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下兩眼放光，有了玩意了。我們走過去，高聲喊：「老尹海，把頭抬起來。
把鑄兒頭伸過來，讓我彈幾個腦瓜嘣！」老尹海望著我，一臉無奈的乞求相，他說：「三兒（我在家排行老三），我和你奶歲數差不多，又是老鄰居，以前總給你們哥兒幾個剃頭，就饒過我這一回。」我說：「不行！一定要彈！」
他又乞求了幾句，看通不過，就退一步商量道：「那你實在要彈，三兒，我轉過去，你彈我的後腦勺，行不？」我說：「你這個老傢伙夠滑頭的，怪不得定你是歷史反革命。不行，我今天非彈你的錛兒頭。」其他幾個小孩也跟著哄，把老尹海的裝破爛的筐打翻了，七嘴八舌地說，「不讓彈，你以後就別想再撿破爛了。」老尹海無奈，只好硬撐著伸過頭。陽光很酷，他的額頭佈滿滲出的細小汗珠，我全不知道這是一種多麼大的人格侮辱，他的歲數可以做我的爺爺，他人和善又幽默，以前常在剃頭時給我講笑話，可那時我並不覺得有什麼，只覺得好玩，我狠狠地彈了他閃亮的佈滿汗珠的額頭，其他幾個孩子也跟著彈了。老尹海最後低下頭，轉過身去，背對著我們收檢散了一地的破爛。現在想想，他一定流淚了，不光是眼淚，而且是往心裡流的恥辱，人的心如果會出血，一定是在我的手指甲彈在他鑄兒頭上的時刻。後來，老尹海一見到我們，大老遠就振臂高呼：「向紅小兵學習！向紅小兵致敬！」逗得我們大笑。類似的殘忍以及對殘忍的自得其樂，我在小時候沒少幹。
這種行為與專門打砸搶、揪鬥別人的紅衛兵沒有什麼實質的區別。我們這些人，有一種孃胎中帶出來的不拿人當人的殘暴兇狠。在視人如草芥的時代，我們誰也脫不掉責任，洗不清自己！
王朔：你講的這種自我摘除或自我美化，似乎裡面也有一種真相。後來我就發現，他等於說個人在一種苦難中防衛，保持著自己的尊嚴，使自己在逆境中成長，確實這種邏輯能張揚出某種東西來，也真能矇住他自己和跟他有共同命運共同感嘆的人。寫這種個人感悟的時候，他當然不會有你說的那種追問自己的東西，當然不會認為自己該負什麼責任。他在這種心態中追問別人。追問歷史就是理所當然的，而且也可以說在這方面他們學有專長，有一種只有我才可以這麼追求的優越感。
我倒覺得可以通過個人的精神境界的昇華來追問歷史，這一點還是可以肯定的。
還有一點就是，苦難對個人不見得就是壞事，青春在哪兒都是閃光的，他們都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寫的。文學作品有這種傳遞功能，我作為一個讀者來說，潛移默化地，我就覺得我能接受這個，怎麼說呢，這個苦難辯證法。苦難不見得是壞事，每個人都可以經過苦難得到昇華，甚至變得更純粹。我現在是肯定這一點的，也就是你說的：最基本的是非感沒被挫傷，人肯定可以在苦難中錘鍊自己，但不能在一部作品中從頭至尾都是這個乃至全部作品都是這個，那就會給我一種印象：受苦是應該的，是好事兒，這種事還是少了，上山下鄉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對中國人來說都是活該了，或者說是用苦難成全你們了，是讓你們到西天路上取經必要的考驗，是「廣闊天地煉紅心」了。
現在有一個基本立場了，不論說憂患意識也好，危機意識也好，讓人聽起來都覺得挺可笑的，好像大家都要主動找苦難，找罪受，其實大家都不在乎，都沒把這些事放在心上，都不那麼斤斤計較所受的苦，最壞能壞到哪裡去？最壞也不過是自我錘鍊一把就是了。那我就覺得再損點說，這路文學其實是為完全反人性的東西松綁了，是給它從屈辱柱子上摘下來了，起碼是這麼一個動作，或者是一種原諒、一種互相安慰。
老俠：揩乾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體，他們又以戰鬥的姿態掙錢去了。
