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我們就換了話題。方好對現在的工作又不滿意，她說她不喜歡受僱於人，看別人的臉色。她畢業四年，平均半年就換一次工作，她說，想自己創業，開甜品店，手工烘焙。我覺得這個概念放到小城市可能還行，在北京就顯得太普通了。
「概念普通，我不普通呀。」她說，「我認識美食雜誌的編輯，認識好幾個專業攝影師，宣傳也沒問題。」都是她在工作中遇到的人，她覺得都是資源，都用得上。
我覺得她過分樂觀，她覺得我想太多，什麼都想好了再去做，那可來不及。在家裡，她有整架的烘焙書，說將來可以拿到店裡做一面書牆，一面是書，另一面落地玻璃窗，放很多綠葉植物，多肉也行，不開花，只看葉子，清爽……她琢磨著這些場景，這些在網上或者時尚雜誌上得來的靈感，停留在一間小店的表面，好像創業計劃就是一個裝修計劃，核心的商業問題絲毫沒觸及。除了她能做出不錯的餅乾和蛋糕之外，沒有別的準備了。
關於開店的問題，我們來來回回地討論，連餐墊的色調都要爭論幾句，她喜歡淺淡的米色，顯得乾淨柔和，我覺得深藍更好。好些個晚上，我們徘徊在各種網紅店鋪的圖片裡，被形容詞構成的滾滾洪流衝得暈頭轉向，最後她定了調，要「美式鄉村」和「清新簡約」，混合起來，我有點想象不出來，聽起來倒是很有格調。
下一步就是湊錢。我和她都有些積蓄，夠付大半年的房租，地點也看好了，不算熱鬧街區，在一個小區裡，門口對著一排銀杏樹。原本是一家文具店，開不下去了，帶著租約轉讓，方好當機立斷，就是這裡，一到手就立刻開動。等店鋪裝修得差不多，到了秋天，銀杏葉子黃了，金燦燦地映在窗前，她說：「我一來就看中了這些樹，夏天是綠蔭，秋天更美，沒錯吧？」
「沒錯。」
準備開業之前，她辭了職，鼓動我也辭掉工作，一起幹。我冷靜下來，想了想，覺得最好不要兩個人都撲在一件事上面，萬一不成，還有條退路。她勸我不成，也就算了，一個人守著一間安靜的小小的蛋糕店，更符合她一開始的想象。我們花了不少錢在裝修上，最後超支的部分全靠信用卡，裡外都是她喜歡的色調，原木色的牆面和桌椅，牆壁做成假的紅磚牆，「像不像在電影裡？」她說，「適合當拍照的背景。」她打算找她認識的攝影師來幫忙拍照，問了幾個人，都說沒時間，最後我們自己借了個單反，拍了幾十張，存在電腦裡。那些照片到現在還存著。
每天早上，她都要做一批新鮮的麵包。凌晨她就起床，收拾一番去上班。我還在夢裡，就聽見她關門離開的響動。週末我跟她一起去，看著她忙忙碌碌，我能幫上的實在有限，只能在她的指揮下做一些零活，或者打掃衛生。店裡一塵不染，大部分時候，一個客人也沒有。
到了下午，我去看我哥哥，有時候帶上一些麵包或者餅乾。方好的手藝確實不錯，材料也很講究，當天賣不掉的都要扔掉，每天都扔一大半。後來她漸漸減少了產量，不再執意要把玻璃櫃填滿。我們倆互相安慰，這是暫時的，人氣要慢慢地攢起來。
我哥哥喜歡她做的巧克力曲奇，能一口氣吃掉幾十塊，然後不停地喝水，我告訴他這是我女朋友做的，好吃吧？他咧嘴笑著，不知道聽懂了沒。冬天快到了，我給他買了一件長棉服，可以當毯子蓋在腿上，來暖氣之前，房間裡總是很冷。他不想看電視了，我就站起來推著他在活動室裡轉了兩圈，停在窗前，窗外灰濛濛的，玻璃上印著細小的汙點——我在方好的店裡總要擦玻璃，兩扇落地大窗，擦得明淨透亮。
