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誰跟權力的關係近誰就撿大的。
老俠：對。在這類知識群體外，也有一批堅持學術自由取向的知識分子，秦暉、劉軍寧、雷頤、謝泳、汪丁丁、何清漣、朱學勤、朱大可等等。何清漣寫了一本書叫《現代化的陷阱》，敢於觸及現實問題，敢於呼籲經濟學的道義關懷和人文精神。
由此引發了一場討論。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生活很清苦，有人甚至連教職都岌岌可危。與那些遵命主義者的生活水平差別很大，那些人依然是學術界的富翁。
王朔：你說學術上也有這種情況嗎——誰跟權力近誰的聲音就越響亮？
老俠：肯定有，而且相當普遍。這裡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幕僚型的知識分子，他們的聲音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權力的聲音。厲以寧、胡鞍鋼、樊綱等等，他們的聲音會成為經濟學界的主流。吳敬漣老先生是個例外，他也是幕僚型，但他堅持自己的獨立的批判性立場。另一種是投其所好的跟風派，這是學院派知識分子的主體，不分搞什麼專業的。學術界提出本土化、規範化，薩伊德的東方主義突然走紅，搞經濟學的盛洪、社會學的鄧正來、法學的朱蘇力，以及崔之元、甘陽等，甚至連八十年代先鋒文學的指導者李陀從美國回來後也成了民族主義者。還有王一川、張法、王嶽川、張頤武這些以研究西方現代美學、後現代理論著稱的人，也長篇大論地談起「中華主性」與「中華他性」。這些學院派知識分子的嗅覺極靈敏，嗅出點味兒就一擁而上，抓住東方主義，抗拒西方的文化霸權、語言霸權，這與抗拒西方的政治霸權、經濟霸權正好吻合。幾個書商也趕上了這個潮頭，一本《中國可以說不》風靡海內外，據說這本書的策劃者之一張小波現在還在吃版稅。
王朔：聽說知識權力這玩意也是西方人提出的。西方就沒有知識權力嗎？
老俠：有。提出知識權力、語言權力的人是法國學者福柯，他是一怪傑，具有極強的顛覆性。當代西方的思想家，對人們影響最大的有三個人，提出「證偽理論」的波普爾，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哈耶克，還有福柯。他是通過研究被西方哲學、史學。社會學遺忘的東西，發現了知識權力以及一整套制度的，在福柯那裡，歷史的碎片成為西方對人的制度性控制的考古化石。但中國的知識權力與西方不同。西方的知識權力。語言權力有著單獨發展的演化史，一整套獨立的知識系統以及知識權力的制度化（學院啦、研究機構啦、瘋人院。醫院、保育院。監獄。兵營、工廠，以及生物學。地理學、語言學……），越到現當代，知識、語言與政治權力之間的關係越間接、越曖昧，以至於知識及其制度成為獨立於政治權力、經濟權力之外的一大獨立權力。而在中國，知識權力一向跟政治權力聯姻，從漢代的「獨尊儒術」開始。
王朔：中國的傳統中真的就沒有什麼好東西嗎？比如「四大發明」之類的。
老俠：孤立地看四大發明是好東西，但在中國文化的整體中。結構中，好的東西無法昇華、成熟。指南針在中國用於測風水，但一進入西方的文化結構中，就變成了磁現象，不僅有遠洋的新大陸發現，還有法拉第等人的電磁學，一套完整的現代觀念和現代科學。
王朔：有一陣子新儒家大談東亞經濟奇蹟，是由儒家思想來的，包括日本，余英時、杜維明等人是「新儒家‘嗎？
老俠：亞洲的日本和「四小龍」的經濟奇蹟，主要的動力並不是儒家倫理，而是體制的自由主義化。香港的背後是英國，臺灣。韓國。新加坡、日本的背後是美國，自由主義世界的觀念、制度、技術、教育、市場才是東亞經濟奇蹟的根本政力。
