥與妻子商議後，再三辭謝，然始終難成。兼之朱驥武功、騎射均佼佼出眾，錦衣衛中也有許多人支援他，遂升遷為錦衣衛歷史上最年輕的千戶。
留在官署當值的朱驥看起來有些心神不寧，不斷絞著雙手，在堂中徘徊。忽聽到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忙迎了出去，來者正是手下校尉袁彬。
朱驥忙問道：「可有找到人？」袁彬搖了搖頭，又道：「瓊娘說了，明日教坊司須得入宮表演，為太后賀壽，過了今晚，事情就再也瞞不住了。」
朱驥想了想，招手叫進副千戶白琦，客氣地問道：「我有點事要出去一趟，白大叔可否暫代我值一會兒勤？」
白琦年近四十，在朱驥初入行時帶過他，算是半個師傅，然錦衣衛等級森嚴，對方目下既是他的上司，他亦不敢以師傅自居，忙躬身行禮道：「千戶有令，下官自當遵從。」
看到白琦誠惶誠恐的樣子，朱驥心裡不知道為什麼感到不大舒服，只是因為另有他人在場，也不好多說什麼，只點了點頭，道：「有勞。」將當值官員持有的鑰匙和令牌一一交給了白琦，這才轉身走了出去。
時值七月，夏季暑氣餘熱未盡，再經明晃晃、火辣辣的日頭一照，愈發令人感到悶熱煩躁。
朱驥走出官署，一時難以決定該先往東還是先往西，便本能地伸手去遮擋住刺眼的日光。
校尉袁彬跟了過來，問道：「千戶是要自己去尋李小娘子嗎？」
朱驥未及回答，便有人遠遠叫道：「朱千戶！朱千戶！」
尖呼聲中，一名十五六歲的少年直奔過來，卻是國子監祭酒李時勉的孫子李驥。
朱、李兩傢俬交甚篤，朱驥忙迎上前問道：「可是出了什麼事？」
李驥顧不得滿額汗水，只氣喘吁吁地道：「朱千戶……請你救救家祖……」
朱驥不解地問道：「李祭酒不是應邀隨皇上去圓覺寺為太后祈福祝壽嗎？到底出了什麼事？」
李驥哭喪著臉道：「家祖推謝未去……他在國子監中被……被人……」一語未畢，竟坐到地上放聲大哭起來。
朱驥見問不出個所以然，料想必是李時勉出了大事，李驥才會如此失態，便低聲吩咐了袁彬幾句，命他嘗試到某處尋人，自己則攙起李驥，道：「走，我跟你一起到國子監看看。」
剛走出棋盤街，便見到丘濬和林鶚聯袂趕來。丘、林二人均是國子監監生，因參加上屆會試未中而入學深造。丘濬與朱驥好友巡城御史邢宥是同鄉，同為廣東瓊州人，因邢宥之故，丘濬與朱驥也甚是熟稔。
朱驥見丘濬神色凝重，便料到對方與李驥一樣，同為李時勉而來，忙上前問道：「可是李祭酒出了事？」
丘濬點點頭，簡短地道：「適才忽然有錦衣衛校尉趕來國子監，稱李祭酒帶頭私伐樹木破壞公物，將他和司業趙琬、掌饌金鑑一併拿下，用大枷鎖了，押在國子監門前示眾。」
朱驥聞言極為愕然，道：「今日我當值錦衣衛官署，並未派出一兵一卒呀。」
丘濬答道：「那些校尉是直接從東郊趕來的，說是奉了皇帝詔令。」
一直抹淚不止的李驥忽憤然插口道：「什麼皇帝詔令，還不是因為家祖得罪過那位王先生，他成心報復。」
「王先生」即是司禮監掌印太監王振。他是有明以來地位最高、風頭最勁的大宦官，稱其權傾朝野毫不為過，只要有大臣得罪了他，便會遭到報復。前不久錦衣衛校尉王永心僅因匿名張榜揭發王振罪惡，便被極刑處死，家眷均受到牽累。錦衣衛大小官員也因管束下屬不力而受到訓斥，除了王振親信指揮僉事王林及指揮馬順等人外，餘人皆受到罰俸三月的處罰，也包括朱驥在內。
朱驥一聽到「王先生」三字，轉瞬便明白了，忙問道：「有李祭酒破壞公物這回事嗎？」丘濬微一遲疑，即答道：「確實有。」
李驥嘶聲嚷道：「那難道也叫破壞公物嗎？」
林鶚忙解釋道：「丘兄的意思是，確實有李祭酒修剪樹木這回事，這才被人指控為破壞公物。」
原來今日國子監也循例放假，大多數監生都外出遊玩，祭酒李時勉便想利用這一機會修剪彝倫堂門前的樹木。他不顧七十餘歲高齡，親自爬上梯子修剪枝椏，只為給芸芸士子們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讀書環境。不想李時勉忙活了大半天，人尚未從勞碌疲憊中緩過神來，便有錦衣衛校尉趕到，手持刑具，以破壞公物的罪名將其逮捕，就地枷在國子監大門前示眾。
顯然，王振派了人暗中監視李時勉，想尋找他的過錯。但這位李祭酒一生勤勉正直，始終沒有落下把柄，想不到他今日趁假期親自出馬修剪國子監樹木，竟會授人以「破壞公物」的口實。
李時勉名懋，字時勉，號古廉，以字行，安福人。自小勤奮好學，七歲能背誦《四書》《五經》，十二歲能詩會賦。於永樂二年（1404年）中進士，選庶吉士，修成《太祖實錄》《永樂大典》後升為翰林侍讀。
