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公司附近的一家蛋糕店裡，我遇見她。那是一家網紅店，大眾點評五顆星，點單的櫃檯後面，一整面牆掛滿了綠蘿和羅漢草，濃密的綠，鬱鬱蔥蔥。我與她之間隔著一個人，那個人一直在高聲打電話，談著很大的生意。我看見她買了咖啡和一塊蛋糕，然後在擺滿點心的玻璃櫃前停下來，彎腰看著裡面的各種甜點，好像在琢磨要不要再來一塊。輪到我了，服務員問了兩遍，我才回過神來，買了一杯冰茶，找到一個臨窗的座位，沙發椅很柔軟。那天是星期六，我加班到下午兩點，來這裡打發剩下的自由時間，晚上早有安排。杯中的冰塊慢慢融化。有人對著桌子和掛著鹿頭裝飾的牆面拍照，幾個女孩湊在一起自拍，十月的陽光透過玻璃，灑在她們的笑臉上。
她坐在一處偏僻的角落。杯子喝空了，我站起來朝她走去。我叫方好，水光瀲灩晴方好，她帶著笑解釋自己的名字。我說我叫劉冬，沒有特別的意思，就是生在冬天。那個下午，我破天荒地鼓起勇氣，跟一個陌生女孩搭訕，順利得出乎意料。她活潑開朗，對人沒有戒心，也可能是因為我看起來不像壞人。她喜歡這裡的甜點。「馬卡龍，」她說，指著盤子裡的粉色圓點心，「做得特別好。」
我不知道這些名字，看見什麼都統稱為「蛋糕」或者「點心」，她說我粗線條。很快，我們開始約會，她帶我去逛各種甜品店，有些在熱鬧的大街上，有些在衚衕的拐角。週末，我們整天待在一起，逛街、吃飯、吃蛋糕。方好喜歡烘焙，她說等她攢夠了錢，就自己開一家麵包房。我們討論裝修的色調，桌椅傢俱從哪裡買，或者專門定做，擺哪種植物，掛什麼風格的畫框……隨便聊聊，幾個小時就過得飛快。在知名的，或者不知名的店鋪裡，巧克力和草莓蛋糕各選一樣，聽她絮絮地說這些事。未來像大海似的鋪展在眼前，好像劃上一條小船就能征服它。
我二十八歲，她二十六，戀愛又甜又熱，像冬天路邊的烤紅薯和糖炒栗子。我們倆捧著紙袋，雙手暖烘烘的，吃得連話都來不及說。她戴著一頂厚厚的灰色毛線帽子，露出的臉頰微微泛紅。有時候，在地鐵口吃兩個烤紅薯就是一頓晚飯，有時候，我們也去吃豐盛大餐，尤其是剛發工資的那幾天，手頭寬裕，北京的好餐廳那麼多，我們都想嚐嚐。聖誕夜，我們用團購的優惠券，去吃索菲特酒店的自助餐。那天人滿為患，擺在冰塊上的刺身和蟹腿總是搶不到。元旦，我們去韓國人開的小酒館吃活章魚，她閉著眼睛把切成小塊的章魚放進嘴裡，觸手上的吸盤抵住我的上牙床。
熱戀中，一刻也不想分離。工作日要等到晚上才能見她，白天就漫長得難以忍受。有時兩個人都忙碌起來，只能約週末見面，這一週就像坐在炭火上，只能不停地發微信，長長短短的語音，一列紅點，忙完一兩件急事之後，貼在耳朵上慢慢聽，一遍遍地聽。從前，我會趴在辦公桌上睡個午覺，現在一有空就跑到樓梯間裡打電話，來來回回地說那些讓兩個人都沉醉其中的廢話，滔滔不絕的纏綿。
和我一樣，她也租著一間房子，眼看要到期了。我跟她商量，不如她把房子退了，搬到我這邊一起住，省錢，省下約會的路程和時間，說到同居，也說到結婚。我告訴她我有一套閒置的房子，我父母留下來的，將來結婚買房，可以賣掉做首付。話既然說到這裡，也就順口說了下去，我家裡的那些事，關於我哥哥的一切，從頭到尾，說來話長。之前我一直沒機會提起。
當時，我們坐在一家專門做芝士蛋糕的小店裡，在商場的地下一層，店裡人來人往。一個小男孩淘氣地到處亂跑，被他媽媽拽回椅子上，往嘴裡硬塞一塊蘋果。方好聽得很專注，時不時地點頭、皺眉，末了她說：「以後我們好好照顧他。」
他是我哥哥，本來是獨生子，四歲的時候，就像剛才那個小男孩那麼大時，偶然摔傷了頭。所有人都這麼揣測，那次受傷是他發病的誘因之一，也許還有別的病症，跟受傷沒關係，總之癱瘓的原因始終不明確。一場高燒之後，他喪失了脖子以下的行動能力，只有一條胳膊能動，世界罕見的一類病症。「是大腦出了問題。」我跟方好說。
