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她說，「只要我逮住兇手，就可以改變這種局面。」
事情就是這樣。有的人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除了這個缺點之外，德博拉還算得上是個聰明人，百分之百的聰明人。她繼承了哈里那種樸實的直率，但是缺少她父親直率背後的智慧。對於哈里來說，直率是對付骯髒世事的一種方法；而對於德博拉來說，直率就是假裝世界上壓根兒就沒有什麼骯髒事。
我在運動場外搭巡邏小分隊的車來到我停車的地方，然後開著自己的車回家。我一路上都在想象自己帶上了那個人頭，小心翼翼地用纖維紙包裹著，放在汽車後座上帶回家去。我知道這種想象是很可怕、很愚蠢的。我第一次能理解那些可憐的男人，我指的是那些戀物狂，他們不是把女人的鞋子當作寶貝來欣賞，就是把女人骯髒的內衣帶在身邊。一種噁心的感覺讓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去衝個澡，就像我迫切地想去觸控那個人頭一樣。
可惜，我沒有得到那顆人頭，沒辦法也只好回家。我慢慢地開著車，這樣的速度在邁阿密就像是後背上貼了一張「踢我」的標籤。當然並沒有人真的踢我。他們到了我的後面也只得減速。我被人按喇叭嘲笑了七次，被人豎中指鄙視了八次，還有五輛車一直在我周圍轟鳴。他們一會兒衝上人行道，一會兒又圍繞在我的車邊，緊緊地逼壓著我。雖然今天路上其他的司機興致高昂，我還是打不起精神來。我疲憊至極，加上腦子裡一團糟，我需要遠離嘈雜的運動場，遠離拉戈塔的愚蠢和胡說八道，好好地想一想。慢慢地開著車，我就有時間來考慮問題，有時間思索剛才發生的那一切究竟是什麼意思。我發現，在我疲憊的大腦內有一個荒唐的詞語在不斷地嘶鳴，不斷地與腦顱的邊邊角角發生碰撞。這個詞語有了自己的生命。我每次聽見它，就能領悟它的新意義。除了意義之外，它變成了誘惑人的符咒，變成了我的鑰匙，我可以用這把鑰匙去揣摩那個兇手，思索那顆滾落在街道上的人頭，思考那面夾雜在乾燥的屍體殘肢中的鏡子。
如果換了我的話——
如果換了我的話，我會把那輛貨車開進運動場附近的溝裡，然後飛速地逃離那個地方，重新開一輛事先藏好的車？一輛偷來的車？那就得看情況了。如果換了我的話，我會事先計劃好把屍體丟到運動場裡？要不，那只是兇手對我在堤道上追逐他的一個回應？
這樣也解釋不通。他不可能料到會有人把他追到北灣村那兒，這可能嗎？可是他怎麼會事先把人頭準備好，然後朝我扔過來呢？他幹嗎要把屍體的其餘部分扔到運動場去呢？這種做法顯得很古怪。是的，運動場內有冰，低溫是一個有利的條件。不過，要是換了我的話，冰球場內磕磕碰碰的，並不適宜於幹任何隱秘的事情。那個地方可怕、空曠而杳無人跡，絕不是產生真正創作靈感的好場所。那是一個拋撒垃圾的場地，而不是理想的工作環境。在那種地方根本找不到合適的感覺。
如果換了我的話，就會是這樣。
所以那個室內運動場是兇手對未知領域的大膽探索。它會讓警方大吃一驚，也一定會把警察引導到錯誤的方向。他們本來有可能琢磨出破案的正確入口，可這樣一來，找到破案入口的可能性就小多了。
更令人納悶兒的是那面鏡子——假如我猜對了兇手選擇室內運動場的原因，那麼再加上這面鏡子，理由就更充分了。那面鏡子可能是兇手對已經發生的事情所做的陳述，是與拋下的人頭相聯絡的。如果換了我的話，我的陳述會是什麼呢？
我看見你了。
嗯。就是這個陳述。我看見你了。我知道你在跟蹤我，而我也在監視你。可我遠遠地領先於你，控制著你的路線，支配著你的速度，監視著後面的你。我看見你了。我知道你是誰，你在哪裡，而你只知道我在監視你。我看見你了。
我覺得這個推理是對的。但是，為什麼我的心情還是好不起來呢？