李氏既有學識淵博的文學侍臣身份，本該一輩子雍容華貴，然其一生卻充滿了傳奇色彩——成祖、仁宗、宣宗祖孫三代皇帝皆欲殺他而後快，而李氏竟能不死，可謂百轉千回，命大福大。
明成祖朱棣起於北京，雖在南京登基稱帝，但一直有心遷回龍興之地。永樂四年（1406年），朱棣詔建北京宮殿，震驚世界的紫禁城便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營建的。
紫禁城的名稱是借喻天象而來。古人將天上的星星分為三垣、二十八星宿。三垣包括太微垣、紫微垣和天市垣。其中，紫微星在三垣中央，因此成了代表天帝的星座，有「紫微正中」之說。而天帝住處名紫宮，皇帝既號稱「天子」，是上天的驕子，便模仿天帝把自己住的地方叫作「紫宮」。自秦漢開始，皇帝居所又稱「禁中」，即不許人隨便出入之意，因而合稱為「紫禁城」。
明紫禁城圖略
紫禁城佔地七十二公頃，集各種建築手法之大成，房屋總數在初建時就有房舍九千九百九十九間半。巨大的城池分為外朝和內廷兩部分。南部外朝以三大殿奉天殿、華蓋殿和謹身殿為中心，是皇帝舉行大典、召見群臣、行使權力的主要場所。北部內廷以乾清宮、交泰殿、坤寧宮為中心，是皇帝和后妃們居住及皇帝處理日常政務的地方。後廷裡帝后居中，東、西又各有六宮給嬪妃們居住。整個建築規劃得井井有條，大殿富麗堂皇，氣勢威武，後宮陰柔秀美，每一處裝飾無不充滿了奇思妙想。
陰陽五行說滲透在紫禁城各個角落，可謂殫精竭慮。如五行學說認為土為黃色，代表國家，所以紫禁城屋頂多採用黃色的琉璃瓦；火能生土，火為紅色，所以宮殿柱子均用紅色，以示興旺發達之意。
要建造這樣一座皇城，代價可想而知。紫禁城施工期間，前後徵集全國著名工匠十萬、民夫一百萬。所用材料運自全國各地，如木材來自湖廣、江西、山西等省；漢白玉石料來自今北京房山區；五色虎皮石來自薊縣的盤山；花崗石採自曲陽縣。宮殿內墁地的方磚，在蘇州燒製；砌牆用磚是山東臨清所燒。宮殿牆壁所用的紅色塗料，原料產自山東魯山，加工在博山；室內牆壁上的杏黃色顏料產自河北宣化的煙筒山；等等。
謹身殿後有一塊近三百噸重的雲龍大石雕，從幾丈深的地方開採出來，運輸非常困難。當時剛好是嚴冬季節，於是民夫們沿途挖井，汲水潑路，用水結成一條冰路，將石頭放入旱船，在冰路上拉運。僅拉曳旱船就用了騾馬一千餘頭，前後排成一里多長，人喊馬嘶，浩浩蕩蕩，熱鬧異常，然建造紫禁城的艱辛亦由此可想而知。
除了建築花費太過浩大外，遷都還有許多實際問題。北京原為元代的大都，是典型的非生產型的消費城市。而元順帝妥歡帖木兒逃離大都時，脅迫大量居民隨行，大都人口因此而銳減，城市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在正式遷都前，朱棣不斷從南方遷徙富戶到北京，「以實京師」，北京人口才逐漸增多。遷都北京後，北京城居民絕大多數都是外來移民。
儘管如此，南北兩京的差距還是沒有辦法彌補。江南經濟發達，歷來是中國賦稅重地。尤其是原先的京師南京地處江南中心地帶，城市整體經濟水平遠遠高於北方城市。而北京地處內地北部邊境，明朝建國後，與北元蒙古連年交戰，北京因此也成為國防前線的哨所，繁華富庶無論如何都不能與南京相提並論。但朱棣遷都決心已下，為此採取了種種措施。
當時連線北京與南方的經濟通道，只有一條大運河。為了遷都需要，從永樂九年（1411年）開始，朱棣命工部尚書不惜一切代價，浚通大運河。
在中國大地上，最浩大的工程莫過於長城和京杭大運河。大運河的開鑿有兩個重要的歷史時期，一是在隋朝，一是在元朝。隋煬帝楊廣開鑿的大運河以洛陽為中心，由余杭至涿郡，長達四五千裡，號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工程之一。
雖然楊廣是出於玩樂的目的開發了大運河，但大運河卻成為南北交通的大動脈，對後世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唐朝詩人皮日休有《汴河懷古》一詩：
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
汴河即大運河。皮日休認為楊廣發動民眾連通京杭大運河對繁榮經濟是有利的，如果他的目的不是為了坐上龍舟到揚州去玩，那他的功績就足以和大禹治水媲美。