我想，她會不會擔心這種病的遺傳風險，就像我從前遇到的女孩那樣。她沒提，只是問：「那麼，他頭腦清醒嗎？」
「清醒。」我說，「他非常聰明。」
「可憐，」她說，「越清醒越痛苦呢。」
自我有記憶以來，我哥哥就坐在輪椅上。輪椅是向政府申領來的，填張表遞上去，民政部門就給發一臺，他坐在上邊，全家圍著他轉。我對他最初的印象來自那臺輪椅，以為哥哥是長輪子的人，不明白為什麼我不能跟他一樣，還以為身上長輪子是件很了不起的事，像動畫片裡的機械英雄。他的輪椅背後繫著一個紫色的尼龍袋，很舊了，上面印著白色的字樣，是哪幾個字我已經忘了。我媽媽推著他出去曬太陽的時候，用這隻袋子裝水壺和蓋腿的毛毯，後來我媽媽死了，我爸爸一個人搬輪椅下樓，不帶什麼東西，尼龍口袋就癟著，晃晃悠悠的，每次看見，就好像看見了我媽媽的遺蹟。
「心臟病。」方好說，「記得你跟我說過。」
「不是，得心臟病的是我爸爸，我媽媽是車禍去世的，走得很突然。」我說，「對方賠了一筆錢，我爸辦了提前退休，在家照顧我哥。」這是我上小學時候的事。方好用小勺挖了一大塊蛋糕，又把它切成細細的長條，在盤子裡撥來撥去，半天沒放進嘴裡。
聽起來很慘，其實我們家的生活過得很平靜。我上學，我爸和我哥在家，錢省著花，也過得下去。總之，家裡有個不能自理的病人，這個家庭就一定要運轉得精確無誤，一個零件丟失了，另一個立刻就得補上，必須好用。我媽媽去世之前，我爸爸幾乎沒有貼身照顧過哥哥，後來，餵飯喂水、洗澡翻身，他什麼都會做了。
她叉起一塊蛋糕遞到我嘴邊，味道甜得過頭。她覺得這家店名不符實，肯定是花錢吹出來的名氣。我們很自然地跳出了關於我哥哥的話題，討論晚飯要去吃什麼，要不要去看電影？結婚的問題像天上偶然經過的飛鳥，在視野中短暫地掠過一次，就不再提了。我們都覺得談戀愛挺好，沒必要趕著結婚。我們相愛，又不想愛得那麼莊嚴肅穆、直奔主題。再等兩年也不急。
每個週六晚上，我都看望我哥哥。有一次方好同我一起去，她沒進門，在外面等我。殘疾人託養所是一棟灰色的二層樓，掩映在周圍的高樓叢林中間，那天方好穿了一件正紅色的長外套，非常鮮豔，像舊灰牆的磚縫裡意外迸出一朵花。她告訴我不用著急，她可以在附近逛逛，吃點東西，找地方坐著看書，我可以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我走進去，到值班室登記，這裡的人都認識我，週末他們輪流值班。我哥哥在二樓的活動室裡，正在看一場足球賽，他喜歡看各種體育比賽。我推門進來，他轉向我，露出笑容，右手握在輪椅的搖桿上，轉動的輪輻晶光閃耀。這輪椅不是那臺政府發的福利品，是我上班後，用第一個月的薪水給他買的，更新的款式、更科學的設計，藥店裡最貴的一臺。
在家的時候，親戚、朋友、鄰居，人人都感嘆他聰明，加重了這種病在他身上引起的悲劇意味。其實，他聰不聰明，誰看得出來呢？五歲就能看出一個人是不是聰明絕頂？他不能正常說話，偶爾蹦幾個單字，舌頭不大靈活，笑起來嘴角向下耷拉，一副怪樣，這些我早習慣了，我哥哥從來就是這個樣子。不知道為什麼，這一天，當我拉過一把椅子，坐在他身邊，我突然有了新的視角，開始審視他，審視他和我之間的親密血緣，而他見到我總是很高興的。
房間裡只有我和他。電視裡傳出山呼海嘯，遙遠的熱鬧，更襯出此處的冷清。週末，很多人都被家裡人接走了。這地方很不錯，政府有補貼，家裡再出些錢，就能把我哥哥這樣的殘疾人照顧起來，讓家人擺脫苦惱。這裡有個和我一樣年紀的姑娘，坐辦公室的，做一些日常管理的工作，我追過她，她拒絕得乾脆而徹底，直言她不會考慮和我這樣家庭的人在一起，遺傳病啦之類的，浪費感情和時間……這些一知半解的人最難說服。
我給他帶了一包酥皮點心，豆沙餡，他喜歡甜食，跟方好一樣。過去在家，我媽媽蒸的豆沙包，他能吃五六個，人雖然不會動，胃口一點不減。我爸爸去世前的一兩年，抱著他來來去去已經非常吃力了。有時候，我放假在家，爸爸也讓我搭把手，幫忙抬著腳，把他從輪椅抬到床上，或者相反——那時候我真希望他能少吃點。
