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你粗一想中國文化燦爛呀、豐富呀、淵遠流長呀，細一想都有誰呀，沒誰呀。就說現代文學吧。現代文學我想了想，那些在大學課堂中有定評的作家，也就是魯迅說得過去。
剩下的人也就是一篇東西、二篇東西而已，後來的沈從文還可以。你說那個排序，魯郭茅、巴老曹，前三個人中只有魯迅，後三個人中曹禺還可以，《雷雨》差點，《北京人》和《原野》還確實是好。《原野》真讓我受了一次階級教育。我原來以為地主和農民是對立的，可能那時候沒有咱後來接受的階級鬥爭的觀念。那時地主與農民們都是乾爹乾媽的關係，這才是舊中國農村的真實情況。三四十年代老舍有一點不錯的東西，五十年代就是瞎寫了。他們的水準也沒有超過一個普通的好作家。
一個作家要立個「腕兒」，總該有一二篇東西還行吧，其實寫出那麼一二篇好東西，也不是特別難。就靠一二篇好東西就那麼進入現代文學史了。其實現代文學史也不是個東西，拉了不少閒人廢人，卻排擠了很多正經的作家，包括像張愛玲這樣的人都沒擱進去。
老俠：現代文學史可以沒有茅盾，不能沒有張愛玲。
王朔：現在大家都在修史，要推翻重來。可我對這些史家誰也不信。我覺得他們都是帶著很大的偏見在修史。那個給作家排座次的教授，把金庸排成第四，怎麼讓人信服？經常能聽人說他最近寫了一本文學史，雖然我沒看過，但以往的讀史經驗。現在的環境和氣氛就讓你不相信他能那麼老老實實地寫一回。他個人的成見肯定會擱在裡頭。
老俠：這麼些年來，「史」這個東西，已經是意識形態的腳註，做史都成套路了。在大學時，學遊國恩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王瑤主編的《現代文學史》，無非是什麼時代背景、主題思想、藝術特徵三大塊。現在重新修史，無非是換一種舶來的方法，什麼方法時髦，就用什麼方法，比如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從頭搞一遍。
王朔：是不是現在他們不好意思再用誰是進步的。誰是落後的方法來寫史了？
老俠：實際上，中國現在的文史哲，做到今天，還沒有一本令人滿意的東西出來，我們沒有好的理論家和史學家。中國人的教育最要命的還不是大學，而是中。
小學，特別是文科的課本。語文課本選的那些篇章從小就敗壞了學生的口味，把學生培養成不知道什麼是好東西。還有中國教的那套作文法，那種分類，論說文怎麼寫、敘述文怎麼寫之類的，學生不知道怎麼寫東西，這跟過去考試時的八股文沒什麼兩樣。這套東西，古八股也好，今八股也好，洋八股也好，從根上講是一樣的：窒息孩子們的創造力。現在的大學稍好一點兒，講課的自由度大一點兒，學生選擇的機會多一點兒。高考制度已經把中小學生逼上了八股思維的唯一小徑上，你不能旁觀，更不能後退，除了沿著這條狹窄的路走，四周全是懸崖。全是深淵。
「文革」
的那代孩子，好賴還停過課，兒童的天性還能舒展舒展，知青下鄉還能跟鋤頭跟土塊子跟坑頭踉牛豬狗……跟有生命的東西打交道。現在的孩子，從入學開始，學的東西好像與活的生命無關了，全是死的，從外面強加的。
王朔：照你這麼說，唯一的出路，逃離死人的出路，就是不上學。
老俠：我在國外有一種感覺特別強烈，他們關心活的東西，關心生命的躍動。
他也許沒讀多少書，但他每天無意識的視聽感覺潛移默化地培養出對活的生命的敏感和關心。這是種滲透性的，每天耳濡目染的，是靠唸書無法培養的。我有一次陪一個老外去看《焦裕祿》，她對中國電影感興趣。其中有一場戲，她的反應既讓我吃驚又特別可愛。一個老頭重病在床，他的兒子商量怎麼辦，結果決定去找焦書記。
這老外看到這騰地就站起來，大聲說：人都快病死了，找焦書記有什麼用，應該去找醫生。縣委書記能治病嗎？這電影怎麼會這麼拍，連常識都沒有。還有一場戲，焦的老婆要買點肉，半路讓焦給拉了回來，說現在正是困難時期，大家都吃不飽，咱不能吃肉。回家後吃飯，焦的孩子不想吃窩頭，哭著鬧，焦打了孩子，然後讓一家人圍著飯桌團團坐。那個老外看了說，怎麼對自己的孩子這麼殘忍。你焦書記想為人民想當清教徒想做清官想成為人格神那是你自己的事，你無權要求你的妻子和孩子與你一起去犧牲。那場家庭戲吃飯戲，最後變成的焦書記正襟危坐，面色沉重地講道理，國家和人民的大道理。這哪是一家人在吃飯，分明是在開縣委常委會。
妻子和孩子不是聽丈夫、父親的兒女情長，而是聽縣委書記的訓話。
王朔：咱們小時候都沒有什麼真正的父愛母愛家庭溫暖，人越大越感到小時候大人們都忙著革命，我們無父無母的就好大了。
老俠：我們從小生長的環境大惡劣，沒有鹽，給你灌一肚子水，然後把你突然扔到物慾橫流之中，這種誘惑誰能抵擋住？！
王朔：在紅色沙漠中長大的人，逮著個什麼比餓狼還要貪婪和兇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