王朔：我以前說的幫兇也包括這種把反人性的東西從恥辱柱上摘下來。我覺得他要是認為至多是自我錘鍊了一把，這個基礎上的道德立場是站得住的話，他就會理直氣壯，通過那個時候錘鍊出的純粹情感來質問今天的人，什麼物慾橫流拜金主義呀，什麼喪失理想喪失原則呀，這裡肯定就有一種高高在上的自我優越感，即我們在那麼艱苦的條件下，堅持了自己的原則，我們有資格質問今天的享樂主義。但是這種堅持是沒法證明的，只不過是自我標榜。我就覺得要是那時候真正那麼多人堅持了，何至於淪落到今天的物慾橫流、享樂主義。既然沒有，既然是自我標榜，再回過頭來譴責今天。這樣的作家、這樣的知識分子，是沒有一個基本立場的。行為就顯得可疑了。
我不是說今天是不能質問的或沒有什麼可譴責的，我就覺得批判的質問起碼要有一個基本的人性立場，不能從反人性的立場去質問去批判去譴責。站在反人性的立場上質問今天的拜金主義，就等於是反人性者的幫兇。
老俠：他實際上是愛惜自己的羽毛，已經到了這種地步，羽毛已被拔光了，他還要做一些塑膠的或用更高階的人工合成材料製造的人工羽毛。作為一個苦難的親歷者，他只控訴不反省，只美化自己不自我批判。他要為自己摘清自己的時候，他肯定要像屈原那樣擺出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姿態，進而擺出眾人皆潰逃我獨堅持的姿態，於是就把兩種姿態合在一起，合鑄成一種狂妄：一是用受難者的親歷美化自己，二是把自己想象成一個救主，他在苦難中的那種堅持的姿態使他有資格教導人民。統領眾生，可以成為道德的立法者和審判者。他所塑造出的苦難人格就成了一個道德標準與人格偶像。
王朔：我還發現他們另一個克敵制勝的法寶，使這樣的作家。這樣的作品。這樣的自我標榜合理化和道義化。就是他們的作品在美化自己的同時夾帶著歌頌人民。
苦難使得他們有機會接觸人民，而我們的新！日傳統表面上都說人民是偉大的，是主人、是動力、是土地，他們就是種子，在苦難的人民中開花結果，就從這裡獲得合理性和道義力量。他從苦難中看到了美好。善良、不屈，看到了民族的脊樑，看到了中華民族的本來面目。於是，這件事。這種經歷苦難就變成了一個傳奇故事，變成了一個發現真理的過程。
老俠：最早的右派文學代表作就叫《天雲山傳奇》，右派的浪漫故事，在兩個女人之間的故事就變成了深山中的傳奇。
這個影片轟動之時，我爸的一個同事，一九五七年成了右派，他看完這片子跟我爸說：要是右派都這麼浪漫，我甘願當一輩子。
王朔：他們就有這個本領，把苦難變成生死戀，再把生死戀變成詩。歌頌人民使他們似乎與人民站在一起了。好多作品好像有了這個就可以不管別的了。只要我和人民搞到一起，一切都由不值變成值得了。可我覺得人民在這裡是可疑的。當然，人民裡有樸素的、善良的，但大多數情況下，人民也可以當幫兇，這點兒事其實大家都明白的，你不能把一個普通人對你的一點好意擴大為整個人民的愛和善，你把它擴大到普遍的程度，就是一種不誠實，一種獻媚。
老俠：中國傳統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民可載舟亦可覆舟，民為重君為輕。知識分子把這種傳統作為一種退路，比如被稱為人民詩人的白居易，在詩中同情抽象的人民，在生活中把具體的人，少女當雛妓買來，到二十歲左右就嫌老了，和馬匹一起賣掉。
王朔：誰的作品一提到人民，似乎就註定是偉大的，其他的作品怎麼樣就可以不提了。好多人通過這個使自己的作品得到肯定，最基本的文學的東西達到達不到，也就不必太認真了。這也是一種媚俗。最後似乎連武俠小說就因為讀者多一點，也就天然具備了人民性，有了天然的人民性就可以列為經典。好像是為多數人就是為人民，為人民就是為藝術。
老俠：其實，什麼是人民？魯迅筆下的阿q，這是人民。
華老栓，這是人民。祥林嫂，這是人民。魯迅對人民的面目看得很清楚。到了後來，阿q變成了趙光腚，就是周立波的《暴風驟雨》裡的最有革命覺悟的農民。
再到了「文革」後，趙光腚又變成了「郭犏子」。這些人的共同特點都是村子裡的二流子，懶漢，都喜歡湊熱鬧，喜歡革別人的命。窮得連條褲子都穿不上的人，一遇機會能合法搶劫，他肯定最積極也最心狠手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