我跟他說，我女朋友自己開店，我也投了錢，估計快賠光了。這些話不能跟方好說，她覺得我太喪氣，而我哥哥永遠不會說別人錯了，他只會聽，然後接受一切。我推著他離開窗邊，回房間去，搬動他的時候，覺得他又胖了。體重的增長像洪水在蓄積，堤壩有撐不住的時候。近來他總是氣喘吁吁。
我繼續給他帶甜食，吃到就開心，人活得這麼簡單，實在值得羨慕。有時候我也想，媽媽會怎麼做、爸爸會怎麼做，但是他們都死了，死人做不了主。我盡力使他舒服快樂，作為弟弟，已經夠好的了。臨走時，我遇見值班的工作人員，我追過的那個姑娘，跟她聊了幾句。她告訴我，我哥哥的體重已經超過一百九十斤。
「現在要兩個人才能抬得動他。」她說。
「我一個人就行，關鍵是如何發力，回頭我教教你們。」
「像他這種情況，超重不是好兆頭。我只是提醒你，少給他吃甜食。」
我回到家，方好罕見地早歸，橫躺在沙發上發呆，雙手枕在腦後，空調吹出暖洋洋的風。我問她怎麼了，她翻身坐起，說：「我不想幹了。」
凡是能賣的東西，都儘快折價出手。素淨的原木桌椅，四套一共賣了八百塊；幾十盆多肉植物拿回家，擺滿整個客廳，後來一盆盆地接連枯萎，客廳陰暗，照不到陽光；洗碗機被旁邊的一家拉麵館要去了，人家只肯出五百；碗碟杯盤一類，統統打包帶回家，這些東西夠我倆用一輩子，上面還印著店名的英文縮寫；還有一臺全自動咖啡機，裡面殘留的咖啡豆散發出油脂腐敗的味道，這臺機器倒是很好出手；至於別的零碎擺設，有的送人，有的只好丟掉，幾隻花藝鐵桶、八音盒擺件，一些舊雜誌和書，幾隻放在桌子中央裝飾的玻璃花瓶，瓶口上繫著幾圈粗糙的麻繩……幾個月前，方好還很得意她的設計，現在，拆起來像戰敗逃亡，一潰千里，專揀些細軟收拾，大件的只能放棄，什麼都比不上房租昂貴，越早脫手越好。最後，甜品店關掉了，家裡多了滿地的花盆、一輩子用不完的帶logo的餐具以及一輩子也忘不掉的教訓。方好說，下次她一定能成功。
方好找到一份新工作，重新開始朝九晚五。創業失敗，就像從一場夢裡醒來，醒來才覺得那夢做得離譜。小區裡白天沒什麼客流，晚上，下班回家，誰會跑過來吃甜點呢？她說她受夠了一天天地在店裡等著，像個望歸的怨婦似的，等著有人進門。偶爾進來一位，轉一圈，看看價格，大概是嫌貴，又走了。她不想降價，都是心血，憑什麼降價處理？寧肯扔掉。歸根到底，她開店不是為生活所迫，而是一種執念，被網上的漂亮圖文弄得眼花繚亂之後偶然產生的一個念頭，被攫住了，以為這一閃念就能實現，好像被什麼東西附了體似的。過後想想，慶幸自己明白得早，轉眼又後悔自己放棄得太快，實際上當時我們已經沒有錢了。
方好說，早晚還是要自己幹，這次不行，下次再試。她這個人，輸了也不放在心上，無非損失一點錢和時間。「我們都還年輕，這不算什麼。」她說。我喜歡她的勇氣，混合著一些天真的稚氣，像個無憂無慮、摔倒了自己爬起來的小孩子。春節放假，我們又去一趟她父母家，除夕夜，吃過晚飯，她爸爸把我叫到書房，談了很久，也談得很順利。第二天，方好問我：「我爸跟你說什麼？」
「問我們有什麼打算，有沒有計劃買房子？」
她挎著我的胳膊，馬路對面的紅燈還有五十秒。我們打算去看個熱鬧的賀歲片。長沙的冬天特別冷，寒氣像蛇一樣往所有溫暖的縫隙裡鑽，方好把手伸進我的外衣口袋裡，讓我握住。節前去看過我哥哥了，一切如常，我告訴他春節我不在北京，讓他好好聽人家的話。