再說了，我應該把這其中的哪些告訴親愛的德博拉呢？這些感覺都是隱私，一想到它們公開的一面我還真的犯上嘀咕了，而這公開的一面對我妹妹以及她的事業是非常有用的。我不能告訴她——不能告訴任何人——我覺得兇手之所以這麼做是要向我傳達一個資訊，是要看我有沒有本事懂得他的資訊並且做出回應。可是，除此之外，有什麼情況我需要告訴她，而且也很想告訴她呢？
我已經受不了了，很想先睡上一覺，然後再來清理這些亂糟糟的思緒。
我爬上床的時候簡直要哭了，是的，差點兒就哭出來了。我盡力使自己迅速入睡，讓大腦進入黑暗中。睡了足足兩個半小時，電話鈴聲把我吵醒了。
「是我呀。」電話那頭的聲音說。
「我知道是你，」我說，「是德博拉，對嗎？」當然是她。
「我找到那輛冷藏貨車了。」
「嗯，恭喜你呀，德博拉。那可是好訊息呀。」
她長時間沉默不語。
「德博拉？」我過了好久說，「是好訊息，對嗎？」
「不是。」她說。
「哦。」我仍然睡意很濃，腦袋就像撣子在敲打教堂裡祈禱用的地毯一樣，不住地往下栽。不過我極力保持清醒。「嗯，德博拉，你怎麼……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已經搞了個水落石出，」她說，「我把圖片與殘肢編號等進行了匹配。所以，我像一名優秀的偵查員一樣把這些情況向拉戈塔做了彙報。」
「她不相信你的彙報？」我問道，心裡並不相信事情會是這樣。
「她可能相信了。」
我使勁兒地眨著眼睛，但是上下眼皮老粘在一起，於是我乾脆閉著眼睛跟她說話：「對不起，德博拉，咱們倆不知是誰像是在說夢話，是我嗎？」
「我費了好大力氣向她解釋，」德博拉聲音很低，聽起來十分疲倦，我彷彿覺得自己乘坐的船沉到水底下卻沒有了舀水的桶，「我把自己發現的情況毫無保留地告訴了她，說話的態度也很禮貌。」
「那太好了，」我說，「她說什麼來著？」
「什麼也沒說。」德博拉說。
「一句話也沒說？」
「一句話也沒說，」德博拉把我的話重複了一遍，「她只說了聲‘謝謝’，那口氣就像對停車場的服務員道謝似的。她還朝我微微一笑，那樣子很逗，然後轉身走了。」
「嗯，可是德博拉，」我說，「你不能指望她會——」
「後來我明白了她幹嗎對我露出那樣的微笑，」德博拉說，「好像我是個弱智，而她最終想出了該把我關到哪裡。」
「哦，不，」我說，「你是說你已經脫離了這個案子？」
「我們大家都脫離了這個案子，德克斯特，」德博拉帶著疲倦的語氣說，聽起來好像跟我一樣累，「拉戈塔抓人了。」
突然我們倆都沉默不語，我的腦子也無法思考，不過我至少保持著清醒。「什麼？」我說。
「拉戈塔抓了一個人，是運動場的一個工人。她已經把那個夥計拘留了，她肯定那個夥計就是兇手。」
「這不可能。」我說。儘管我心裡明白這是很有可能的，這個死腦筋的婊子！我罵的是拉戈塔，不是德博拉。
「這我知道，德克斯特。可是你就別再把這話告訴拉戈塔了。她確定自己抓的人是對的。」
「確定到什麼程度？」我問道。我的腦筋呼呼地旋轉著，像是要嘔吐似的。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德博拉哼了一聲。「一個小時後，她要舉行新聞釋出會。」她說，「對她來說，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我的腦子裡嗡嗡地響個不停，根本無法聽見德博拉接下來說的是什麼。拉戈塔抓人了？抓的是誰呀？她能給誰加上這個罪名呢？難道她不顧所有那些線索，不顧這幾起謀殺案的氣味、感覺和味道，就把一個人給抓起來了？這位兇手已經做過——並且正在做——的事情非同尋常，這樣的高手是不可能讓拉戈塔這種三腳貓抓住的。絕不可能。我可以拿自己的性命打賭。
「不，德博拉，」我說，「不可能啊。她肯定抓錯人了。」