隋朝大運河溝通了南北，但卻繞了一個很大的圈子。元朝開通了濟州河、會通河、通惠河三段河道，使南北大體取直，不必再遠繞洛陽。但元朝因為運河水量不能很好調節，所以運河並未能發揮很大的作用。直到明成祖朱棣時期，才使大運河真正地暢通無阻。自此後，大運河幾乎完全承擔了南糧北運的任務，因而大運河的浚通，不僅在運河史上，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是一個相當重大的事件。
營建紫禁城及浚通大運河開銷巨大，均是勞民傷財之舉，朱棣為此耗光了明太祖朱元璋三十年省吃儉用積累下來的國庫，上書反對的大臣前仆後繼，李時勉也是其中之一。
永樂十九年（1421年），紫禁城突然發生火災，奉天、華蓋、謹身三大主殿一齊毀於大火。朱棣初登皇位時，曾對建文帝朱允炆舊臣大加殺戮，甚至發生了株連十族及瓜蔓抄的悲劇。一些大臣死得相當悲壯慘烈，其家眷均被送入教坊，每夜受到幾十名男子的凌辱，朱棣還親自監督過問。
然殺人既不能獲得民心，還會落個暴君的形象，事後回味，手段強硬的朱棣一樣感到不安，他曾經悄悄詢問身邊的大臣尚書茹常道：「朕毋得罪於天地祖宗乎？」意思是，我這樣做會不會得罪了天地祖宗。可見他雖然表面英武，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但內心深處卻著實難安。朱棣後來的許多行為，都與這種憂懼的心理有關。
發生了三大殿著火事件後，朱棣未免有些惶悚，於是按照慣例命大臣們直言上書。群臣紛紛認為是遷都惹來的禍。主事蕭儀和侍讀李時勉二人的奏疏尤其痛切。朱棣大怒道：「北平之遷，我與大臣密計，數月後而行，彼書生之見，烏足達英雄之略哉！」將蕭儀和李時勉下於錦衣衛詔獄中，又將同時上書的給事柯暹、御史鄭維垣等人謫徙邊疆。
蕭儀受不起折磨，死於錦衣衛大獄中。李時勉因受錦衣衛指揮朱護庇護，總算勉強活命。後經大學士楊榮力救，這才被釋放出獄，官復原職。
經此磨難後，李時勉並未改掉其剛介耿直的個性，依舊「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但他再進諫言事，朱棣都不肯聽從，遷都北京亦不可避免。
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六十五歲的朱棣在北征返京的途中病逝。由於大臣的精心安排，太子朱高熾順利登基，是為明仁宗。
這一年，朱高熾已經四十七歲，幾近知天命之年，如此晚成的皇帝，終明一朝都十分罕見。
朱高熾因為肥胖，且身有殘疾，不為父皇朱棣所愛，之前一直生活在微妙而危險的環境下，多年來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而今終於得到了解脫，不免有些放縱起來。這放縱，自然是指美色了。
李時勉聽說後，立即上書勸諫道：「諒闇中，不宜近妃嬪。」又道：「側聞內宮遠自建寧選取侍女，使百姓為之驚疑，眾人為之惶惑。」
暗指朱高熾嗜慾過度，不該「旭日已旦」才上朝，更不該派人到建寧選取宮女，驚擾百姓，勸皇帝「謹嗜慾」。
朱高熾閱覽奏章後，怒不可遏，立即將李時勉召到皇宮偏殿，要他當面說個清楚。李時勉竟絲毫不給皇帝面子，毫不退讓，且言辭激烈地批評皇帝。朱高熾本是極好的脾性，至此再也按捺不住，命武士以金瓜撲打，當場打斷了李時勉的肋骨。
朱高熾還不解恨，又下旨將李時勉貶為交阯道御使，命他一天審一案、言一事。但皇帝此舉不過是為了折辱李時勉，李時勉尚未動身出發，憤恨難平的朱高熾又下令將李時勉投入錦衣衛監獄。
直到垂危之際，朱高熾仍不忘李時勉當廷的侮辱，對親信大臣夏原吉道：「李時勉廷辱我。」越說越怒。
夏原吉百般慰解，朱高熾仍然不能釋懷。當天晚上，皇帝撒手歸西，享年四十八歲，在位僅十個月。
這件事後來傳了開去，聞者不免奇怪，如果不是因為朱高熾縱慾無度，李時勉奏疏觸及其痛處，仁宗皇帝又怎會如此耿耿於懷，至死不忘？
李時勉入獄時已經被打得半死，生命危在旦夕。他曾經偶然撿獲錦衣衛指揮朱護妻子的傳家之寶，當即設法歸還，且沒要任何回報。朱護一直想找機會報答李時勉，便暗中加以照顧，又尋到十分難得的血竭，為李氏治傷。如此，在朱護的精心照料下，李時勉不但保住了一條命，就連斷掉的肋骨也被接好。但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