綠燈亮了，我們跟著人流一起向前走，電影院就在對面的商場裡。她說：「你哥哥的事，你提了沒？」
「還沒。」我說，「你說，他們會介意嗎？」
「無所謂。反正我不介意。」
我們走進商場的一樓，先買了兩杯熱咖啡，然後乘扶梯上樓。電影開場還要等一會兒，我們坐在某一層的休息區裡，慢慢地喝著，櫥窗裡的模特已經換上了春裝。她被一條裙子吸引了，去店裡試穿。咖啡在杯子裡慢慢變涼。我忽然感到一種自由，已經存在很久但我並沒意識到的自由，從模糊的輪廓裡漸漸浮現：我哥哥早已不重要了。他不能再吸引父母的目光，也不能再佔據任何人的生活。即便所有親戚都對我說，以後你父母不在了，你要繼續管啊，我媽媽也沒說過這種話，沒有從我這裡套取任何承諾，尤其是當我很小的時候，大義凜然地說一句「好！」其實再容易不過，就像每個小孩子都說將來要當科學家一樣。
她沒有這樣要求我，我爸爸也沒有。他們只會用日復一日的活著告訴我，讓我明白日子應該這樣過，誰也不能放棄誰。那些早就流逝的時間和人影、發生過的事情，並不能一筆勾銷。多年後，在一個平靜到近乎幸福的時刻，我想到的是我哥哥。
三
我帶著方好去我父母的家，先坐地鐵，再搭公交車，晃盪一個多小時之後，她用開玩笑的口氣說：「劉冬，你真的是北京人嗎？」
我摟著她的肩，窗外的景色越來越不像方好熟悉的那個北京。馬路兩邊種滿楊樹，公共汽車就在綠蔭中行駛。從我記事起，這些樹就是這麼粗、這麼茂密，好像停止了生長，也許因為那時候小，看什麼都覺得高大。我坐在我爸的腳踏車後座上，車把上掛著幾袋子東西，有中藥、西藥、從醫院買的護理墊，有時候，也給我買一根冰棒或者幾包餅乾。
到站了，我們下車，在公交車站找到一輛拉客的電動車，這才是最後一程。途中經過公共汽車總站，偌大的場地裡停著各個路線的大巴。從前，進城的公交車只有一條線，要帶哥哥去大醫院看病，搬著輪椅排隊，上車下車，大費周章，現在開通的線路多了，車上就沒那麼擠。我媽媽去世前不久，曾經計劃買輛二手的小汽車，為了帶我哥哥上醫院方便，她不在了，買車的事就不再提。
這些細節其實早就湮沒無跡，但是一回到這裡，帶著灰塵味道的空氣和風、路邊的樹、灰紅陳舊的樓房，好像又返回了那些千篇一律的日子。那家蘭州拉麵館還在老地方，招牌換成簇新的藍字白底，原來一條街的招牌都被統一成這個樣式，齊整得近乎呆板。我跟方好說，晚上我帶你吃這家的拉麵，不知道老闆還記得我嗎？有些地方已經變了樣，平房都被推倒，原地長出一大片新建的樓房，比我們家的老房子高得多、密得多，大城市蔓延的觸手也漸漸伸到這裡來了。自從那年把我哥哥送進託養所，把家門一鎖，我就沒再回來過。
當然我也變了，我長得更高，顯得更成熟，身邊還多了一個年輕好看的姑娘。她輕快地跳下車，讓我拉著她的手。小區裡外停滿了汽車，一個熟人迎面走來，手裡拖著一個買菜的小推車。他先認出我來。
他問我在哪裡上班，我跟他解釋了一下我的工作，又問我結婚沒有，眼睛往方好身上看，最後問：「你哥哥還在福利院？」他們總以為是福利院，我跟很多人解釋過了，那叫殘疾人託養所。福利院不收他這麼大的孤兒。