德博拉朗聲大笑起來，笑聲裡帶著疲憊。「是呀，」她說，「這我知道，你也知道，但是她不知道。還有更逗的呢，你想聽聽嗎？那個人也不知道。」
我實在聽不懂這句話：「你在說什麼呀，德博拉？誰也不知道啊？」
她再次發出那種恐怖的笑聲：「被抓的那個人。德克斯特，我估計那人跟拉戈塔一樣昏了頭，因為他承認了。」
「什麼？」
「他承認了，德克斯特。那個王八蛋自個兒承認了。」
此人名叫達里爾·厄爾·麥克黑爾，屬於我們常說的那種社會渣滓。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他有十二年住在佛羅里達州。親愛的多克斯警官從運動場工作人員的檔案中翻出了他的名字。多克斯警官在電腦上對運動場受聘人員的暴力或重罪判刑記錄進行反覆核對時，麥克黑爾的名字兩次閃現了出來。
達里爾·厄爾是個酒鬼，喜歡打老婆，找樂時偶爾還會幹些搶劫加油站的勾當。為了維持最基本的生活，他有時要找些最廉價的工作，幹上那麼一兩個月。在某些心情舒暢的週末晚上，盡情狂飲了幾箱六瓶裝的啤酒後，他會把自己想象成上帝派來的懲罰者。他醉醺醺地開著車轉悠，看著不順眼的加油站就衝進去，揮舞手槍，搶了錢後開車就跑。然後，他拿搶來的八九十美元去買更多的酒狂飲，一直喝到心裡高興得想打人。達里爾·厄爾的塊頭不大：身高一米七，骨瘦如柴。為安全起見，捱打倒霉的通常是他老婆。
事情大概就是這樣，他就這樣渾渾噩噩地生活著。不過有一天晚上他打老婆有些過火，使這個倒霉女人做了一個月的骨折牽引。於是這個女人到法院起訴。達里爾·厄爾成了一個有前科的人，他有不光彩的過去。
他還是酗酒，不過在雷福德監獄他確實給嚇到了，把打老婆的習慣給改了。出獄後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室內運動場看門。這份工作一直做了下來。從我們掌握的情況來看，他已經有很長時間沒有打老婆了。
此外，我們的達里爾甚至還在飛豹隊參加「斯坦利杯」冰球賽的時候出過一點兒風頭。那時候，他的工作之一是在比賽的間隙跑上場，清理球迷們往冰球場上扔的東西。在「斯坦利杯」冰球比賽的那年，只要飛豹隊一得分，粉絲們就會激動地往冰球場上扔三四千只塑膠老鼠，所以撿塑膠老鼠並將其搬離場地就成了達里爾的主要工作。這是個枯燥活兒，毫無疑問。某天晚上喝了幾瓶劣質伏特加壯膽，達里爾在撿塑膠老鼠的時候還即興來了一段老鼠舞。觀眾們覺得不錯，要求他再來一段。後來每當達里爾·厄爾進入冰球場，人們都會叫他跳一段老鼠舞。這個餘興節目一直保持到賽季結束。
如今不準生產塑膠老鼠了。即使聯邦法律條文允許廠家生產，也不會再有人往冰球場裡扔這些玩意兒了。20世紀的某一年，邁阿密選出了一位很有誠信的市長，打那以後飛豹隊就再也沒得過分。但是麥克黑爾在比賽的間隙仍然出現在賽場上，希望自己跳老鼠舞的形象能最後一次進入攝像機的鏡頭。
在新聞釋出會上，拉戈塔表現得十分出色。聽她那口氣，達里爾·厄爾是因為自己小小的名氣才走上謀殺犯罪之路的。當然，因為他酗酒，又有對婦女實施暴力的前科，拉戈塔就認定這一系列愚昧而殘忍的殺人案是他乾的。這樣一來，邁阿密的妓女可以高枕無憂了，因為謀殺事件已經過去。緊張而無情的調查給達里爾·厄爾帶來了巨大的心理壓力，於是他承認了。案子結了。姑娘們，接著幹活兒去吧。
媒體迫不及待地接受了這種說法。對此，你也不能責怪他們。拉戈塔精彩的陳述裡充滿了想當然的假象，但幾乎所有的人都對此深信不疑。當然記者並不都是經過智商測試後挑選出來的。即便如此，我總是希望會出現一個小小的亮點，但盼來的全是失望，也許這是因為我小時候看了太多的黑白電影。但我仍然抱有一線希望，希望來自大都市報社的某個憤世嫉俗的酒鬼記者會向拉戈塔提一個尷尬的問題，迫使偵查人員對證據進行重新整理。
