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巴革命之前，我對了解這個國家沒有任何興趣。我們這一代的拉美人提起哈瓦那，總覺得它是個美國佬常光顧的聲名狼藉的妓院，那裡的色情行業登峰造極，公開表演早早開啟基督教世界之先河：花一個美元就可以看有血有肉的女人和男人在劇場的大床上真槍實彈地現場做愛。那是狂歡的天堂，響著魔鬼般的音樂，吟著花天酒地生活的密語，走路和穿衣都有自己的特色，文化放縱的歡樂特色影響著整個加勒比地區的日常生活。然而，一些瞭解得更全面的人知道，古巴曾是西班牙諸多殖民地中文化最發達的一處，甚至可以說是唯一真正有文化的一處。一方面，那裡的外國佬水兵們會對著英雄雕像撒尿，共和國總統的手槍隊會全副武裝衝進法庭搶走公堂文書，另一方面，它的文學茶會和花節詩歌比賽傳統則經久不衰。一方面有人賣著《滑稽週刊》這種已婚男人得揹著太太在廁所裡偷偷閱讀的可疑雜誌，另一方面又出版了拉丁美洲最精緻的藝術和文學刊物。廣播裡的小說連播年復一年沒完沒了，使整個大陸的人們淚水漣漣，與此同時他們又擁有阿梅莉亞·佩萊斯譫妄般燃燒的向日葵和何塞·萊薩馬·利馬水星般深不可測的六韻步詩。諸如此類強烈的反差助長了人們對這個幾近神秘的國度的誤解，而難以理解它的現實：它那多災多難的獨立戰爭到現在還沒有結束，時至一九五五年，它的政治時期當如何劃分仍然是個不解之謎。
也就是在這一年，在巴黎，我第一次聽到了菲德爾·卡斯特羅這個名字。我是從詩人尼古拉斯·紀廉口中聽到這個名字的，那時，這位被無限期放逐的詩人正住在聖米歇爾旅店——在那條遍佈廉價小旅館的街道上還算是不太髒的一家，這條街上的房客有不少是像我們這樣的拉丁美洲人和阿爾及利亞人，一面吃著過了保質期的乳酪和水煮的菜花，一面等著回國的船票。尼古拉斯·紀廉的房間和拉丁區的所有房間一樣，四面牆上掛著褪了顏色的牆紙，兩張毛都掉得差不多了的靠背椅，一個臉盆，一個行動式坐浴盆，一張可以睡下兩個人、見證過一對悲慘塞內加爾情人的歡樂幸福和自殺身亡的單人床。不過時隔二十年，我已經無法回想起詩人在那個現實小房間裡的形象，回憶中想象的他總是身處我從未見過的環境：午睡時間，在甘蔗園環繞的一座大房子的平臺上，他搖著扇子坐在一張藤搖椅裡，活脫脫一幅十九世紀古巴風情畫場景。哪怕是在最難熬的冬天，尼古拉斯·紀廉在巴黎仍然保留著非常古巴式的習慣，雞叫頭遍就醒了（雖然並沒有什麼雞叫），然後便就著咖啡看報紙，吹著彷彿是從榨糖廠的草叢吹來的風，伴著卡馬圭喧鬧清晨裡的吉他聲。接著他會開啟陽臺窗戶，也和在卡馬圭一樣，用古巴土話把他從法語翻譯過來的美洲新訊息大聲吼出來，把整條街道都從睡夢中吵醒。
當年美洲大陸的局勢完全可以從前一年在巴拿馬舉行的美洲國家首腦會議的官方照片中看得一清二楚：在一大群身穿軍裝、佩戴戰爭勳章的人中間，難得能見到個把臉色蒼白穿便服的人。就連那位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將軍，雖說當了總統之後經常身穿邦德大街上最貴的衣服來掩飾從他心底散發出來的火藥味，為了照那張歷史性的照片，也套回了他那已經解了的「甲」。就這樣，一天清晨，尼古拉斯·紀廉開啟窗戶，吼出了那條獨一無二的訊息：
「那傢伙倒臺了！」