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後，有人告訴他李時勉曾當眾侮辱仁宗皇帝，直接導致先帝病情加重，終至喪命。明仁宗朱高熾病歿時，朱瞻基人在鳳陽祭祖，他還是第一次聽說這件事，聞聲大怒，立即派使者去大獄提李時勉，併發狠道：「縛以來，朕親鞫，必殺之。」
使者走後，朱瞻基越想越生氣，又改變了主意，招手叫過當值的錦衣衛指揮王某，命他立即將李時勉直接綁赴西市斬首，不必再行入見。不料機緣巧合，王指揮剛從端西旁門出去，使者已經帶著李時勉由端東門進入，雙方沒有碰上，李時勉幸運地逃過了一劫。
朱瞻基一見到李時勉，便怒罵道：「你等小臣，竟敢觸先帝！疏何語？趣言之。」
李時勉叩頭答道：「臣言諒闇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
聽到原來是因為這件事，朱瞻基這才怒氣稍解，嘆息了半天，連聲稱讚李時勉「忠臣」，下旨復其官職。等到王指揮去錦衣衛大獄提人不得回來覆命時，李時勉已經冠帶立於階前，階下囚轉瞬間變成了朝中顯貴。
明宣宗朱瞻基病逝後，李時勉參與修《宣宗實錄》，書成，進為翰林學士，不久又擢升國子監祭酒。
此時的李時勉已經因德高望重而名滿天下，文人士子仰慕其節操正直，無不爭相歸依，執弟子禮。英國公張輔率領貴戚們上書，請求到國子監聽李時勉講學，得到允准後，均欣然到國子監受教。除張輔與李時勉執平禮外，餘人均不敢坐下，以學生自居。這一幕，被譽為大明立國以來最大的太平盛事。
在政治上，李時勉與朝中正直大臣一樣，堅決反對宦官干政。由於他剛直不阿，率性敢言，深深得罪了大宦官王振。
明朝建立後，開國皇帝朱元璋鑑於漢唐宦官亂政，專門制定內侍官制，諭吏部道：「朕觀周禮，閹寺不及百人。然後世竟有增至數千者，因重用而致生亂。內臣但備使令，毋多人，古來若輩擅權，可為鑑戒。馭之之道，當使之畏法，勿令有功，有功則驕恣矣。」
意思是說，宦官在宮廷中是少不了的，但只能做奴隸使喚，打掃跑腿，人數不可過多，也不可以做心腹。駕馭的辦法，要讓宦官們守法，守法就做不了壞事；不要讓宦官有功勞，一有功勞就難以管束了。
朱元璋還立下規矩：凡是內臣不許讀書識字，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許穿外朝官員的服裝，做內廷官品級不許超過四品，每月領一石米，吃飯穿衣公家管。且外朝各衙門不許與內官之間有公文來往。又鑄鐵牌立於宮門，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可謂是家法森嚴。
洪武六年（1373年）十一月，朱元璋又命廷臣考究前代糾劾內官的辦法，禮部議置內正司，設司正、司副各一人，專門糾察內官失儀及不法的行為。
有一名宦官因在內廷時間較久，偶而言及政事，即被朱元璋遣歸鄉里，並令終身不得敘用。還有個內侍官名叫杜安道，侍奉朱元璋數十年，知悉諸多朝中機密計議，但其人個性縝密，嚴遵禁令，在諸大臣面前僅一揖而退，從不啟口洩露機密。朱元璋對他很是寵愛，但也一樣不給予優遇，後來遷出為光祿寺卿。
到洪武末，朱元璋又重新整頓宦官機構，定十二監及四司、八局，即民間俗稱的「二十四衙門」，內官分別定有品秩和待遇，不準干政，不能結交外臣。自古以來，對宦官之禁，未有如明太祖朱元璋之周備。
建文帝朱允炆登上帝位後，遵照祖訓，對宦官的限制更加嚴格，「御內臣益嚴，詔出外稍不法，許有司械聞」。明成祖朱棣初臨朝時，也警惕宦官擅權，曾道：「朕一遵太祖訓，無御寶文書，即一軍一民，中官不得擅調發。」
當時有個宦官私自呼叫應天府工匠為其服役，事發後，朱棣立即詔命錦衣衛逮捕治罪。但不久後，為了個人統治需要，這些禁令全部被朱棣親手破壞了。
當「靖難之役」還在進行之時，許多宦官偷偷跑到朱棣那裡，向他報告朝廷的虛實。朱棣之所以敢孤注一擲，長驅金陵，就是因為他從宦官那裡得到了確切的情報，知道南京守備空虛。朱棣身邊的一些宦官還拼殺疆場，多有戰功。朱棣感到這些宦官忠於自己，便慢慢重用起他們來，涉足內政、外交、軍事等各個領域，朱元璋辛辛苦苦建立的鐵牌制度由此被打破了。
朱棣即位後第一年（1403年），就派宦官李興出使暹羅，宦官就此開始涉足外交。自永樂三年（1405年）起，朱棣連續派宦官鄭和率兵二萬，大規模出使南洋和印度洋一帶，開了明朝宦官帶兵的先例。永樂八年（1410年），朱棣派宦官王安監都督譚青等軍，又派宦官馬靖巡視甘肅，開了宦官監軍、巡視的先例。明朝征服安南後，鎮守安南的也是著名宦官馬騏。
不僅如此，朱棣還改變了洪武時由吏部管理宦官的舊制，讓宦官第一衙門司禮監來管理宦官事務。宦官的管理權轉歸到內廷後，宦官的活動就更加方便了。
