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對中國的知識分子群體我沒什麼概念，學院派啦、幕僚派啦等等。
老俠：你指的是八十年代還是九十年代？
王朔：全算上，我總想找個明白人兒，理出個大概的頭緒。
老俠：八十年代的知識分子群體，大致可以分為「民間的」、「體制內的」兩路，「體制內的」又分為「學院的」和「準官僚的」。
王朔：思想解放運動在當時還是衝破了一些禁忌，牛鬼蛇神紛紛出籠。
老俠：在思想解放的旗幟下，一大批右派作家重新回到社會中，一回來就鮮花怒放，當時有一本暢銷小說集《重放的鮮花》，全是當年的右派們的成名作，像劉賓雁。王蒙。劉紹棠。
從維熙等等。這批右派作家的頂峰是第四屆文代會，這之後，他們不但是作品影響全國，而且也紛紛進入文化領域的權力機構中執掌實權。劉賓雁的報告文學，劉心武的小說、傷痕文學、改革文學等等。這兩批人有共同的特點，都以文字風行於世，又以權力接近高層。王蒙最後坐到文化部長，劉心武是《人民文學》主編，王若水、胡績偉。劉賓雁等人也大都是部級待遇，最低也是司局級。
壬朔：這些人是當時的大眾文化。
者俠：也是當時的社會思想貧乏所致。
壬朔：那學院派呢？
老俠：學院派也分為幾撥。像李澤厚、劉再復是一類，走的是哲學、美學、理論批判的路數，但劉再復後來當了社科院文學所所長、《文學評論》主編，也成了準官僚。他們的黃金期以八六年召開的「新時期十年討論會」為高峰，那個會上，劉再復、李澤厚被捧為「理論教皇」了，大會的程式有點兒類似黨代會，以學習劉再復的人道主義文學觀為核心，分組座談，是一次文藝理論界的「閱兵式」。後來讓一匹黑馬給攪了。
包遵信、金觀濤等人走的是「叢書」啟蒙的路數。他們編的《走向未來叢書》成了一代青年人汲取新觀念的主要來源，影響之大，記憶猶新。後來內部分裂了。
還有一種路數是內參的形式，當時影響最大的是高爾泰的《異化現象近觀》和王小強的《農業社會主義批判》，他們的理論超出了「思想解放」派和右派文人群，具有強烈的自由主義色彩。
王朔：在這些合法性的知識幫之外，好像《今天》是地下的民間刊物。他們那批人在文學上對年輕人的影響非常大。
老俠：是的。我們上大學時讀《今天》和一些政論文章時的激動，至今仍然記憶猶新。這批人是當時沒有任何官方色彩的「民間派」。民間油印刊物中，以《今天》的影響最大。《今天》之所以成為嶺天》，不是由於這批人多敏感多深刻多有才華，與外省的青年人相比，他們「近水樓臺」地接觸到一大批外省人很難接觸到的內部發行的「黃皮書」、「灰皮書」。一類是哲學的，如《現代資產階級哲學資料選》。一類是文學的。
藝術的，如《在路上》、《麥田守望者》、《西線無戰事》。還有一批西方的現代派詩歌，如艾略特詩。還有東歐前蘇聯的一批「解凍」作品，如《被背叛的革命》、《新階級》、《斯大林時代》。《人，歲月，生活》、《解凍》等等。特別遺憾的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也是那時的內部讀物，但哈耶克對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真正影響，從九十年代中期才開始。這都說明當時的「思想解放」沒有多少自由主義成分。
王朔：《今天》的那批人在北京，有機會弄到這些書，你們外省就不一樣了。
他們的‘優秀「和」影響「也沾點兒皇城的恩惠。
老俠：對。就是因為他們先佔有了別人無法佔有的思想藝術資源，這也是一種畸形現象。後來，《今天》派浮出水面之後，受到官方刊物《詩刊》的承認，八十年代初《詩刊》召開的青春詩會就有《今天》的幾個詩人，北島後來還進了作協的詩歌組，那是全國詩歌評判的權威機構。而八十年代之後，《今天》的詩人們，已失去了創造力。江河、楊煉跟著阿城尋根去了，北島在八十年代就沒寫過好東西。唯一堅守自己的人是芒克。他與北島是《今天》的核心，最嚴峻的時刻只有他倆頂了過來。《今天》的文字不僅在觀點上，更在形式上突破了右派作家們的載道文學。