像日本，「明治維新」就是在「全盤西化」的口號下完成的。二戰後的經濟起飛有賴於美援及美國的市場，日本二戰後的社會結構，政治制度發生了整體性變化，美國人給日本人寫的憲法。整體的結構根本轉變之後，日本本身的特性、儒家倫理才會發生積極的作用。余英時、杜維明等人都是在美國完成的學術訓練，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解釋用的也是西方的方法和概念。余英時論述中國佛、道教倫理的資本主義精神，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理論的應用而已。不過是犄角旮旯東拼西湊地找些資料，論證明清兩代的中國資本主義的出現，根本沒有說服力。余英時無法用這種論述推翻中國古代沒有資本主義這一事實。再如杜維明，和李澤厚一起倡導中國文化拯救人類，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我們拋開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究竟能不能保證一個學者的公正不談，我們想問，享受了全部自由世界恩惠的杜維明，為什麼不回到他懷戀的中國文化中來生活？大陸不行，還有臺灣和香港。
無論是海外的華裔學者，還是國內的學院派，他們的本土化、規範化用的全是西化的方法與概念。一種文化連整理自己資源的概念與方法都找不到，還奢談什麼本土化？！他們的語言也是譯文體的。維特根斯坦說，選擇什麼樣的語言，就是選擇什麼樣的思維，選擇什麼樣的思維，就是選擇什麼樣的生存方式。中國的傳統中找不到我們走向現代自由社會的理論支點，找不到方法，還有什麼資格大談文化重建？！比如北大法律系教授朱蘇力，這幾年專門談法治的本土化，說中國的鄉村有習慣法，靠宗族的權威解決糾紛。並抓住張藝謀的《秋菊打官司》和一個叫什麼《山槓爺》的電影，來論證他的本土化。
多可笑，《秋菊打官司》本身就是張藝謀用最寫實的手法撒的一個彌天大謊。
中國的法律的根本問題是立法精神的問題，從古至今。法等於刑。沒有立法精神的根本轉變，其他的一切問題都是細枝末節。作為法學專家，迴避實質性問題，在枝節問題上搔癢，簡直就是昧良心。
王朔：我個人很早就離開了體制，當兵復原後什麼都幹過，結果乾什麼都砸，最後逼到了「碼字」上。幹別的飯碗都成問題，但「碼字」居然有了飯碗，還混了個臉熟。學院派的那些知識分子摔的是體制內的飯碗，要進入這個體制，要飯吃，而且混出點兒體面來，比如在單位，要是不奉承，那職稱、房子就沒你的，這些壓力都是很直接的。
老俠：有人講過一個笑話。工廠裡提工資，一個鉗工因為沒給他提就罷工不幹了。他每天來上班，不上車床，在車間的眾目睽睽之下，用油石磨他的三稜刮刀，誰問他什麼，他也不說話。車間主任見了，心裡怕了，知道這人急了，怕出點什麼事，就想辦法補了個名額，給他提了。這跟那些大學教授的鑽營、撕破臉皮、急了滿校園貼小字報、對罵，沒什麼區別。老北大老清華培養了一批現代型的知識分子，後來經過思想改造和各種政治運動，他們就變得農民了，而且是狡黠的農民。愛因斯坦曾說過：「我不相信，高尚的為人態度，在大學和科學院城，要比默默無聞的、沉寂的普通人所在的店鋪裡發揚得更好」
王朔：你剛才說到錢鍾書等人，提出做人的誠實問題，知識上的誠實和道德上的負責，我怎麼就感覺不到學院派知識人有這種東西。
老俠：知識上不誠實，道德上就不會負責任。普通人不誠實決沒知識分子的不誠實的危害那麼大。因為知識人宣稱「社會良知」。實際上在學術界的背後有明顯的利益動機，他們的下作和小氣是掩飾這類動機，為點兒不大的利益就撒彌天大謊。