沉睡的街道激動萬分，因為我們每個人都以為倒臺的是自己國家的那個傢伙。阿根廷人以為是胡安·多明戈·庇隆，巴拉圭人以為是阿爾弗雷多·斯特羅斯納，秘魯人以為是曼努埃爾·奧德里亞，哥倫比亞人以為是古斯塔沃·羅哈斯·皮尼利亞，尼加拉瓜人以為是安納斯塔西奧·索摩查，委內瑞拉人以為是馬科斯·佩雷斯·希門尼斯，瓜地馬拉人以為是卡斯蒂略·阿馬斯，多明尼加人以為是拉斐爾·萊昂尼達斯·特魯希略，古巴人以為是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實際上，那一次倒臺的是庇隆。過了些日子，有一回談起這件事情來，尼古拉斯·紀廉給我們描述了一幅滿目瘡痍的古巴圖景。「我對將來唯一看好的，」他這樣總結道，「就是一個經常在墨西哥那邊晃來晃去的年輕人。」他停了停，目光像東方人那樣深不可測，又說：
「他叫菲德爾·卡斯特羅。」
三年後，在加拉加斯，讓人始料不及的是，這個名字竟能在這麼短的時間裡如此強勢地躋身大陸上人們最關注的焦點之列。然而即便如此，也沒有人會想到，拉丁美洲第一場社會主義革命正在馬埃斯特臘山上掀起。我們當時都堅信革命會首先在委內瑞拉爆發，因為那裡一場廣泛的群眾暴動只用了二十四小時，就推翻了馬科斯·佩雷斯·希門尼斯將軍那龐大的鎮壓機器。
在外人看來，那是一場難以置信的行動，因為它的策劃極為簡單，成果卻迅速高效，橫掃一切。它對民眾發出的唯一呼籲是，在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午十二點按響汽車喇叭，停下工作，走上街頭，推翻暴政。就連有許多成員都參加了謀劃的一家訊息靈通的雜誌編輯部也認為，這樣的號召過於兒戲。然而，到了約定的時間，到處都同時響起了喇叭聲，本來就擁堵不堪的城裡發生了大規模的擁堵，一隊隊的學生和工人走上街頭，用石塊和瓶子對抗政府的軍隊。郊區的小山丘上分佈著大大小小的農舍，五顏六色的，活像是聖誕節裡擺放的耶穌誕生情景模型，大批的窮人此時從那裡下來，把整個城市變成了戰場。天黑下來的時候，在零零星星的槍聲和淒厲的救護車笛聲中，各家報紙的編輯部間流傳著一個令人寬慰的訊息：藏身在坦克中的佩雷斯·希門尼斯一家都躲進了大使館避難。天亮前，天空陡然安靜下來，緊接著就爆發出狂熱人群的吶喊聲、教堂的鐘聲、工廠的汽笛聲和汽車的喇叭聲，所有的視窗都傳出了歌聲，人們後來甚至有了種錯覺，覺得這歌聲一唱就是整整兩年沒有間斷。佩雷斯·希門尼斯帶著幾個貼身隨從，從他搶來的位子上逃了出來，打算乘坐一架軍用飛機飛往聖多明各。飛機從中午起就停在拉卡洛塔機場預熱著發動機，距離米拉弗洛雷斯總統府只有幾公里的距離，逃命的獨裁者被一小隊計程車追趕著，只差幾分鐘沒被追上，到了機場卻誰也沒有想到去給他找架梯子。佩雷斯·希門尼斯，像個戴著玳瑁邊眼鏡的身軀龐大的嬰兒似的，被用繩子勉強吊進了機艙。這場演習的價錢有點兒昂貴，他把他的手提箱忘在了地面。這是隻普普通通的黑皮手提箱，裡面裝著他藏起來的零花錢：一千三百萬美元現金。
從那一天起，整個一九五八年，委內瑞拉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度。這看起來像一場真正的革命：每當政府感到有某種危險臨近，就會立刻通過直接的渠道尋求人民的幫助，人民就會湧上街頭反對任何復辟的企圖。官方最拿不定主意的事情都交給公眾決策，所有的國家大事在解決過程中都有以共產黨為首的各政黨的參與，而至少在最初幾個月裡，每個政黨都明白是來自街道上的壓力決定著自己力量的大小。如果說這沒能成為拉丁美洲的第一場社會主義革命，那一定歸因於那幫戴禮帽的傢伙的拙劣操作，而絕不是由於社會條件不夠有利。