我開啟包裝，拿出一塊，放在他朝上攤著的手心裡。他緩慢地舉起那塊點心，像捧著一碗滿滿的熱湯，湊到嘴邊，碎的酥皮沾到嘴唇上，掉在衣服上，這都不用管，吃完了一併收拾。我媽媽在的時候，她照顧得非常細緻，輪到我爸爸的時候，他就追求效率。「沒必要一遍遍地給他擦嘴，髒就髒點，」他說，「吃完了一起收拾吧。」我媽媽就不肯聽他的，她要她兒子時時刻刻乾淨整潔，像沒生過病一樣。對我，她反倒沒那麼在意了。
他的眼睛還盯著從天花板上吊下來的液晶螢幕，解說員興奮的叫喊中摻雜著他緩慢的咀嚼聲。很多人都說我和我哥哥長得像，側面看幾乎一模一樣，都有突出的眉骨和下巴，鼻樑低，顴骨不低。只有我媽媽覺得哥哥比我長得好，如果他健康長大，一定是個帥小夥，比我的個子還高呢。
很多年來，我活在一個實際上並不存在的優秀哥哥的陰影之下，因為不存在而有無數的可能，怎麼誇張都不至於過了頭。有一次，我媽媽對我說：「你要是像你哥哥就好了。」那天，我拿回一張不及格的小學數學卷子，上面畫滿刺目的紅叉，她嘆著氣，在上面簽下名字。當時我不懂她的意思，現在想來，我發覺她把事情完全搞反了。
我媽媽去世後，關於我哥哥的一切幻想也跟著粉碎。我爸爸是一個講求實際的人，不論遇到什麼，他都追求腳踏實地，解決問題。他不會整天唸叨哥哥曾經的聰明美好，也沒有我媽媽的那些不切實際的幻想。我哥哥得病的第三年，在他的強烈要求下，媽媽同意生下我。我是將來的一道保險。
而我媽媽始終認為哥哥還有希望，希望總是有的，奇蹟也說不定發生。她的這種微弱盼望，在當年形成了巨大的矛盾。我爸爸認為未來要指望我、依靠我，不要再為我哥哥花冤枉錢，而她堅持著不肯放棄。她給他念書，教他認字，不斷尋醫問藥，電視上穿白大褂的喋喋不休的醫學教授，或者電線杆上貼著的老中醫，宣稱偏方治大病，她都試驗過，一點點改善都是天大的喜事。有時候，她把全家都搞糊塗了，因為她宣稱的進步別人都看不到，只有她能發現，微小的偶然的變化，肌肉的硬度、肢體的姿勢，或者食量的增長、咧著嘴笑的次數，她覺得這都是治療的作用，是自己的成績，是對得起兒子。她喜歡把「對得起」和「對不起」這樣的嚴肅話語掛在嘴邊，製造出一種莫名哀傷而又緊張的氣氛。每當她說「我要對得起兒子」的時候，我都想把自己縮起來，坍縮成一個鏡面上的黑點，被一指頭抹去最好。
我哥哥十五歲的時候，連年不斷的求醫問藥出現了轉機。有一家美國的機構不知怎麼知道了我哥哥的病例，應該是我媽媽一直聯絡的醫生，把他當作罕見病例拿到專業的研討會上提起，總之他們通過醫院找到我媽媽，表示可以接我哥哥去美國治病，費用由他們支付，斷斷續續地聯絡了一陣。我媽媽很積極，有一段時間天天唸叨這件事，我爸始終不抱什麼希望。「別是騙子吧。」有一次他說，「哪兒有這樣的好事，有也輪不上咱們。」
是不是騙子已經無從查證。我爸爸和我媽媽都不懂英語，全靠別人幫忙聯絡，而人家也有人家的工作，傳過來的資訊常常七零八碎，似乎費用的問題還有波折，我媽的情緒隨之起伏不定。有一次在晚飯桌上，她吃著吃著突然哭出聲，搞得全家都吃不下去。我只好餓著肚子寫完作業，上了床，蒙在被子裡撕開一包樂之餅乾，枕頭上全是餅乾渣。直到現在，我在超市的貨架上看見樂之的紅色包裝，還會想起那個漆黑的熱被窩，小口咀嚼的聲音被夜晚的寂靜無限放大。
我媽媽去世之後，這件事沒人管，就中斷了。出車禍的前一天，她還跑了一趟醫院，找那位相熟的醫生問最新的進展，需要哪些資料和手續，對方到底能承擔哪些花費。整個費用是個天文數字，也不見得能治好。也許根本就治不了，人家只是需要一個科研樣本，聽說全世界只有一百來個病例，比大熊貓稀罕得多。那天，她回到家，心情低沉，晚飯只煮了一鍋掛麵。