有些人的智慧就是小聰明、小計算、小陰謀、小陷講，用個堂皇的理由，只為了撈半根稻草。你之所以受到正統派與學術界的雙重圍剿，就一個原因，你誠實。誠實這種東西，很堅固，很有力，一句大實話足以讓幾千年的他歷史觀原型。比如魯迅，從幾千年的歷史中只讀出兩個字：吃人。
王朔：在咱這兒，做人的誠實、知識的誠實、錢的誠實，從上到下都沒有。就是大家在一起騙來騙去，你給我拋個媚眼，我給你送個秋波，我給你挖個陷講，你給我下個絆子。
老俠：像餘秋雨是用傳統文化騙，一幫學院派用舶來品騙，他長篇大論，說來說去，就是不進入主題，費了那麼多口舌，誠實的話一句就說透了。與這些人對話也好、聊天也罷，他們之所以覺得困難，沒力量，就是他們面對的是個誠實的人。
人的不誠實，特別是學術界知識界的不誠實，幾乎就是一種生理狀態，是福柯所說的「身體政治學」。他們自稱是「靈魂工程師」。「啟蒙者」，實際上他們的靈魂是身體的牢房，社會的陷阱。像一些經濟學界的大腕兒，趕著本土化、民族主義的潮頭，硬說西方文化是「惡」，中國文化是「善」，西方崇尚物質。機器、武力，中國崇尚人文、道德、和平，所以中國一旦遭遇西方，必然衰落。這個說辭他自己都不信，他自稱是美國製度經濟學家科斯的中國弟子，賣完了洋老師，就賣祖宗。
這種撒謊與《中國可以說不》的撒謊毫無區別。書商撒謊是為了賺錢，盛洪撒謊既賺錢又賺名。我知道一群八十年代的文人詩人，現在都做書了，與他們接觸，覺得墮落了，每天就是賺錢喝酒嫖女人，他們覺得這樣愉快幸福。墮落得真實。而那些學院派假模假式的，他們看中的不光是錢，還有人格利益，不但要混成體面的中產階級，還要混成良知的代表什麼的。
王朔：有些人在公開場合裝裝孫子，但朋友之間的私人聊天還是酒後吐真言的。
老俠：這是一種雙重人格，像陳凱歌、樊綱、劉恆之類的「大腕兒」，一面對中央電視臺的採訪，就會像背報紙一樣慷慨陳詞，而與朋友吃飯聊天也會罵這罵那，這是中國人的基本生存技巧，既得到公開的利益，又在私下裡，在朋友中保持人格尊嚴，讓人覺得他們還良知未混。這是一種做人上的惶恐和狡猾。中國人常說老外特傻，其實決不是智商高低的問題，而是一種做人的單純、誠實，「no」就是「no」，「yes」就是「yes」。要說小心眼、小計謀。小陷阱，誰能玩過中國人呀。
如果要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或吉尼斯大全，我們別的不行，說謊和狡猾肯定能有一號。
所以說，中國的知識界的問題就是不知道「誠實」是什麼。知識上的誠實的背後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敬畏和謙卑。
他們動不動就講大眾的無知。愚昧。麻木。這類知識分子，最大的盲點不是知識上的無知，而是做人上的人格上的無知。知識的無知對一個人的道義立場不是特別重要，一個大字不識的農民可以非常善良、誠實。但一旦在做人上無知了，就會利用知識去無恥，去瞞天過海，這個境界的頂點就是狂妄。北大一個從美國回來的博士，居然說中國的經濟學在二十一世紀，將能夠成為世界上最好的經濟學。這也迎合了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的潮流。心中無一絲敬畏，只有利益與時尚，除了對肉體痛苦的恐懼外，什麼都敢幹，靈魂的無知，是最大的盲點。
王朔：知識界的這種無知也有點兒近似於我寫的那些「痞子」了，「我是流氓我怕誰！」
老俠：你的流氓起碼還有「咱也是個俗人」的自我認識，而他們卻把自己當作精神貴族來自我欣賞、自我憐愛。學院派啦、王蒙啦，說你「拒絕崇高」，讓人覺得可笑。我們何嘗有過崇高？連誠實這種最起碼的做人底線都沒有，談崇高不是太奢侈了嗎？村姑談論貴婦人還有人性的根據，騙子談論誠實或人格的高貴，就什麼也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