「朦朧詩」在理論上的辯護者是「三個崛起」。八十年代北大的民間競選是又一批民間知識分子，他們成為中國民間知識分子祈求政治向合法化的方向走的最早試驗。
後來這批人中留在國內的人又辦了民間研究所。
王朔：我記得，那時文學上還有一路子，全景式的大報告文學。那時他們的勢頭非常強，好像代表改革派的最後呼聲。
老俠：八十年代的那種東西，咱不說它的觀念是否現代，現在看來那種救世主的腔調也有問題。特別是中央臺製成了《河殤》的專題片後，解說詞全是居高臨下式的說教，用朗誦式腔調字正腔圓地去唸，給人的感覺像《聖經》的那種命令式的救世主姿態：「上帝說要有光，於是就有了光。」只要這種腔調出現，似乎唸的東西就是真理，絕對真理。這個傳統來自夏青們的播音，一直到現在《焦點訪談》的主持人的教主式的面孔。那時的文章，從文學到理論，大都是救世主腔調，人人都想當救世主，當教皇。在當時，社會上有「四大青年導師‘之稱。當時的」尋根文學「、」黃土地「系列的電影，也有這種俯視的高高在上的救世主心態。
王朔：我對學院派特別感興趣，它是鐵板一塊嗎？放過洋的與沒放過洋、國內讀完博士的是不是有一些區別？
老俠：八十年代的知識群體沒有明顯的分化，八十年代初的民間群體與體制內群體的區別，到八十年代中後期基本上消失了，民間群體除了極特殊的人，大都進入了體制內，都成了準官方的體制化的知識權力，但九十年代知識群體的分化特別明顯。學院派與幕僚派之外，還有脫離體制的個體文化人，這些人在經濟上完全獨立，你是作家中最早的有影響的寫作個體戶。其他的如歌星、影星。但很快，這些人，包括你，又被整合進亞文化體制內——即逐漸豐滿成型的大眾文化的商業運作體制。
王朔：大眾文化體制這塊我比較熟，身居其中，深受其惠，也深受其害。我特別想了解的是那些土博士洋博士主教授洋教授的區別。
老俠：九十年代的知識群體的分化，一批人下海經商，一批人漂洋過海，繼續學術的人很少。而且，九十年代知識界的最大特點，就是經濟學成為顯學，取代了八十年代的文學、美學。像胡鞍鋼、葉紹光這樣的洋博士，看準了宏觀調控時期決策者的所好，弄出個「國家能力報告」，從中西的比較中論證中央的經濟集權的合法性。稱中國的財政現狀是強地方、弱中央，主張加強中央集權，提高國家提取財政資源的能力。葉紹光後來與胡鞍鋼分手，把國家的財政能力及財政效率與民主制度直接掛鉤。還有樊綱、盛洪、劉偉、鍾朋榮被稱為京城「四少」，他們的理論主要是為上層決策做理論論證的，還喜歡上電視作秀。再有就是喝了美國洋墨水的崔之元、甘陽等「新左派」為代表，他們注重分配上的平等問題。
王朔：我看經濟學家大部分都是這樣。
老俠：對。現在的經濟學家。經濟學最致命之處在於：面對如此混亂而不公正的經濟秩序，他們既沒有起碼的道義感又沒有超過政策之上的理論創新，不敢正視中國經濟困境的核心問題：產權的不明確和權力的無孔不久即權力的市場化。
自馬克思主義產生以來，美國一直有馬克思主義者，有左派。他們也是基於分配不公而批判現行的資本主義體制，怎樣才能通過現行體制的改革使財富的分配達到最大可能的平等。
但美國已有了完善的自由市場，而中國的市場剛剛起步，且被權力所扭曲。因為自由市場以產權保障為基礎。再說，市場經濟中的自由。效率與分配的平等永遠是一個悖論。沒法在要求自由和效率的同時，還要求分配的平等。市場要求的是公正，而非分配上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