意外都發生在普通的日子裡，像一個用錯的標點符號，打亂了整個句子的節奏。他們不讓我進太平間，我記得的只有鑲在綠漆大門上的毛玻璃，被分成整齊的四個窗格，門關著，扒在門上使勁往裡看，只模糊地看到一條空空的通道，盡頭還有另一扇門。一位長輩親戚拉著我的手，我記不得是誰了。我爸爸走進去，過了很久才出來。
按理說我當時已經記事了，我記得看過的動畫片和漫畫書，記得脆皮雪糕多少錢一根——那種雪糕現在找不到了，不知道有沒有廠家願意復刻一下，我一定買。那天很冷，回家的時候，我爸給我買了一根脆皮雪糕，我媽絕不讓我冬天吃雪糕。當我撕開包裝，舔上一下，舌尖比臉頰更冰涼的時候，才清晰地意識到她死了，永遠不回來、不再管我了。可是現在我怎麼也想不起她的臉，手邊一張照片也沒有，只剩下一些印象、一些話語、一點隱約的氣氛。她的死永遠混合著巧克力的味道。
有一次我跟方好一起吃巧克力蛋糕，說起這件事。我跟她提起我媽媽，她也談起她的父母、她小時候的很多往事，這些話使我們愈加親密。那天晚上我們第一次上床，在我租的那間小屋裡，她的頭髮滑溜得像清水，緩緩流過我的手心。
我媽媽死後，那位幫她和美國聯絡的醫生仍然很上心，時不時地打電話給我爸爸，我爸爸對他始終半信半疑。他讓我爸爸開通一個電子郵箱。我家裡有一臺586電腦，我媽媽為了跟國外聯絡而買的，她死之後，顯示器被一塊紅布給罩起來了，鍵盤也是，主機擺在桌子下面，積了滿滿一層灰。我爸爸不會用電腦，沒有電子郵箱，甚至覺得那個醫生可能是騙子。我媽媽在的時候，他除了說幾句風涼話之外，攔不住她，她一死，就徹底沒了下文，後來連那個醫生也調去別處工作。現在看來，多好的機會，生生浪費掉了。
和我媽媽相比，在照顧哥哥這件事上，我爸爸要實際得多。他有把子力氣，每天早上，他把哥哥的輪椅拿到樓下，又把哥哥本人抱下去，曬上一會兒太陽，然後回家做中飯，下午再出來一次，搬上搬下，數年如一日。我媽媽在的時候，他時常抱怨幾句，覺得她亂花錢在一些沒用的事情上，我媽走之後，生活驟然變得簡單了，再沒有人張羅著按摩、熬中藥、夜裡起來幫哥哥翻身，我爸認為一夜不翻身根本沒關係，「我自己睡一宿也不動彈呢」。閒下來，他就看電視，足球、籃球、排球、圍棋、橋牌，我哥哥就跟著他一起看，到現在還喜歡。
足球賽告一段落，解說員終於平靜下來，窗外的暮色漸漸沉重。方好發資訊告訴我，她在附近一家咖啡廳，叫我不用趕時間，離電影開場的時間還早。我哥哥吃完一塊點心，我又遞給他另一塊。他很喜歡這種豆沙餡的酥皮點心，雪末似的麵皮落在藍襯衫的前襟上，這件襯衫還是我爸爸在銀行上班時的舊工裝。我哥哥現在的體重跟我爸爸去世前差不多，舊衣服他都能穿。小時候他一直很瘦，我對他的最初印象就是一個寬大的椅子上坐著一個細長癱軟的男孩，那時候我剛剛能扶著輪椅的把手站起來，再大一點，就像推著玩具車那樣推著他在狹小的客廳裡轉圈。現在，輪椅快要盛不下他了，雙肩已經超出靠背的兩邊，下巴和脖子連成一片，混沌著沒有分界，黃色的皮肉一路流向膨起的肚子，隨著呼吸微微起伏，只有兩條小腿看起來又細又短，腳上套著一雙舊的灰色毛絨拖鞋……我媽媽的說法是錯的——就算我哥哥站得起來，也絕對沒有我高。他今年三十三了。
現在，他連單字也很少說，經常「啊啊」地叫，但是他的意思我明白：這點心好吃。我點點頭，替他抖落身上的碎渣，擦了嘴。電視上開始放廣告，他用唯一能動的那隻手指指電視，我就找來遙控器，一個個頻道往下撥，轉了兩圈，沒有他喜歡的體育節目，最後停在一個外國的野外紀錄片上，講的是在北美的大湖裡釣魚。他們釣上來的魚大得超出想象，兩個人橫抱著拍照，魚嘴上扯開幾道長長的傷口，血淋淋的，半月形的魚鰓微微地翕動。
「這麼大的鯉魚啊。」我說。哥哥發出笑聲，他什麼都明白，「他聰明著呢」，我媽經常這麼說。據她說，哥哥小時候活潑伶俐，教什麼都學得很快，能背上百首唐詩。說不定這些年他的智力也跟著身體退化了，他知道飢飽冷熱，難受的時候會哭，高興了也會笑，能說幾個字，但是除此之外，他沒受過系統的教育，認字很有限，邏輯也不清晰。大多數時候，他想表達的意思，只有我們家人能懂。