我含糊地應答，然後拉著方好往裡走。從前的腳踏車棚拆掉了，全改成停車場，院裡顯得很擁擠。我家在靠近大門的第一棟樓，從臥室的窗戶可以望見大街，這麼久沒回來，一走進熟悉的樓道，就覺得也不過是昨天剛剛離開。方好上樓的時候，差點被一戶人家門口堆的紙箱絆倒。樓梯顯得特別短，幾步就跨上一層，我掏出鑰匙，這鑰匙一直掛在隨身的鑰匙扣上，跟我自己的住處和辦公室的抽屜鑰匙拴在一起。
門開啟，屋裡靜悄悄的，一切原封未動，彷彿被凝固在一塊透明的琥珀裡，我們走進來，是打破了它。我走之前，用幾塊舊床單把桌椅、沙發、電視機、我媽媽的電腦、冰箱和洗衣機都蓋了起來。如今花花綠綠的織物上積滿灰塵。
按照說好的計劃，我們先動手打掃，把所有的床單都揭下來，拿到陽臺抖落灰塵，然後折起來放在一邊，打算丟掉，露出來的傢俱電器，還有那排開裂變色的人造革沙發，統統用抹布擦乾淨。水龍頭流了很久的黃水，終於變得清亮。方好說：「這房子能賣多少錢？」
「不知道。」
如果買家是這附近的人，知根知底，肯定會大砍價。這是死過人的屋子，鄰居們都知道。就在方好現在站的位置，馬桶旁邊，生了鏽的花灑和洗手盆中間，我爸爸就倒在那裡，死於突發的心臟病。這件事的詳情，我一直沒有告訴方好。
在衛生間接了一盆清水，端到客廳，四隻手都伸進去洗抹布，然後把房子的所有表面和邊角都擦抹乾淨。我爬上窗臺去擦玻璃，她也要來，像小時候在班級裡做值日似的，一個擦外面，一個擦裡面，她叫我小心著別摔下去。我們用掉很多從衣櫃頂上拿下來的舊報紙。我爸爸喜歡把看過的報紙都留起來，可以賣廢品。
最後一步是拖地，墩布在水桶裡浸溼，再擰乾。我家鋪的還是很久之前流行的地板革，方好都不認得，問我地上鋪的是什麼東西。我說，這是三十年前的裝修，當時算很高階，大部分人家還是水泥地呢。我媽媽辭職之前，也有一份不錯的工作。
地板革的菱形花紋已經模糊不清，陳舊的汙漬怎麼用力也擦不掉，有些地方磨損得起皮，長年被我哥哥的輪椅軋著。我媽媽死後，我爸爸就不怎麼在意家裡的衛生問題，他覺得沒必要花那麼多工夫打掃衛生，「又沒有客人」，他說。同時，給我哥哥洗臉、洗澡和換衣服的次數也減少了。
在我媽媽去世之前，我們家是一臺平穩運轉的機器，她把別人都安排妥當，自己承擔了最關鍵、最繁重的環節，即使被壓得喘不過氣，還盡力保持著表面的整潔有序，看起來一切還顧得過來，還沒失控。在這個到處是熟人的地方，她活在親友的七嘴八舌裡，像一塊挺立在急流中的頑石，到最後她也沒輸，只是死了。
我爸爸和我絕不會承認，我媽媽去世之後，我跟他都鬆了一口氣，是麻木和悲痛過後的輕鬆。我爸爸用他的方式繼續照顧我哥哥。這個家的模樣漸漸變了，那種盡力維持的整齊和秩序、一絲不苟的日程、我哥哥的科學食譜、按時進行的按摩、雷打不動的下樓曬太陽，以及鐵律一般的睡覺和起床時間，全都變得可有可無。這層由我媽媽的意志構成的堅硬外殼，車禍的一瞬間就破碎了。
破殼而出的是一種嶄新的、柔軟而隨意的日子。我終於不用再揹著媽媽偷偷吃雪糕，有想看的節目，電視開到十一點也可以，我爸爸甚至攛掇我嚐嚐他的白酒，我媽媽死後，他每頓都喝點白酒，在過去是不可能的。天氣晴朗的日子，我爸爸帶著我哥哥下樓，從上午一直坐到太陽落山，兩個人都吃買來的麵包點心充飢，我哥哥對甜食的無限慾望，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他跟來往的鄰居聊聊天，拉人下幾盤象棋，我哥哥在旁邊愣愣地看著他們，像一個小孩盯著熊熊的篝火，眼中含著讚歎。