在委內瑞拉政府和馬埃斯特臘山之間存在著某種不加掩飾的契合。被派遣到加拉加斯的七·二六運動成員們利用一切可能的傳媒手段在公眾中進行宣傳，開展大規模的募捐活動，他們為游擊隊提供援助的行動也得到了官方的支援。經歷過反抗暴政戰火考驗的委內瑞拉大學生們通過郵局給哈瓦那的大學生寄去了女人的內褲。古巴的大學生們對這種透著洋洋自得的不禮貌的郵包假裝毫不在意，而過了不到一年，當古巴革命獲得勝利時，他們把這些郵包不加任何評論地又寄給了寄件人。委內瑞拉的各家報刊，更多是出於國家內部的壓力而非其所有者的意志，紛紛成為馬埃斯特臘山合法的喉舌。當時留給人們的印象是，古巴好像並不算另外一個國家，而是自由的委內瑞拉有待進一步解放的一部分。
一九五九年元旦是委內瑞拉史上為數不多的未在獨裁暴政下慶祝的新年之一。已經在此前幾個月歡慶的日子裡結了婚的梅塞德斯和我，清晨回到我們位於貝納迪諾區的公寓時，發現電梯壞了。我們爬上六樓，間或在樓梯轉彎的地方休息一小會兒。我們剛進房間，就被一種奇怪的感覺震撼到了，彷彿一年前我們經歷過的那個瞬間又重新來臨：沉睡的街道上突然響起了人們的縱情歡呼聲，教堂的鐘聲、工廠的汽笛聲和汽車的喇叭聲響徹雲霄，每扇窗戶裡都飄出豎琴和四絃琴的琴聲，飄出歡慶人民光榮勝利的霍羅波舞的交織歌聲。彷彿時光已經倒流，彷彿馬科斯·佩雷斯·希門尼斯第二次被打倒了。我們家裡既沒有電話也沒有收音機，於是三步並作兩步跑下樓梯，一面驚奇不已地想著我們在剛才的聚會上喝了什麼樣的酒才引發了這樣的幻覺。晨曦中，一個在大街上匆匆跑過的人告訴了我們一個驚人相似的訊息，使我們目瞪口呆：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帶著幾個最親近的隨從，從他搶來的位子上逃出來，乘坐一架軍用飛機飛往了聖多明各。
兩星期後，我第一次來到了哈瓦那。機會來得比我預想的快了一些，而且是在我完全意想不到的情況下出現的。一月十八日，我正在收拾辦公桌上的東西準備回家，一個七·二六運動的成員氣喘吁吁地出現在雜誌社空空蕩蕩的辦公室裡，問有沒有哪位記者願意當天晚上去趟古巴。有一架古巴飛機專門為此而來。普利尼奧·阿普萊約·門多薩和我是最堅定的古巴革命支援者，成了第一批被選定的人。我們勉強來得及回家取了個旅行包，由於一直習慣性地把委內瑞拉和古巴當成同一個國家，我連護照都忘了帶。其實也並不需要：委內瑞拉的出入境官員比古巴人還古巴，說我隨便出示一張能證明身份的隨身檔案就可以，而我身上唯一能找到的檔案是一張洗衣店的發票。那官員在發票背面蓋了章，笑得氣都喘不上來，並祝我旅途愉快。
真正的麻煩出現在這之後，機長髮現記者人數比飛機上的座位數要多，行李的重量也超過了可以接受的上限。當然，沒有人願意留下來，也沒有人願意犧牲掉自己的行李，機場的工作人員也已經決定放行這架超載的飛機。機長是一位上了年紀的人，神情嚴肅，留著花白的小鬍子，身上穿了件舊時古巴空軍帶金色裝飾的藍呢子制服，毫不通融地僵持了幾乎兩個小時。最後還是我們中間的一位找到了一個絕佳的理由：
「別像膽小鬼似的，機長，」他說，「‘格拉瑪號’當年不也是超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