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的一個牌子上寫著——請不要在這裡大小便！
四周的牆面和地面上有很多手機號碼，後面寫著「辦證」。
劉朝陽和近千個露宿於廣場上的打工者在警察、武警和聯防隊員的押解下，到一條小街巷裡擁擠著過夜。第二天，他們重新回到廣場上，他們聚集的地方形成一個臨時的勞務市場，每當有包工頭到來，呼啦全圍上去，包工頭像挑牲口一樣打量著這群人，劉朝陽和其他幾位體格健壯的民工被選中了。
華城巖鎮附近有很多私營的小煤窯，劉朝陽第一次下井的時候是一個早晨，陽光照著，他眯著眼，天上雲淡風輕，他的身體緩緩下降，從那以後，他整整一年都沒見過太陽。礦工們每天就睡四小時，頓頓有肉，但不讓喝酒，伙食好並不是老闆慈悲心腸，而是為了使礦工們工作效率更高。在井下，一個叫丁老頭的老礦工告訴劉朝陽，這裡已經整整三年沒發工資了。如果誰膽敢去討要工資，就會有一幫打手來揍他，甚至連拉煤的司機也跑過來踢上幾腳。
「不發工錢，為什麼還要給他幹呢？」劉朝陽問。
「就是因為老闆扣著工錢，所以還要繼續幹下去。」丁老頭回答。
一年後，丁老頭成了劉朝陽的盜墓同夥。這個山西老人一生的經歷可以用一個字來概述：窮。如果用兩個字來概括就是：礦工。在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開始挖礦，他的母親曾經收集河邊的蘆花給他做了一件棉襖，井下潮溼、悶熱，一夜之間，他的棉襖竟然發芽了，長出了一棵小樹苗。長大後，他的夢想就是自己開一個煤礦，也許一個男人的夢想從來都不會實現吧，所以，他窮了一輩子，從一個朝氣蓬勃的年輕人，直接成為一個焦枯瘦弱的老頭子。
丁老頭是個有經驗的礦工，這種經驗在以後的盜墓生涯裡得到了極大的應用。
有一次，他指著頭頂問劉朝陽：「知道上面是什麼嗎？」
「是泥。」劉朝陽回答。
「泥上面呢？」
「不知道。」
「是一條河。」
他們挖礦和盜墓的間隙，還做過一件事——他們把煤礦老闆給綁架了。起因很簡單，因為老闆不發工資。和所有綁架案一樣，丁老頭和劉朝陽把老闆捆上，藏在一個隱蔽的地方，然後打電話給其家人，不同的是他們索要的錢並不多，那個數目只是他們應得的工錢。儘管如此，老闆的妻子還是報警了，這樣做是聰明的，大多數綁架案都是相識的人乾的，即使是錢財得手後也會殺害被綁架者，掩蓋犯罪，毀屍滅跡。整個綁架案中，精彩之處是取錢的手法，他們要求老闆的妻子把錢扔到巖鎮上一個公共廁所裡，警方將那周圍嚴密佈控。當天晚上，月光照著這個廁所，雖然一整夜都無人進出，但次日凌晨錢包不翼而飛了。警方分析，犯罪分子是從廁所內的下水道里翻開井蓋，伸出一隻手，把錢取走了。
三小時之後，在一個山洞裡，劉朝陽把一個包扔到煤窯老闆的面前：「看看吧，這就是你老婆送來的錢。」
包裡放著一卷衛生紙。
煤窯老闆說：「這個婊子。」
丁老頭說：「你老婆報警了。」
劉朝陽看了看丁老頭，兩人交換了一下眼色，他嘆口氣，拿著一把刀子向煤窯老闆走去。
老闆說：「你不會殺了我吧？」
劉朝陽說：「我放了你。」
他用刀子割斷了老闆身上的繩索。
日後的審訊中劉朝陽對此事隻字未提，他不認為這是犯罪。老闆也對警方說是有人和他開玩笑，這場綁架案最終因為煤礦老闆聲稱自己沒有被綁架而撤銷了。
劉朝陽和丁老頭後來去了哪裡呢？
在華城郊區一帶，每個稻草垛裡都有一棵樹，當地人餵牛的草料要儲存起來，他們總是把乾草堆在一棵樹的周圍。1997年4月3日，也就是綁架案發生的第二天，有個早晨起來餵牛的婦女看見兩個人從自家草垛裡鑽了出來，很顯然，他們在草垛裡睡了一夜。其中一箇中年人哈欠連天，整理著頭髮和衣服上的草屑，另一位老人抱著一個西瓜，有片瓜地在二十里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