「你看得懂嗎？」鄰居開玩笑，對我哥哥說。
「全懂！」我爸爸說，和下棋的對手一起哈哈大笑，笑夠了，又小聲地說：「他懂個屁啊。」怕我媽媽會聽見似的。
這些情景發生在夕陽下。我爸爸的臉也是淺金色的，眼角的皺紋像無數條溪流，曲折地流進眼眶。我幫著他把輪椅抬上樓。他一個人幹這活兒越來越吃力，我哥哥的發育沒受影響，青春期過了，他又長了不少。隨著身體變得龐大沉重，他小時候那股惹人憐愛的氣質也消失了，見到他，惋惜嘆氣的人越來越少，外人同情的物件變成了我爸爸和我。
「你爸歲數大了，將來還得靠你啊。」有一次，我推著我哥哥在樓下曬太陽，路過的鄰居說，「劉冬最懂事了。」
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像他說的那麼懂事，因為人懂事之後應該變得更善良、更寬容，而不是像我這樣滿肚子疑惑不解，而我媽媽和我爸爸一點也沒有教我明白的意思，我找不到機會去問：「你們生我就是為了我哥哥，對吧？將來我該怎麼辦呢？」
他們不肯給我指條明路，我們就這樣靜默著把日子過下去。直至我進城上大學，我爸爸的生活還跟從前一樣，每個週末我都回家，給他幫幫忙。那次我也跟平常一樣，下了公交車，走路回家，路上還買了幾個豆沙餡餅。夕陽黃澄澄的，我走進樓道，上樓梯，掏鑰匙，開門。我哥哥癱坐在輪椅上，正對著房門，眼睛盯著我。或者說他一直盯著這扇門。
屋裡像有什麼東西腐壞了，肯定是壞了。我先走向廚房，我哥哥發出嗚嗚啊啊的聲音。水池裡有一堆泡著沒洗的碗，灶臺邊擺著兩盤剩菜，上面長出森森的白毛。那氣味並不是這些東西散出來的。
我覺出不對勁，走出廚房。家裡就這麼大地方，廚房和衛生間相鄰，一眼就看到一雙蜷曲的腿。當時是夏天，他光著上半身，臉朝下趴在地上，雙臂貼在身體兩側，手心朝上，背上一叢叢青黑的紋路。
我報了警，叫了救護車，其實用不到了，樓上樓下的鄰居也來了，揹著手站在門外，警察不讓他們靠近。我給我哥哥喝了點水，吃了豆沙餅，他餓壞了，然後把他推進臥室，關好門。法醫檢查後，說兩天左右，我想起那些菜上的白毛，覺得肯定不止兩天，然而爭論這個沒有意義，我也是猜的。死因是心臟病，可能是早上要刷牙洗臉，或者要打水給我哥哥擦洗，片刻間突然發病。我哥哥坐在客廳，都看在眼裡。不該喝那麼多白酒。
他不會說話，無法描述我爸爸臨終前的情形，這使得我與他之間多了一道隔閡，多了唯一一件他知道而我永遠無法知道的事情。我媽媽認為他什麼都懂，而我爸爸說他「懂個屁」，也許他們都對。
最後，殯儀館的人來了，見到這種情形，都不願意碰，讓家屬自己搬。我好說歹說，費了不少口舌，只有一個人答應幫忙。我找來一條床單，裹起來抬著一頭，他幫忙抬另一頭，下樓來到靈車跟前。圍觀的鄰居們看在眼裡，沒人說話，竊竊私語都是無聲的，我只聽見自己在喘著粗氣。
處理完後事，我向學校請了兩週假，找到這家有福利性質的託養所。送他過去的那天，辦完手續，我和他說，等我畢了業，安頓下來，就接你回家。好幾年過去，這個話可能他也忘了。那天我回到家，第一次一個人在家裡過夜。那一夜夢境紛亂，我爸爸和我媽媽的模樣不斷地在黑暗中浮現，第二天我就把屋裡徹底清掃一遍，東西都用布蓋好，然後鎖門離開，那年我上大三。
