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鎖的第一夜，古巴共擁有轎車四十八萬兩千五百六十輛、電冰箱三十四萬三千三百臺、收音機五十四萬九千七百臺、電視機三十萬三千五百臺、電熨斗三十五萬兩千九百臺、電風扇二十八萬六千四百臺、全自動洗衣機四萬一千八百臺、手錶三百五十一萬隻、火車機車六十三臺以及商船十二條。除了手錶是瑞士貨以外，其餘全部都是美國製造。
看起來，古巴老百姓還要過上一段時間才能覺察到這些致命的數字對他們的生活意味著什麼。從生產的角度，古巴突然發現自己並不是一個「別國」，而只是美國統治下一個傾銷產品的半島。製糖工業和雪茄產業完全依賴於美國大公司，除此之外，島上所有的消費品也都是美國製造，區別只是有些是在美國本土製造，有些則是在古巴生產。哈瓦那以及其他兩三個內地城市會給人一種富足愜意的錯覺，可城市裡的一切，從牙刷到海邊大道上二十層高、砌著玻璃幕牆的酒店，都是別人的。為了維持日常生活的運轉，古巴從美國進口近三萬種有用無用的商品。甚至可以說，這個夢幻般的市場的主要顧客其實就是遊客自己，他們從西棕櫚灘乘坐渡輪，或者從新奧爾良坐海上列車來到這裡，也心甘情願地免稅購買產自祖國的東西。就說本地產的木瓜吧，這克里斯托弗·哥倫布第一次航行時在古巴發現的水果，擺在帶冷氣的商店裡出售時總會掛上巴哈馬群島種植園的黃色標籤。再說人工飼養的雞下的雞蛋，它死氣沉沉的蛋黃和那股藥房的味道一向為家庭主婦們所詬病，蛋殼上明明打著北卡羅來納州農戶的印記，有些精明的商人用溶劑一洗，再抹上雞屎，就可以當成本地的土雞蛋賣出好價錢。
這裡沒有一個消費領域不依賴美國。少量製作方法簡單的產品，工廠因為要利用廉價的勞動力而開設在古巴，使用的機器都是些二手貨，在原生產地早已過時。最優秀的技術人員都是美國人，為數不多的幾位古巴技術人員中的大部分還被他們外國老闆光輝燦爛的許願所吸引，跟他們去了美國。古巴也沒有零配件儲備，因為對古巴那一點點似有似無的企業來說，在這方面它們一直高枕無憂：零配件就在九十海里以外的地方，只要打一個電話，再複雜的零配件也可以搭下一個航班送過來，既不用交稅也不用過海關。
在如此的依賴之下，城裡的居民們卻仍在毫無節制地消費著，哪怕封鎖已經成為一個殘酷的現實。甚至有不少時刻準備為革命犧牲生命的古巴人——其中有一些已經真的為此犧牲了——消費起來仍然像孩子一樣任性。更為糟糕的是，革命採取的最初幾項措施立即提高了最貧困階層的購買力，那時的他們對幸福的認識無非就是一種購物的喜悅。許許多多人半輩子甚至一輩子的夢想一下子變成了現實。問題是，市場上的東西賣光了，又得不到及時的補充，更有一些商品很多年都無法得到補充，這樣一來，一個月前還令人眼花繚亂的商場，現在只無可救藥地剩下一副空空的骨架。
在最初的歲月裡，古巴成了一個隨意發揮、秩序混亂的國度。因為缺乏一種新的道德規範——還得等上好些年，這種道德才能在民眾的意識中形成——在總體上算是緊急的態勢之下，加勒比式的大男子主義就有了存在的理由。一方面，不可遏止的新鮮感和自治精神使得民族情感無比高昂，另一方面，受創應激反應的威脅又真真切切地迫在眉睫，於是很多人把這兩件事情混為一談，好像以為就連沒有牛奶供應這一類的事情都可以用槍桿子來解決。古巴給外國遊客的印象就是花天酒地，這自然在古巴人的生活和精神中有著現實的基礎，然而它不過是災難降臨催生的一種單純的醉生夢死態度。我第二次回到哈瓦那時已經是一九六一年初，當時我的身份是拉丁社的流動記者，第一印象是這個國家表面看起來沒多大變化，但社會緊張程度卻進一步增加了。我是在三月裡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從聖地亞哥飛到哈瓦那的，透過飛機舷窗，我看見了這個沒有河流的國度奇蹟般的田野、塵土飛揚的村莊、若隱若現的港灣，而在整個旅途中都能察覺到戰爭的跡象。