不幸的是，生活並不總是模仿藝術。在拉戈塔主持的新聞釋出會上，擔任主角的是一群留著漂亮髮式、身穿薄布西裝的男女記者，他們像電影演員斯賓塞·屈塞一樣其貌不揚，但衣著考究。他們提的問題中最有見地的也只是：「發現人頭有什麼感覺？」「我們可以拍幾張照片嗎？」
一位來自美國全國廣播公司附屬電視臺的記者，名字叫尼克，不知道姓什麼，是單槍匹馬出來採訪的。此人詢問拉戈塔，她是否能肯定麥克黑爾就是兇手。拉戈塔回答說證據確鑿，而且嫌疑犯自己的供認也是毋庸置疑的。於是這位記者就再也不吭氣兒了。要麼他的確是心服口服，要麼是拉戈塔的話太有權威性了。
於是事情就這樣定下來了，案子結了，正義得到了伸張。邁阿密地區強大無比的法律機器，以及令犯罪分子魂飛魄散的反犯罪機構又一次戰勝了包圍我們這座美麗城市的黑暗勢力。法律的威嚴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拉戈塔把幾張達里爾·厄爾臉色陰沉的面部照片連同她自己最近在南海灘調查一個攝影師時拍的幾張豔光四射的照片一起交給了媒體。這位攝影師是專門拍攝時尚照片的，每小時的收入高達二百五十美元。
這一切具有神奇的諷刺效果，危險的出現與嚴酷的現實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因為不管達里爾·厄爾看上去是多麼粗鄙、兇殘，對社會構成真正威脅的卻是拉戈塔。是她把偵查真兇的獵狗喝退了，是她止住了人們捉拿罪犯的呼喊，是她命令大家回到一座燃燒著的樓房裡繼續睡覺。
難道只有我一個人明白達里爾·厄爾·麥克黑爾不可能是兇手？這一系列謀殺案顯示出來的那種格調和智慧是麥克黑爾這種呆頭呆腦的傢伙根本無法理解的。
一方面我由衷地欽佩兇手的傑作，另一方面我又有一種前所未有的孤獨感。那些屍體的殘肢彷彿在對我歌唱，在讚美沒有血跡的謀殺藝術。這支歌燃起了我內心深處的燈火，使我的動脈裡充滿了如醉如痴的恐懼感。但是它無法阻擋我要逮住真兇的激情。我一定要把這個屠殺無辜、冷酷無情、惡貫滿盈的劊子手繩之以法。對嗎，德克斯特？對嗎？喂？
我坐在自己的公寓裡，揉著惺忪的睡眼，回憶著剛才看到的表演。雖然沒有免費的午餐，沒有裸體照片，但是那場新聞釋出會幾乎完美無缺。很顯然，拉戈塔使出渾身解數找了各種社會關係，大張旗鼓地要把這個新聞釋出會開得空前隆重，舉世矚目。而現在她如願以償了。她在給上級舔屁股的職業生涯中，第一次發自內心地相信自己逮住的是真兇。作為局外人的我的確感到沮喪。她這樣做不只是出於政治目的，在她的腦海裡，她乾的是廉潔而冠冕堂皇的工作，她用自己特有的方法偵破了謀殺案，擒獲了兇手，制止了謀殺犯罪。這麼一件出色的工作理所當然地贏來了一片掌聲。可是，如果接下來再出現一具死屍，她將會怎樣地驚詫莫名呢？
我確信真兇仍然逍遙法外。很可能此人通過第七頻道也看了新聞釋出會。對謀殺案感興趣的觀眾大多選擇這個頻道。此刻他一定笑得前仰後合，連刀子也拿不穩了。但那只是暫時的。一旦笑聲停止，幽默感就會洶湧而至，促使他對這起事件發表自己的看法。
由於某種原因，這樣的想法並沒有讓我被恐懼和厭惡嚇倒，也沒有使我默默地下定決心及時去制止這個殺人狂繼續行兇。相反，一個小小的預感油然而生。我知道這個預感是錯誤的，正因為如此，我心裡感到舒服多了。哦，我要制止這個兇手，將他繩之以法，是的，這是毫無疑問的——不過，是不是得馬上行動呢？
還有一個小小的交易。如果我儘自己的綿薄之力制止了真兇，那麼我至少得同時從中得到一點兒好處。想到這兒，電話鈴響了。
「是的，我看了。」我拿起話筒說。
「天哪，」德博拉在電話裡說，「我都快吐了。」
「嗯，老妹，要是你發燒，我可不會來給你擦腦門子啊。我有自個兒的事要做。」
「天哪。」她又說。過了一會兒，她問：「什麼事？」
「告訴我，」我問她，「這下子你是不是名聲掃地了，妹妹？」