為鞏固地位，加強統治，朱棣除了繼續依靠錦衣衛外，到永樂十八年（1420年），正式成立了東廠，用宦官為提督。宦官勢力由此在永樂一朝得到大大加強，太監參與到了政治軍事中，併成為了舉足輕重的人物。
明成祖朱棣開此先例後，其子孫爭相效仿。洪熙元年（1425年），朱棣的兒子仁宗皇帝朱高熾派遣鄭和領下番官軍守備南京。從此以後，宦官領兵之例便相沿不革。同時，朱高熾又派王安鎮守甘肅，於是，各省鎮皆相繼派宦官為鎮守。
宣德四年（1429年），朱棣的孫子宣宗皇帝朱瞻基特於宮中設內書堂，命大學士陳山專授小內使書，從此，明太祖朱元璋不許內臣讀書識字之制也被廢除了。朱瞻基寵愛金英、範弘等宦官，甚至特賜免死詔，無異於勳臣之丹書鐵券。自此，宦官作威作福，權傾內外。但由於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俱是英明之人，宦官雖已職涉外廷朝政，卻不敢太過妄為。真正威懾重臣、獨擅朝政者，王振是第一個。
王振，山西蔚州人。他跟鄭和、金英等被迫閹割入宮的戰俘身份不同，年輕時候是個儒生，飽讀詩書，卻屢試不第，既沒有中過舉人，也沒有考中進士，甚至連秀才都不是。心灰意冷之下，王振到某縣任教官教書，卻依舊失意而貧困，史稱「九年無功」。憤懣無奈之下，王振做了一些違法的事，最終案發，被判充軍。
當時仍是明成祖朱棣執政，皇帝想招收一批有學問的老師入宮，教授宮中婦女讀書識字，待選者也包括充軍罪犯。這對戴罪在身的王振來說，無疑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然其中尚有一個難處，皇帝要的是宦官。倘若王振選擇了前程，將永遠不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男人。這對自小接受儒家教育的王振來說，是一個相當艱難的選擇。經過短暫的猶豫後，王振還是選擇了淨身入宮，在他人生的賭局中下了重重的一注。
儒生通常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人生最高的理想。王振入宮的本意，還不僅僅是擺脫經濟和生活上的窘迫以及被充軍的難堪，他更希望能就此接近大明王朝的政治權力中心，有所作為。對於博學多識的王振而言，他通曉古今，自然知道歷朝歷代宦官在政治舞臺上的作用。雖然太祖皇帝朱元璋嚴禁宦官干政，然而，一切不都在慢慢改變嗎？
永樂一朝，聲名顯赫的宦官不少，更是出了鄭和這類彪炳史冊的風雲人物，但王振並不在熱門之列。儘管他抱著極大的野心和極高的期望入宮，儘管他因博學多識已經成為眾多宦官中的佼佼者，然在明成祖朱棣這樣的英主下，他以宦官的身份想有所作為，幾乎是不可能之事。因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在與世隔絕的深宮中，王振時常獨自品嚐著比充軍更大的失意，難免不會懊悔當初慨然自宮的行為。
機會一直到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後才逐漸顯露。宣德元年（1426年）七月，朱瞻基下詔在紫禁城設立內書堂，改刑部主事劉翀為翰林修撰，專教小宦官讀書。當時在內書堂讀書的小宦官大概有二三百人，年紀均是十歲左右。後陸續增加到四五百人，教師又增加了大學士陳山、修撰朱祚等。從此，宮中宦官開始通文墨。
洪武年間，明太祖朱元璋嚴禁宦官識字，後設內宮監典簿，掌文籍，以通曉書、算之小內使任職。又設尚寶監，掌管王室圖書，其內官皆僅識字，不明其義。至永樂時，明成祖朱棣開始招教官入宮教習婦女，兼教內官，此即為王振入宮之契機。但正式設堂教宦官讀書習字，明宣宗朱瞻基算是開了先例。朱瞻基性格類似其祖朱棣，並非平庸無能之輩，他也知道宦官對漢唐兩代亡國負有極大的責任，但他仍然重用宦官，也是不得已而為之，有其深刻的歷史發展背景——
明朝建國後，明太祖朱元璋在中央設立了中書省。明初的中書省組織龐大，職權很重，這一部門遠承古代的宰相制度，近襲元朝中書省「錄軍國重事」的舊制，省內設左右丞相為長官，還設有平章政事、左右丞、參知政事等高階官僚，以及作為職能辦事人員的左右司郎中、員外郎、中書舍人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僅是中書省下屬的機構，六部長官尚書、侍郎等不過是丞相的屬員。