我們繼續看電視，直到紀錄片也結束了，開始播放下集預告，還是講那幾個外國人去釣魚的事，有些畫面還蠻驚險的。大魚劇烈掙扎，尾巴拍起的浪花撲向鏡頭，水彎彎曲曲地往下流，像暴雨澆在玻璃窗上。我哥哥又傻笑起來。
我看看時間，差不多了，這點陪伴的義務總得盡到。我關掉電視，把他的保溫壺拿過來，放在他腿上，將他的輪椅轉個方向，推著走出了活動室，沿著一條灰色走廊走向他的房間。他的房間還有另一個室友，週末被家人接走了，我從來沒見過，聽說是四肢健全，但是智力有點問題。那張空床上，被子疊得整整齊齊，兩條牛仔褲也摺好了放在枕頭邊上，我哥哥的被子通常是不疊的。
每人有一個衣櫃、一個床頭櫃和一套桌椅，統統是白色的。醫院、福利院、殘疾人託養中心、養老院，這些地方總有相似之處，即使在偶然的混亂中也透出簡潔的秩序，工作人員可以在幾分鐘之內讓這裡重歸整潔，所有物品都有合理的位置，管理病人就得這麼利索，不然就會亂成一鍋粥。我把他抱到床上，又一次覺得他真應該少吃點，對自己好，也減輕別人的負擔。
在我媽媽去世之前，我們家大概就是一鍋粥，文火熬著，越煮越幹，眼看要煳了。兩個大人經常吵架，一點小事都能點起火來，有的是因為哥哥，有的根本沒有事由，我知道都是因為去不去美國的問題。我媽認為我爸太消極了。
「孩子都毀在你手上。」她說錯了，是她和我爸爸都毀在哥哥手上。她出事的那天，正推著我哥哥過馬路，那輛車斜刺裡衝出，撞上她，當場死亡，哥哥的輪椅沒有損傷分毫。當年這個事故還上了報紙，有一篇報道說，是我媽媽推開了輪椅，捨身救了兒子。他們就喜歡這樣浮誇煽情的故事，可惜我們家一點也不需要這些感動，也不需要陌生人為我們掉眼淚，我們需要錢，爸爸不能上班了，我們最缺的就是錢。我爸當時的單位組織了一批員工捐款。
沒過多久，他就退休了。
那時候還沒有這樣的殘疾人託養所，只能靠家裡人，我算是趕上了好時候。我幫著他，讓他在床上躺好，想起來他還沒刷牙，算了，一次不刷牙也沒什麼關係。臨走前我關了燈，一會兒還會有人過來查房，此時剛過九點，我放心地走了。每個星期六的晚上，走出託養所的大門，是我一週以來最輕鬆的時刻，雖然寒風撲面，心裡卻熱烘烘的，是良心得到滿足的溫度。我找到方好，她手裡的那本書剛剛看完，去電影院的路上，她跟我講起書裡的故事情節。我覺得，如果要看一場懸疑電影，絕對不要先看原著小說，我不想聽到任何劇透，可是她非說不可。
因此，在開場之前，我就知道謎案是怎麼回事，她也知道，我們倆的心思沒法集中在電影上。我時不時地吻她，有時候被一驚一乍的音樂嚇一跳。她小聲說如果大聲喊出兇手的名字，會不會激怒別的觀眾，被他們轟出去？我們像兩個淘氣的孩子似的，想象著那番情景，在回家的路上還在笑個不停。戀愛就有這種神奇的效果：一丁點小事，就讓人莫名地開心不已。每個星期都是這樣，一過週三，就開始惦記著週六要去託養所，離開那裡的時候，渾身都暢快，世界像一面擦掉灰塵的櫥窗，燈光掩映，重新明亮起來。
倒不是因為我有什麼對不起他的地方。我哥哥有低保，不夠支付託養所的費用，餘下的部分我替他支付。剛工作那兩年，這筆錢還是個負擔，現在當然好多了，不過我能為他做的也就是這些，出點錢，探望一下。託養所這些年都沒有漲過價，我的工資已經翻了兩倍，這點錢完全不是負擔。我儘量把一切都安排得合情合理，我的生活、我哥哥的生活，我的生活還有無數新鮮有趣的事情可做，而他的生活只剩下不斷地解決問題，吃喝拉撒，處處有求於人、受制於人。他知道我為他做的一切。有那麼幾次，他可能是想表達感謝，我及時制止了他，什麼也別說，哼哼都不要。在我們家，自從我媽媽去世後，就沒有人再直白熱烈地表露感情，我媽媽的那種方式跟我爸爸和我都格格不入。