「德克斯特，我累了。我一輩子也沒像這會兒這麼撮火。這話文雅一點兒怎麼說？」
「我問你，你是不是像老爸生前所說的那樣丟了臉？你在警察局裡是不是名聲掃地了？你職業上的名譽是不是受到了玷汙？大夥兒是不是對你產生了懷疑？」
「你是說拉戈塔在背後中傷我？是不是有人說我的乳房跟愛因斯坦的腦袋一樣大？我的職業名譽已經像狗屁一樣糟糕了。」
「那好吧。只要你覺得再也沒有什麼可輸的就行。」
她從鼻子裡哼了一聲：「還好，這樣的人我還丟得起，因為我畢竟是我呀，如果再降我一級，我就去給警察局的客人煮咖啡得了。我該怎麼辦呢？」
我閉上眼睛，身體後仰，靠在椅子背上：「你公開表明自己的觀點，告訴局長和全域性的人，就說達里爾·厄爾抓錯了，另外一起謀殺案即將發生。你可以從自己的調查結果中挑出幾個有說服力的理由。你暫時會成為邁阿密地區警察部門的笑柄。」
「我已經是大夥兒的笑柄了，」她說，「這沒什麼大驚小怪的。可是，找什麼樣的理由呢？」
我搖了搖頭。有時候我真的難以相信她居然會這麼幼稚無知。「好妹妹，」我說，「你並不是真的相信達里爾·厄爾有罪，對嗎？」
她沒有回答。我可以聽見她的呼吸聲。我想她一定跟我一樣疲倦，只不過她沒有我那種毅力能忍住。「德博拉？」
「那個傢伙自己承認了呀，德克斯特，」她過了好大一會兒才說，我聽到她的聲音裡流露出極度疲憊的感覺，「我不相信我以前的想法是錯的，可他自個兒承認了。他媽的！也許咱們得放手了，德克斯特。」
「哦，你就這麼沒自信，」我說，「她抓錯人了，德博拉。現在你得去改寫那本錯誤的政治學教科書。」
「我當然會的。」
「達里爾·厄爾·麥克黑爾不是真兇，」我說，「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即使你是對的，可那又能怎麼樣呢？」
現在輪到我眨眼睛不知所措了：「你說什麼？」
「嗯，你聽我說，如果我是兇手，我難道意識不到自己現在已經萬事大吉了？把另外一個夥計逮住了，警方也放了手。我為什麼不就此金盆洗手呢？要不，就逃到別的地方去，重操舊業？」
「這是不可能的，」我說，「你根本不瞭解這個傢伙的心思。」
「是呀，這我知道，」她說，「你怎麼就那麼瞭解他？」
我故意迴避這個問題：「他一定會繼續待在這裡，繼續殺人。他一定會讓警方瞧瞧他對警察是怎麼看的。」
「那你說說，他是怎麼看的。」
「是不好的看法，」我對她說了實話，「我們把達里爾·厄爾這樣一個糊塗蟲抓了起來，這是十分愚蠢的。他覺得太逗了。」
「哈哈。」德博拉說著，並不是在發笑。
「不過，我們也侮辱了他。我們把他的傑作歸功於達里爾·厄爾這樣一個缺乏修養、智力低下、土裡土氣的低能兒，那就好比是對傑克遜·波洛克說連六歲的孩子都能畫出他的作品。」
「傑克遜·波洛克？那個畫家？德克斯特，可這個傢伙是個殺人狂啊。」
「德博拉，從他自己的角度來看，是這樣的，他自以為是藝術家。」
「天哪，這簡直是愚昧透頂——」
「相信我，德博拉。」
「是呀，我相信你。我幹嗎不相信你呀？這麼說，咱們這位憤怒而滑稽的藝術家不會到別的地方去了，對嗎？」
「對，」我說，「他一定會繼續幹下去，一定會在咱們的眼皮子底下幹。沒準兒會幹出更大的事來。」
「你是說，他這次要幹掉一個大塊頭的妓女？」
「德博拉，我是說下一個謀殺案的規格會更高，構思會更大，效果會更轟動。」
「哦，效果更轟動。是呀，比如說把受害者活埋了。」
「賭注加高了，德博拉。我們激怒了他，侮辱了他，這一點肯定會在下一次謀殺案中反映出來。」
「啊哈，」她說，「怎麼個反映法呀？」
「這我就說不準了。」我承認道。
「可你肯定會反映出來。」
「這就對了。」我說。
「好極了，」她說，「這下子我知道該怎麼去看門道兒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