當時的中書省不但有「綜理機務」的職權，而且全國各級部門給皇帝上的奏報也要「先白中書省」。一切以皇帝名義發出的詔令諭旨，也須經中書省再下達。中書省相當於是設定在皇帝和國家機構中的一級權力部門，是必要的中轉站。中書省長官更是對一切庶務有權專決，成為處在皇帝一人之下、高踞於百官之上的權要。
朱元璋能得天下，武臣論功，首推徐達、常遇春，文臣論功，則推李善長、劉伯溫。常遇春四十歲病死，劉伯溫則辭官不做。一直以來，文臣派李善長與武臣派徐達間的鬥爭很尖銳。朱元璋白手起家，對權力極為看重，擔心尾大不掉，便重用胡惟庸為左丞相，以牽制李善長、徐達二人。然到了後來，中書省大權完全旁落在胡惟庸手中，其人在外生殺黜陟，為所欲為，許多生死人命和升降官員的大事居然不向皇帝奏明就直接執行。
朱元璋起於寒微，私心很重，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大權旁落，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胡惟庸很快以謀反罪名被凌遲處死，許多大臣株連被殺。案件前後株連多達三萬餘人，史稱「胡獄」。
胡惟庸以謀反罪伏誅後，朱元璋查到胡氏欲籍日本為助，越想越是惱怒，曾一度想要發兵征討日本。元朝曾對日本大舉征討，因遭遇風雨而全軍覆沒，是當年橫行天下的蒙古遭遇的不多的慘敗，故終元之世，日本不通中國。明王朝建立後，朱元璋譴使趙秩赴日本通好，日本懷良親王遂派遣使者來華，奉表稱臣，兩國間的邦交得以恢復。現在出了胡惟庸之事，兩國立即斷絕了邦交。朱元璋又預備對日本用兵，召曹國公李文忠回京師，欲任命其為主帥。李文忠卻力阻出征日本，又引元朝徵日本失敗的教訓為鑑，朱元璋這才勉強作罷，心中卻始終耿耿於懷，李文忠後來莫名其妙地中毒死去。
除掉胡惟庸後，朱元璋意猶未盡，下定決心趁這個機會將朝政大權盡數收回自己手中。他即刻著手對中央機構進行了改革，廢除了中書省及丞相制，分中書省及丞相權力歸屬六部，相對提高六部職權和地位，由六部尚書直接對皇帝負責；改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事皆由朝廷總之；兵制上實行衛所制，使武將與兵權分離。這一系列的措施都使皇權得到了大大的加強。
明代兵制
如此，朱元璋廢除了有一千多年曆史的丞相制度和有七百多年曆史的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制度，將軍政大權攬於一身，使得皇權大大加強，達到了秦漢以來的極致。
然朝無重臣，總還是要有人辦事，皇帝再精明能幹，也只有一雙手、一雙眼，不可能總攬親裁所有天下大事，於是朱元璋又創置了「四輔官」，由起自庶民的儒士們擔任，以協贊政事，以安生民。
不久皇帝便發現這一套行不通，這些儒生雖然可靠，卻沒有什麼實際處政經驗，於是廢去四輔官，並於洪武十五年（1382年）仿宋代制度，設內閣於殿廷，置益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大學士，職權是侍左右，備顧問。
此時的內閣，既非官署名，也非職官名，殿閣學士也不入典機務，很少參與政事，但它填補了組織形式上的空白。
內閣大學士為三至六人，原屬於文學侍從之臣。如果殿試時文理出眾，名列前茅，便可以進入翰林院，獲得博覽群書的深造機會。翰林幾經遷轉後，其中的突出人物就可以被任命為大學士，供職於文淵閣，專職為替皇帝撰擬詔告，潤色御批公文的詞句。
這些人原官品秩低，不兼部務，也無官屬，不能直接指揮行政，與東漢尚書、唐代翰林學士性質略同。但由於文淵閣是皇帝的文書機構，最接近皇帝，在不設丞相的情況下，基於處理政事的需要，這個機構的職權必然會越來越大。久而久之，大學士逐漸升遷，並有了正式的辦事場所。大學士本身官秩只有五品，但其所遷任官職往往至尚書、侍郎等，或有加銜至於「三公」者，如此，地位便大大提高。
明成祖朱棣登極後，決定起用一批資淺而幹練的文臣入文淵閣辦事，參預機務，因在大內殿閣行事辦公，故稱為「內閣」，內閣參預機務從此開始。
只是此時的閣臣品秩遠在六部尚書之下，且不設官署，不轄諸司事務，權勢也不大。到了明仁宗朱高熾時，內閣專任批答文章，草擬詔令，閣職漸崇，權勢迅疾增大，甚至超過宰相，號為「輔臣」。