她有一個硬皮的日記本，記著所有重要的日子，我哥哥第一次笑、第一次打疫苗、第一次叫媽媽、第一顆牙、第一次去託兒所……直到他生病，她的記憶變得平順起來，因為再沒有什麼值得紀念的日子，每天過得都一樣。她那些甜美的回憶、脆弱的柔情，化成日復一日的嘮叨，問他冷不冷、餓不餓、困不困。她覺得是對話，其實大部分是在喃喃自語，我哥哥努力地回應她。這份努力，就讓她心滿意足，同時充滿動力，不惜一切代價要治好他。我和我爸爸則像是局外的旁觀者，看一場早就猜到結果的電影。我的經驗是，絕不能把結局提前告訴她，她會勃然大怒，認為我沒有良心。
「你怎麼知道治不好？你懂什麼！」她氣吁吁地說。
我覺得委屈，因為所有人，家裡所有的親戚，都是這麼說的。他們認為我媽媽是在瞎折騰，我的爺爺、奶奶、叔叔、姑姑、姥姥、姥爺、舅舅、舅媽，他們營造出一種輿論、一種心照不宣的氛圍：我哥哥是不會好的，得了這樣的怪病，那是命中註定，什麼大夫醫得了命？去美國治，更是天方夜譚，得花多少錢？錢打哪兒來？所有的年節聚會，我媽媽基本都缺席，我哥哥一刻離不了人。人不在，正好議論她，然而她總是知道的，閒言碎語越積越多，壘成四面厚重的牆，將我媽媽的洶湧母愛圍在中間，無處疏通，只好加倍地發洩到我哥哥身上。
寒暑假，我不是在奶奶家就是在姥姥家，聽了一肚子各種各樣的閒話回來，像一次吃太飽的蛇，得花很久才能消化，漫無頭緒的疑惑歸結起來只有一句：「你們為什麼要生下我？」
有時候，我覺得我跟我媽媽並沒有熟悉到討論這種問題的程度。我是個省心的孩子，她對所有人都這麼說，像是誇獎，又像是逃避。我身體好、成績好，她很放心，心安理得地把所有精力都給了我哥哥。當然，我不會嫉妒他。誰會嫉妒一個癱子呢？
二
春天，方好換了一個新工作。正式入職之前，她休息了一個多月，天天遲睡晚起。有一天，我上班前，她還蜷在被子裡，說：「要不你也休幾天年假，我們出去玩玩。」這個主意不錯。吃晚飯的時候，我們討論了很多地方，西安、上海、鳳凰古城，上網查機票和酒店，最後她洩氣地說：「一次不去看你哥哥也沒什麼要緊，非得週六之前回來？」
我呆住了。週六不去託養所，從來沒有，我壓根兒沒有過這樣的念頭，原來可以不去看他。她一句話，我琢磨了很久，好像某種堅固的東西忽然出現裂紋，不再是鐵板一塊。我遲疑著說：「那不太好吧。」
「只是一次。」她說，「我一年才回一次家。你每週都去看你哥哥，很夠意思了，少一回沒什麼。要我說，根本不用這麼糾結。」
你沒有兄弟姐妹，你不懂，我想。裂紋繼續擴大。她只是隨口一說，在我聽來像一句驚雷，根深蒂固的東西動搖了。那天我坐在辦公室裡，一直走神，一封郵件捱到中午還沒寫完。方好打電話商量晚飯吃什麼，有一家新開的港式火鍋聽說不錯。我敷衍著，附和著，無意義的瑣碎對話像河水流過，最後她要掛電話了，我說：「我們去西安吧，不管他了。一次不去沒關係。」
她高興地答應，機票酒店很快訂好。我請了年假，週日出發，週六還是去一趟託養所。這次我來晚了，他已經回到自己的房間，躺在床上，床頭有一對小音箱，連著一個mp3播放器，正在播相聲。音箱是我給他買的，mp3是這裡的公物，工作人員拿過來給他解悶。我陪他坐了一會兒，發現這裡面只有一段相聲，來來回回地重複聽，變得一點都不好笑了，只剩下聒噪。
我把播放器關上，拿著去找值班的管理員，告訴他們，我哥哥已經聽同一段相聲幾十遍了，能不能多存一點？太無聊了，你們做事要負責。或許我不該抱怨，那個管理員也是生面孔，不耐煩，說著說著我們兩個的聲音就越來越高。最後，人家很生氣地站起來，走出辦公室，把我一個人撂下了，出門時丟下一句：「床位這麼緊張，能進來不錯了，還不知足。」
其實我心裡很明白，無論是抱怨、發脾氣或者講道理，都是徒勞的。我哥哥是唯一一個週末沒處去的殘疾人，增加了他們的工作量，當然他是很安靜的，我想他自己也明白這一點：不要給別人添麻煩，活著本身就已經很麻煩了。