醫院的房頂上畫了大大的白圈紅十字，為的是在可預期的轟炸中逃過一劫。學校、教堂和養老院也畫了類似的標誌。在聖地亞哥和卡馬圭的民用機場裡能看見用卡車帆布偽裝起來的二戰時期的高射炮，海岸線邊則有原本供休閒遊覽的快艇巡邏以防登陸。到處都可以看見最近遭受破壞的痕跡：被從邁阿密飛過來的飛機扔下的燃燒彈燒焦的甘蔗田，被內部反對勢力炸燬的工廠的廢墟，在衝突地區臨時搭建的軍營裡，首批與革命為敵的小組已經開始行動，他們不但擁有現代裝備，還有極強的後勤資源。哈瓦那機場為了讓大家忽略濃烈的戰時氛圍，顯然花了不少力氣，主樓的樓頂有一條橫貫兩端的大幅標語：「古巴，美洲的自由國土」。從前的大鬍子士兵不見了，執勤的是一群身穿橄欖綠軍服的年輕民兵，其中還有幾個女民兵，手裡的武器還是出自獨裁時期老掉牙的軍火庫。那時他們也沒有別的武器可用。革命政府頂著美國的反對和壓力購得的第一批軍火由一艘法國船——「勒庫布林號」——運載，於三月四日自比利時抵達，這艘裝載著七百噸槍支彈藥的船在哈瓦那港的碼頭上發生了爆炸，而且顯然是人為的。這次襲擊還造成了七十五名碼頭工人死亡，另有二百人受傷，不過沒有人宣佈對此事負責，而古巴政府把它歸罪於中央情報局。在遇難者的葬禮上，菲德爾·卡斯特羅喊出了日後變成新古巴標誌性格言的那句話：「無祖國，毋寧死。」我第一次看見這句話是在聖地亞哥的大街上，在去卡馬圭機場塵土飛揚的高速路上又看見它被用大字刷在美國航空公司和賣牙膏的大幅廣告上，緊接著又在哈瓦那機場看見它被寫在硬紙片上貼在紀念品商店的玻璃櫥窗裡，貼在候機大廳裡，貼在值機櫃臺上，在理髮店裡它被用鉛白寫在鏡子上，在計程車裡被用口紅寫在車窗玻璃上。這個憤怒的口號的社會飽和度如此之高，乃至它隨時隨地都在你眼前閃現，從榨糖廠的儲存罐到官方檔案的結尾處，報紙、廣播和電視上無情地天天講、月月講，直至它成為古巴生活最本質的一部分。
在哈瓦那，節日的氣氛正濃。光彩照人的女子在陽臺上淺吟低唱，海上飛翔著羽毛華貴的鳥兒，到處都飄揚著音樂聲，然而在歡樂的背後，卻能感覺到這種註定要消失的生活方式花樣翻新的反抗，它正竭盡全力想戰勝另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後者雖然還帶著稚氣，但能激勵人前行，有著摧毀一切的力量。這座城市仍是一座娛樂的殿堂，連藥房裡都在賣彩票，銀光閃閃的龐大汽車甚至無法在殖民地時期街道的街角拐彎，可人們的外表和行為都在發生巨大的變化。所有沉積在社會底層的東西都浮上了表面，一股濃濃的、熱氣蒸騰的人的熔岩流噴發了出來，不加控制地流向解放了的城市的溝溝坎坎，每一個角落都在以一種令人眼花繚亂的方式被感染。最明顯的是現在在公共場所窮人也可以大大方方地坐在富人的座位上了。他們湧進豪華酒店的大廳，在維達多區的露天咖啡館裡用手指頭抓東西吃，也躺在西波涅區老牌私家會館波光粼粼的游泳池旁曬太陽。哈瓦那希爾頓酒店現在改了個名字，叫自由哈瓦那酒店，先前那個兇巴巴的金髮守門人也被換成了殷勤可親的民兵，整日里對一幫農民說不用害怕，可以進來看看，還教給他們哪邊是進去的門，哪邊是出來的門，說哪怕就這樣滿身大汗地進到冷氣開放的大廳裡也不會得肺結核的。一位來自盧亞諾的合法公民，深褐色皮膚，身材瘦削，身穿一件畫著各種各樣蝴蝶的襯衫，腳蹬一雙安達盧西亞舞者那種帶後跟的漆皮鞋，在想從里維拉酒店的玻璃轉門進去時走錯了方向，而這時不巧正好有位體態豐滿、盛裝打扮的歐洲外交官夫人要從門裡出來。一時間亂作一團，跟在後面的丈夫竭力想往一邊推動旋轉門，幾位驚慌失措的民兵則同時把門推向相反的方向。一時間，一個黑人男子和一個白人女子被擠在了本來只容得下一個人的狹小玻璃牢籠裡，直到最後旋轉門重新轉動起來，女士暈頭轉向、滿臉通紅，甚至不等丈夫，便一頭鑽進早就開著車門等她的加長轎車立刻離開了。那位黑人到最後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同樣暈頭轉向、渾身發抖。