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後，基本上保留了原來的中央機構，但也作了某些變動，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創造了一套「票擬」制度，突出了內閣的作用，並使得宦官開始參政。
票擬又稱擬票、票旨、條旨，指內閣對奏章所擬的批答。按照慣例，六部本章文書由通政司彙總，送左順門，交內書房收錄。皇帝閱覽過後，認為不便批示的留中不發，凡要批示的則送內閣擬票——內閣將所擬批答之辭用小票墨書，貼於奏章之上，再進呈皇帝批紅。明宣宗朱瞻基一般會採納內閣的建議，並將詔令分送給各主管部門去執行。
這樣，內閣就成為了皇帝和六部之間的橋樑，控制了決策權和審議權。內閣大學士可以不與主管各部商議就直接提出建議，只要皇帝沒有異議，這些建議便會自動生效。六部原先直接對皇帝負責，逐漸變成了秉承內閣之意行事。這套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行政效率大大提高，但從另一個方面來說，也間接促進了宦官勢力的崛起。
在票擬製度中，皇帝仍然是最後的決策者，有大量的奏章要處理。以明宣宗朱瞻基而言，他愛好廣泛，喜好書法、繪畫、文學、騎射、宴飲、遊樂等，又好微服出行，鬥蟋蟀也是其一大嗜好。對於興趣多多的皇帝而言，批閱奏章無疑是個繁重的辛苦差事。為了減輕自身負擔，皇帝開始讓宦官讀書，受到所謂的正規教育，以能夠協助他處理文書和奏章。宦官本是皇室家奴，只有忠於皇帝才有立身之處。基於這一點考慮，朱瞻基認為宦官忠誠可靠，能夠保守機密，且朝夕跟隨在身邊，是最合適的助理。
宦官參與到票擬當中後，逐漸演變成皇帝批閱奏章也多交給司禮監宦官代筆。按照票擬的流程，如果內閣大學士們提出的建議直接被皇帝採納，那麼宦官在其中起不到任何作用。但當皇帝不想採納大學士的意見時，宦官便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因為通常這個時候，陪伴在皇帝身邊的只有司禮監宦官，皇帝會本能地徵詢徵求宦官的意見，宦官則會趁機提出他們的看法。而通常宦官比大臣更容易贏得皇帝的情感和好感，因為宦官多諂媚順從皇帝的心意，而大臣則更多考慮提議是否合理，且好以君道來限制皇帝的個人慾望。如果皇帝採納了宦官的建議，決策便會直接下達，而實際負責執行的六部根本沒有機會與皇帝一起討論複審宦官的意見。
由於司禮監高踞在票擬製度的頂點，有「影子內閣」之稱，掌印宦官由此獲得了空前的機會，人稱「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最極端的情況是，如果皇帝因疏忽或是懈怠而不理政事時，負責居中傳遞詔令的宦官便完全有機會在皇帝不知情的情況下，往詔令上做手腳。而宦官因為生理缺陷，往往心靈扭曲變態，陰狠殘暴，加上長期生活在皇宮中，只擅長奉迎巴結之術，缺乏實際的從政才幹，一旦他們真正執政，危害極大。這一點，已由無數歷史案例所證明。
不過在宣德一朝，由於明宣宗朱瞻基本人精明強幹，宦官專權尚未凸顯。他下詔設立內書堂後，挑選可靠能幹的宦官入堂讀書，王振便是其中之一。王振本是個讀書人出身，通文墨、曉古今，已經有先天的有利條件，所以很快就脫穎而出，成為內書堂宦官中的佼佼者，宮中都稱呼他為「王先生」。朱瞻基很喜歡王振身上的儒雅書卷氣質，特地挑選他出來，任命為東宮局郎，專門服侍皇太子朱祁鎮。
當時的朱祁鎮還只是個孩童，博學多聞的王振因而成為朱祁鎮的啟蒙老師。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王振開始對朱祁鎮具有很強的個人影響力和支配力。這種影響力和支配力，在朱祁鎮當上皇帝后，開始表現在對明朝國政的影響上。
王振是少見的文人型太監，朱祁鎮從對方口中聽說了不少聞所未聞的事，因此非常尊敬王振，尊稱他為「先生」，這親切的稱呼直到朱祁鎮後來當上了皇帝也沒有更改過。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明宣宗朱瞻基病死，九歲太子朱祁鎮登基為帝，是為明英宗。八個月後，朱祁鎮便任命王振入掌司禮監。