我和方好花了半天時間，把屋裡打掃得乾乾淨淨，開啟兩瓶自己帶來的礦泉水喝著。她拿著水瓶在屋裡轉來轉去，說：「這房子賣了，首付肯定夠，我爸媽那邊再出一點。」
我決定不告訴她，這房子有點忌諱，能出手就不錯了。我們談論著關於結婚的一些瑣碎事情，婚紗、旅行、看好的新房打算怎麼收拾，只等這個房子出手，那邊就籤合同。忽然她想起一件事，問我：「這房子有沒有你哥哥一半？」
「應該有。」我說，「遺產我代他保管。」
「其實，錢對他也沒有什麼用處。」隔了一會兒，方好說，「以後我們對哥哥好點，經常去看看他。」錢對我們是很有用的，上次開店，把工作幾年的積蓄都折騰空了。結婚成家，處處需要錢。
中介公司的人按著約定的時間來，房子全權委託給他們出售，他們用專業的眼光四處察看，說了一個估計的數字，跟我的預期差不多，離開的時候把鑰匙帶走了。他們走後，方好說：「你再看看，還有什麼有意義的東西，這次一起拿走。」
我說沒有。
「像日記本啊，相簿一類的也沒有？你小時候的照片呢？我想看看。」
「都沒有。」我簡短地說。有也不想拿。
她握住我的手，身子靠過來，把頭放在我的肩膀上。她的長髮又滑又涼。房間裡越來越暗，沒有買電，不能開燈，再過一會兒就要黑透了，我和她被籠罩在將及未及的夜晚中，靠著一點馬路上的燈光辨認物品的輪廓，街上汽車來往的噪聲低低地傳來。
她安靜地抱著我，我猜不出她在想什麼，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樣。有時候，我和她之間存在著一些似懂非懂，一些似是而非。她想安慰我，以為我捨不得自己的老家，就熱心地談起新家，我們未來的生活，陽光、草地、綠萌、歡快奔跑的孩子，而我哥哥遠遠地，用那雙混濁的眼睛看著我們，就像看著我爸爸死在面前一樣。全世界落進他的眼睛，如同落進黑洞，瞬間歸於沉寂。他什麼也不會說。
那承諾不算承諾，我想，只是一個美好的願望。我沒撒謊，當時我真的那麼想。我媽媽的意志隨火化，隨風散了，我有了我自己的生活，不再覺得愧疚，不再介意一個完不成的諾言——它像根風箏線似的牽住我。這一天是星期六，我沒有去看我哥哥，晚上帶方好去吃了那家開了好多年的蘭州拉麵，味道不如過去的好，老闆早就換人了。
婚後，我們過得不錯。新房子地段雖偏，面積很寬敞。搬到新家之後，我去看我哥哥，需要穿越大半個北京城，坐地鐵也要快兩個小時。方好偶爾跟我一起來，大部分時候她不來，我哥哥沒什麼可看的，我要幫他擦洗身體或者換衣服，她幫不上忙。
我哥哥的體重緩慢而持續地增長，沒辦法阻擋。他的胃口很好，吃不飽就會不滿地大叫，影響別人，託養所的工作人員一般都會滿足他的需求。有幾次，我告訴他，你太胖了，少吃點，他只是笑。不過，我哪一次也沒有忘記給他帶甜食，有些是方好親手做的。
「哥哥喜歡哪樣？」
「巧克力味兒的，還有豆沙餡。」於是她大做巧克力餅乾和夾餡麵包，還有相當專業的紙盒包裝。她打算以後開個微店，不信這份手藝養不活自己。
「怎麼樣都比上班強。」她說，接著抱怨她的同事和老闆，我也覺得她的性格適合做一些單純的工作，不要跟太多人糾纏。我告訴她，你喜歡做什麼都行，生意失敗也沒關係，我養得起家。她笑著，把淡藍色的紙盒仔細扣好，裝進一隻牛皮紙袋，還是原來開店時的物料，這些東西用起來無窮無盡，沒完沒了的。