「媽的！」他嘟囔了一句，「還有點兒花香味！」
這類磕磕碰碰的事情時有發生。也可以理解，因為在一年的時間裡，城鄉老百姓的購買力都有了顯著提高。電費、電話費、交通費和其他一些公共服務費用都降到了非常人性化的水平。酒店和餐館的價格，包括乘坐各種交通工具的價格都大大降低，無論是鄉下人進城還是城裡人下鄉，這樣的旅行都有人專門組織，而且大多數情況下還是免費的。此外，失業率大幅下降，工資也上漲了，城市改革減輕了人們交房租的煩惱，上學包括學習用品也都是免費的。巴拉德羅長達二十里的象牙白色海灘，從前只歸一個主人所有，能去享受的只有富人中的富人，現在無條件向所有人開放，甚至也包括那些富人。古巴人和加勒比地區所有的人一樣，一向認為掙錢就是為了花的，現在是他們正有史以來第一次把這種觀念付諸實踐。
我以為，很少有人能覺察到物資匱乏是如何悄悄地、卻無可挽回地侵入到了我們的生活之中。甚至到了吉隆灘登陸事件發生之後，賭場還在照常營業，周圍仍然有一些沒找到遊客的妓女逛來逛去，等候某個在輪盤賭上碰巧走了大運的傢伙出來，免得這一晚上走空。很顯然，隨著情況的變化，這些孤獨的小燕子們也都走了背字，收費也越來越低了。可即便如此，哈瓦那和關塔那摩的夜晚依然漫長而無眠。出租房裡歡快的音樂聲通宵達旦地響著。這些舊日生活的殘餘維繫著一種正常而富足的假象，無論是夜間發生的爆炸，還是不斷傳來的卑鄙入侵的流言，甚至是迫在眉睫的戰爭，都不能把它們消除，只是很久以來這早已不是生活的真實一面了。
有幾回過了午夜，餐館裡的肉賣完了，可我們並不在意，因為說不定還有雞可以吃。又有幾回香蕉賣完了，我們還是不在意，因為說不定還可以吃白薯。附近會所裡的樂師們，還有那些恬不知恥的妓院老闆們，都對著一杯啤酒準備晚上大賺一筆，他們也都和我們一樣心不在焉地消磨著每天的日子。
在大型商場裡，已經開始有人排隊，黑市也剛剛興起，活躍異常地開始把工業品控制在自己手中，可是沒有人去認真考慮這種現象的發生是因為物質的匱乏，而恰恰相反，人們認為這都是因為錢太多了。就在那個時期，有人看完電影需要一片阿司匹林，可我們一連跑了三家藥店都沒買到。最後在第四家藥店買到時，藥劑師神色自若地告訴我們說三個月以來阿司匹林一直缺貨。其實不光是阿司匹林，很多生活必需品早就缺貨了，可就是誰也不去想總有一天會完全斷貨的。在美國宣佈對古巴實行完全貿易禁運後差不多一年光景，生活依然如故，但這種不變更多的不是在現實生活中，而是在人們的思想層面上。
我對禁運的認知來得有點兒突然，同時還有那麼點兒詩意，在一生中，我對事物的認識大抵都是如此。在拉丁社加了一夜的班之後，我獨自一人迷迷糊糊地出去想找點兒吃的。天快亮了。海面很平靜，海天相接的地平線那裡已經露出一道橙黃。我走在空蕩蕩的大街中央，帶著股鹹味的風從海濱大道那邊撲面而來，老城區那些石砌的拱廊被腐蝕得溼漉漉的，我想在那下面找一家還開著門的店吃點兒東西。最後總算找到一家小飯館，卷閘門已經拉了下來，可還沒有上鎖，我想把那捲閘門拉上去好進去，因為裡面還亮著燈，有個男人正在櫃檯旁邊擦杯子。剛想試試，就覺得身後一聲脆響，毫無疑問是步槍上膛的聲音，還有一個女人的聲音，甜甜的但十分果決。
「不許動，夥計，」女人說，「舉起手來。」
那彷彿是晨曦中的一道幻象。女人的面容很美，頭髮在腦後梳成馬尾的形狀，身上一件男式軍用襯衣在海風吹拂下有點兒溼漉漉的。她顯然受到了驚嚇，但腳跟分開穩穩地站在地面，手裡像軍人一樣端著步槍。
「我餓了。」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