我空著手回來，把音箱的電源拔掉，問他想不想尿尿，找到便壺幫他解決。小心翼翼地把便壺從被子裡拿出來，我想明天這時候我就在西安了，酒店離小吃街不遠，我們可以先去吃一頓好的，後天去逛景點，錯過週末的人流高峰。不過西安的熱門景點，什麼時候遊客都不會太少，沒關係，我們不趕時間，可以慢慢溜達。我把便壺拿到走廊盡頭的衛生間去清洗，洗得乾乾淨淨，剛才與我爭執的那位管理人員也走進來，我說：「下週我帶個新的播放器過來。」他沒理我。我想起來，下週末我趕不回來呢。
少來一次沒什麼，方好這麼說。她說得沒錯，我哥哥總是一個樣，他不會再長高，如果不把他抱來抱去，也意識不到他又長胖了，就像一艘錨定的船，穩穩停泊在時間裡。我走的時候，替他關燈、關門，想著下次絕不能再跟人家爭吵，當初也是費了不少周折才能進來，萬一被轟出去，誰能照顧他？這裡既便宜又安全，既適合他，也適合我。
西安的著名景點我們都逛了個遍，每頓飯都精挑細選，去吃附近評分最高的餐廳，和一個好胃口的姑娘在一起，很容易就快樂起來。她喜歡拍照發朋友圈，老是嫌我下筷子太快，破壞了完整的擺盤，很快我學乖了，等她說可以吃了再動手，有時候面都放涼了，粘成一坨。我覺得還是吃到嘴裡比較重要，當然，她高興就好。
星期六，西安下起了濛濛的雨。天氣不適合出門，我們倆就窩在酒店的床上，一個打遊戲，一個聽歌看小說，中飯打算叫外賣解決。我過了一關又一關，有望在明天回程之前把這個遊戲徹底打穿。天氣預報說明天還會下雨。躺在床上背對著背，我們還在用微信聊天，誰也不想打破房間裡的寧靜，她分享給我她正在聽的音樂。
「這能下載嗎？」我問她。
「可以。」
我打算把這首歌存在mp3裡，帶給我哥哥，她回了一個聳肩的動畫表情，說：「他聽得懂嗎？」
「當然，」我說，「音樂怎麼會聽不懂。」
「你真貼心。」她說，「男生很少像你這樣的。」
我翻身下床，來到窗邊，外面的街道籠罩在紗籠一般細密的雨裡，行人打著傘，車和人的行進速度都顯得慢。我們點的外賣還沒到，肚子都餓了。
「反正明天也是下雨。」我說，這次不是用微信了，「乾脆提前一天走吧，在酒店待著沒意思。」
「改機票也要花錢啊。」她摘下耳機。
「省一天酒店嘛。」我們計算起來，其實總的花費差不多，方好覺得沒必要，還少住一天。
她說得有理，我不再堅持。午後，雨依舊沒停，改機票還來得及，猶豫不決的時刻是最漫長的，我過幾分鐘就看看床頭的電子鐘。方好說：「我們找個電影看吧。」她開啟筆記型電腦。我說：「我得回去。」
她沒有再勸我，然而，房間裡那種屬於年輕情侶的、甜美的、寧靜的、閒逸的氣氛消失了。本來是個暖和的下雨天，兩個人在房間裡親親熱熱的，我卻這樣掃興。她沒說什麼，拿起手機來查機票，告訴我航空公司的客服電話，讓我自己去改，還說她不會跟我走的。我把她的氣話當了真，只改了我一個人的機票。
她找出一部電影自顧自看著，直到我收拾好行李，要離開房間時，還沒看完。她戴著耳機，眼睛緊盯螢幕，當我不存在。我說不出什麼理由，怎麼解釋都像在找藉口，她不相信我哥哥會因為我一週沒去探望就出問題，又不是病危，這我當然知道。問題就出在這裡，我知道，但我就是做不到。
晚上，我下了飛機，直接打車過去。我哥哥照常在看電視，對我的到來沒有特別反應，他看電視廣告已經夠開心了。我要推他回去，他不願意，電視是他最重要的娛樂，只能耐心地等著。等他看夠了，回房時已經很晚，我才發現他的褲子尿溼了。
我將他搬到床上，開始給他換褲子。這些事過去都是我媽媽和我爸爸做的，有一套固定的流程，先抬哪裡，再放哪裡，這樣一提一拽，褲子就褪下來，溫水毛巾要提前準備好，我還忘了，臨時找不到熱水，就用涼水代替，幸好屋裡不冷。手忙腳亂地折騰半天，把髒的衣服折起來塞進床下的一隻塑膠筐裡，週一上班的護工會拿去洗。