我們辦婚禮的那天，也是星期六。方好問我，要不要把哥哥也接過來？我想想，算了，在這種場合下，他會搶了新人的風頭，成為所有人的注意物件。方好想得很簡單，「婚宴很熱鬧，還有很多好吃的，哥哥來了一定很高興」。
「算了，算了。」
「我覺得這沒什麼丟人的。」她說，「我父母都不在意，他們覺得你很有擔當。」
我不想再說這件事了，只說他身體狀況不好，不適合出門折騰。這是真的，近來他常常憋氣，喉嚨裡總是呼嚕呼嚕地含著痰。照顧他的人開始有怨言，實在太胖了。因為這，他出門曬太陽的機會也變少了，託養所的人力很緊張。
那天，賓客都散了，我和方好換了衣服，帶著一大塊婚禮蛋糕和一套新衣服去看我哥哥。邁進計程車的時候，她「啊」了一聲，原來剛才卸妝的時候，忘記把梳得高高的頭髮也放下來，磕在車頂上，為這麼件小事，我倆笑了半天。在後座上，她把藏在盤發裡的髮夾一個個摘掉，頭髮抖開了，披散在肩膀上。今天她非常美，她父母都哭了，我家裡這邊的長輩親戚向我誇新娘子漂亮，沒人提起我哥哥，默契得像是大家商量過了。只有方好沒忘，她說：「蛋糕也帶一塊給他吧。」
他還是坐在輪椅上看電視，一集吵鬧的家庭情感劇，我問他要不要換個頻道，工作人員把他推過來放在這裡，開啟電視，就去忙別的，忘了幫他拿遙控器。我找到那個用塑膠布包著的遙控器，遞給他，頻道轉了一圈，仍舊沒什麼好看的，又回到那個電視劇。
方好喂他吃蛋糕，我坐在一邊。方好告訴他，我們結婚了。她說得很慢，一個字一個字的，免得他聽不明白。他嚥下一大口，接著又張嘴吃下一口。方好用溼巾抹去他嘴邊的奶油。
「等吃完了一起收拾吧。」我說，「這樣太麻煩了。」
「那他多難受，黏糊糊的。」她一邊說，一邊不厭其煩地又擦一遍。
他笑眯眯地看看我，又看看方好。電視劇的背景音十分嘈雜，幾個人要打起來了。他動著嘴巴，發出短促的音：「媽，爸。」
方好以為他在說電視裡的劇情，就說：「是啊，一個爸爸，兩個媽媽，吵架呢。」
他又說：「媽，爸。」眼睛盯著方好。我本來在一邊低頭看手機，此刻抬起頭來，方好驚訝地看著我。
「你說，他是怎麼知道的？太神奇了。」
方好已經懷孕七週，除了我和她父母，這件事沒人知道。她的語氣像是獵奇般的訝異，好像小孩子隨口猜中胎兒的男女，或者盲人用手指撫摸，就認出了一位故人。我哥哥當然不知道，他說的是另一回事，方好誤會了，我懂。只有我們家人能懂。她的某個神態和動作，讓他想起一些過去的情景，一些衝動的、孩子氣的諾言，我媽媽、我爸爸，或許還有小時候的我。過年，十來歲的我被一大群親戚圍著，回答他們的問題：「將來我照顧我哥哥，跟我媽媽一樣。」我媽媽當時並不在場。他們有的大笑，有的嘆氣。他在這裡更好，我對所有人都這麼說。科學的、合理的照顧，這才是他最需要的，而不是親人無窮無盡的奉獻。
然而有些東西還是永遠失掉了。方好喂他吃完蛋糕，我帶他回房去，把爸爸的舊襯衫從他身上剝下來，換上新衣服。我們去商場給他挑的，領口潔白規整，通身沒有褶皺和汙跡。方好特意帶來一朵婚禮上裝飾拱門的紅玫瑰，她真細心，別在他胸前的口袋上，請託養所的工作人員幫我們拍張合影。這張照片後來洗了出來，收在一本厚厚的相簿裡。我們的家庭相簿漸漸滿了，無數個歡樂美好的時時刻刻，而我哥哥的照片只有那一張，也是最後的一張。他死於一年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