司禮監為明廷宦官二十四衙門之首，號稱「第一署」，下設提督太監一員，掌印太監一員，及秉筆、隨堂太監等官職。提督太監統儀禮刑名，兼督東廠。掌印太監統內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筆、隨堂太監為掌印之輔，並統領章奏文書、照閣票批朱等事宜。凡有政事，先由內閣大學士票擬辦法，上達皇帝，要由太監批朱，又稱「批紅」。王振執掌司禮監，可謂如魚得水，不僅得到了錢財和名譽，而且無限的權勢和地位都近在眼前——
既有票擬製度給宦官弄權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又有對自己言聽計從的年幼皇帝，王振成為司禮監權力膨脹的最大受益者。所謂「學得文武藝，售與帝王家」，他蟄伏多年的雄心壯志開始蠢蠢欲動了。
只是，王振自己並沒有意識到，他早已經不是當年失意落魄卻胸懷大志的書生。他在宮禁多年，足不出戶，習慣與宦官為伍。他的所謂政治才幹，在明眼人的眼中，不過是逞顯技能，玩弄陰謀。
然而，一個多年來懷有雄心的宦官是不容小覷且非常危險的，因為他一旦得到了機會，一定會不擇手段地追逐最大的權力。
王振掌管司禮監後，以防備大臣罔上為由，勸明英宗朱祁鎮以重典治理，更利用朱祁鎮的信任，以代批奏章、傳達詔諭等方式，開始控制朝廷。為了一試自己的權力，王振命人在京師朝陽門外築起一座將臺，請朱祁鎮閱兵。所有京營各衛武官，校試騎射，都在那裡進行。名義上是閱武，其實是王振想收取兵權，好用來抵制文臣。
不久後，王振私自擢升親信指揮紀廣為都督僉事，執掌京營兵權，又任命親侄王林為錦衣衛指揮僉事，執掌錦衣衛。明英宗朱祁鎮因年紀尚幼，荒嬉無度，一切機要朝政都被王振把握，「恃寵挾恩，奪主上之威福，懷奸行詐，紊祖宗之典章，每事不由於朝廷，出語自稱為聖旨，賣官鬻爵，誅殺無忌」，又「廣置塌房、莊所、田園、馬坊，侵略民利，不輸國課」。明代宦官專政自此正式粉墨登場，王振本人也成為明朝開國以來第一個權力極重的宦官。
王振還覺得威權不足，拿一些大臣開刀，藉以樹立他在朝廷中的威信。朝廷中凡是得罪王振的大臣，不是被撤職，就是充軍。一些大臣見到王振權勢日重，爭相討好攀附。當時內外大臣公侯貴戚多叫王振作「翁父」，兵部尚書徐晞等謁見王振都是望風跪拜。
工部郎中王佑到王振府中探望。王振留意王佑沒有留當時非常流行的鬍鬚，就問他說：「你怎麼沒有鬍鬚啊？」
王佑不假思索地朗聲回答：「老爺沒有鬍鬚，兒子我怎麼敢留呢？」
這句話使王振哈哈大笑，於是收下王佑做乾兒子，並立即提拔王佑為工部侍郎。
一時間，王振的權力可謂頂了天。如何形容其人權勢之大呢？舉例而言，當時滿朝文武大臣中，以英國公張輔地位最高。張輔生父張玉原是元朝重臣，還在蒙古統治中原時期，就已經是個響噹噹的人物，擔任元朝的樞密知院，相當於軍政最高長官。元順帝敗走大漠後，張玉「從走漠北」，跟隨蒙古皇室在大漠中生活了十八年，但他思念故土，於洪武十八年（1385年）摒棄高官厚祿和榮華富貴，萬里來歸，投在當時駐守北平的燕王朱棣麾下，從五品的副千戶做起，逐漸變成朱棣手下最得力的大將。後朱棣發動「靖難之役」，得以成大事，奪取皇位，最大的功臣便是謀士姚廣孝和武將張玉。
張玉本人「出師未捷身先死」，在東昌一戰中為了救護朱棣而英勇戰死。朱棣痛極而泣，稱其靖難功當第一，登上皇位後，追贈張玉為榮國公，又娶張玉之女為貴妃。明仁宗朱高熾亦娶張玉孫女為妃，即位後又加封張玉為河間王，並將其和東平王朱能、金鄉侯王真、榮國公姚廣孝的靈位一同放在明成祖朱棣的宗廟中，是為人臣之最高榮譽。
張輔是張玉長子，但其顯貴卻不完全是沾了父親的光，大多是憑自己的才幹。他自幼追隨父親于軍中，久歷戰陣，智勇雙全，是靖難功臣中少有的優秀青年將領。朱棣即位後，封張輔為侯安伯，食祿千石，永樂三年（1405年）又進封新城侯，加祿三百石。而張輔一生中，最顯赫突出的戰績則是在征伐安南的戰場上。
安南在漢唐時為中國的一部分，五代時獨立，但名義上仍是中國屬國。大明王朝建立後，明太祖朱元璋亦曾冊封安南國王陳氏，遂成慣例。此後，凡是安南新王登基，均需要得到明廷正式認可。
到了永樂一朝，安南內訌加劇，原國王陳氏一族被滅，胡氏上臺，明成祖朱棣不欲過多幹涉，便順水推舟地承認了新國王胡漢蒼的地位。
不料平地風雲再起，前國王陳日烜之孫陳天平輾轉來到北京，當面向朱棣哭訴道：「賊臣侵思明府，奪其土地，究其本心，實欲抗衡上國。暴徵橫斂，酷法淫刑，百姓愁怨，如蹈水火。陛下德配天地，億育四海，一物失所，心有未安，伐罪弔民，興滅繼絕，此遠夷之望，微臣之大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