習慣就像一間牢房，拿鑰匙的人都不在了，我逃不出去。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在家，給方好打電話，她沒接。第二天晚上，我去機場接她，她把行李箱交給我提著，算是原諒了。我和她，就算生氣吵架，也堅持不了多久，她總會原諒我——即便是她自己出了錯，也能原諒我。
春天過去，夏天也過去了，我哥哥馬上要過三十四歲生日。過去，有個他活不過三十五歲的說法，某個專家下的斷言，這個數字在親戚朋友那裡口耳相傳，說得多了，彷彿成了真理。當然，這些閒話都得揹著我媽媽。
如今，他面色紅潤，除了體重持續上升，其他方面毫無異狀。「特別能吃。」有一次照顧哥哥的護工跟我說，半開玩笑半看熱鬧的語氣，「吃起來跟個好人一樣。」她彎下腰，跟我哥哥說：「你少吃點，我們快搬不動你啦。」
他發出「啊啊」的聲音，護工笑呵呵地走開了。這次我來得早，他剛剛吃過午飯，我推著他去街上轉了轉。他東張西望，在外面他一般不出聲，為了掩蓋自己不會說話，我猜。有時候，我也相信他是聰明的，什麼都懂，我媽媽一直這麼說，只是無法表達而已。他被他的身體困住了，一定有一個我不瞭解的哥哥藏在那雙眼睛後頭，觀察我們的一舉一動，待他好的、待他壞的，他一清二楚。
我們路過一家麵包房，我把他留在店門口，走進去買了一塊奶油蛋糕。他不應該太胖，而甜食又是他的最愛。如果我媽媽還在，一定會限制他，就像她不讓我冬天吃雪糕。「都是為了你們好」，她說。當然，重點關照的還是我哥哥，她不讓他吃甜食，醫生建議我媽媽儘量控制他的體重。
回到託養所，我用勺子把蛋糕餵給他吃，他吃得很快，幾口就少了一半，再幾口就沒了。我把空紙盒給他看，承諾下次來還帶他去買。他牢牢記住那家店。後來每次我推他出去曬太陽，走到那附近，他就發出聲音提醒我。那家的巧克力蛋糕很不錯，還有一種五顏六色的圓形小點心，味道甜得齁人，方好告訴我，名叫「馬卡龍」，配著咖啡，能夠中和它的甜膩。
對我哥哥的胃口來說，馬卡龍太小、太精巧、太不夠解饞了，我沒給他買過。九月陽光晴朗，他坐在店門外等我，來往行人小心翼翼地繞過他，有人好奇地朝他多看兩眼。他整個人擠在硬邦邦的輪椅裡，臉周圍盪漾著一圈柔軟的肥肉，頭頸的輪廓模模糊糊，五官像肉海里的小島，各自孤懸。我不知道我媽媽如何透過層層血肉看見他的智慧，我只看見渴望，他對甜食的嗜好永遠無法滿足。如果不停地給，他可能會一直吃下去。這次我買的是藍莓芝士。
十一長假，我和方好一起回長沙，拜見她的父母。他們對我挺滿意，知道我父母雙亡之後，她媽媽對我更熱情了，大概覺得沒媽的孩子比較可憐。我們到的那天，她做了一大桌子菜，我跟方好的爸爸喝了幾杯。方好帶我看她的房間，滿牆的粉色桌布，床上堆著毛絨公仔，床頭櫃上的胖企鵝鬧鐘，她從小學用到高中。她給我看相簿，一頁一頁翻，有她小時候穿著紗裙的藝術照，眉毛中間點著一塊紅；他們全家在泰山頂上合影留念；她穿著肥大的校服，把三好學生獎狀舉到胸前；她過生日鼓起腮幫吹蠟燭……晚上，她媽媽客氣地將我引到書房，那裡有張單人床，也充當臨時的客房。躺在床上，夜深了，方好發微信說：「好想你啊。」
我說：「我也想你。」第二天，她帶我去市中心逛街吃飯，看了場電影，總算找回了約會的感覺。這次她跟我的想法不約而同：還是趕快回北京吧。臨行前，她父母一再地說，要我們春節一起回來過年。
在回程的飛機上，我問她，有沒有提到我哥哥的事情？她說還沒有，忘了，下次再說吧。我看，下次她也不見得說。方好習慣了跟父母報喜不報憂，她父母看見女兒非常高興，高興中還夾雜著一絲情怯。看得出來，方好在家說一不二，撒個嬌或者發頓脾氣，就能得到一切。
我覺得這種事沒什麼好隱瞞的，她也同意，覺得應該找個不那麼正式的機會，隨口拉家常的時候說出來就好了，不要顯得很在意，畢竟哥哥不會跟我們一起生活，說到這兒她又確認了一遍：「你說對吧？他不會跟我們一起住。」
「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