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過我的課程的教授，剩下的本來就越來越少！在1999年1月27日剛度過九十華誕的蕭乾教授，2月11日就因病去世。幾十年來常同我保持著聯絡和交往情深誼重的老師，從此就永別了。這不能不使我常陷在一種悲傷與懷念的情感之中。
6月裡離北京去英國之前，我和起鳳又到復外二十一樓老師住處去了一次，是為了對老師的去世再作一次憑弔。面對老師微笑的照片，我們默默鞠躬。我嘴上沒說什麼，心裡卻在落淚。要我不動感情是不可能的。
那天下雨，我和起鳳同文潔若師母告別後出來，大雨傾盆，我們淋溼了衣服走了很多路才招到一輛計程車回到住處。嘩嘩的大雨，使我的思緒回到了五十多年前的上海江灣復旦大學……我就是在一個下著傾盆大雨的日子第一次見到蕭乾老師的。
一
1946年暑假開學以後，蕭乾老師由英國回來到復旦大學新聞系和外文系兼課任教授。他是第一位赴歐洲報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戰事的中國記者，是唯一親歷法國諾曼底登陸戰的中國記者，在新聞系學生中很有聲望。他在新聞系教的是「英文新聞寫作」課，主要是講熱愛記者工作，認為記者這種職業，可以廣泛接觸社會，廣泛涉獵人生，能接觸各種人，能到各種地方，是瞭解並探索人生最理想的工作。正因如此，記者必須學好外文，要能說能寫，「英文新聞寫作」課就是教大家掌握用英文寫作新聞的課，希望大家重視學好。這番話曾給我這樣的新聞系學生不少鼓舞。那天，下課時正下著急雨，教室走廊的屋簷上流下的雨水嘩嘩響，他在藏青色西裝外披著一件戰地記者用的綠色軍用風雨衣，冒著雨匆匆走了，步伐輕快敏捷，彷彿有什麼重要事要去辦。那個雨中遠去的背影至今清晰如在眼前。
以後上課，他選過一些英文新聞報道做教材，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篇，題目是《赫斯吃雞》。這是一篇用雜文筆法寫的新聞報道，有英國人的那種幽默、諷刺和調侃。蕭乾先生講這一課時，談到了他在西歐採訪的舊事，談《赫斯吃雞》一文時，很強調語言技巧，要我們善於用文學語言寫新聞。
作為一個大學新聞系的學生，我那時在受業於蕭乾先生之前，就愛讀他在《大公報》上發表的特寫通訊，尤其是做隨軍記者寫的英倫通訊及歐洲戰場的報道。當時他在《大公報》上用「塔塔木林」筆名寫的「紅毛長談」一系列的雜文也引起我的注意。因此，他的課我總是專心聽講並做筆記。蕭乾先生沒有想象中的「英國紳士」架子和派頭，很樸實親切，謙虛而又和藹，臉上永遠有那種使人感到容易接近的笑容。那時候，每個教授手中都有一本點名冊，蕭先生有時也帶點名冊來，但他從不點名，給學生一種寬鬆的印象。復旦新聞系當時有不少名教授，有的難以親近。蕭先生忙，但從不拒絕與同學接觸。我不喜歡「高攀」，但他的親切和笑容使我忍不住不去他的住處看望。記憶中印象深的有兩次。一次是談他的長篇《夢之谷》。我在圖書館借到了這部小說，讀後感到喜愛。那時新聞系的同學石碚在編一家報紙的圖書評論專欄。我有時應約寫點書評去發表。讀了《夢之谷》我去看望蕭先生，我告訴他我想寫書評的意圖，他笑著說：你看了有什麼想法就照你想的寫好了。但後來，我怕評不好，結果未寫。一次是談新聞寫作，他說：新聞每每寫出來時有生命，時間長了，生命就消失了。因此，寫新聞時，要注意加點「防腐劑」。所謂「防腐劑」，他指的是文學價值和政治價值、經濟價值等。蕭先生在《大公報》的事極忙，在我記憶中有兩次課他都請了假。而且，家庭裡出了些不幸的事。我同他久無接觸。大約是1948年年初，關於他要去辦《新路》雜誌的事在學生中有傳播，說他倡導走「第三條道路」走「中間路線」。但他並沒有向學生灌輸或拉攏學生去走什麼「第三條道路」。他反對國民黨發動內戰的態度是明確的，根本沒去主編《新路》。有一天，在校門口突然遇到他。我們是站著說話的。我無從安慰他什麼，但把聽到的輿論告訴了他，我的措辭自然是否定第三條道路的。記得他看著我的眼睛點頭說：「我沒打算去！」在我感覺上，他的思想當時是該屬於進步範圍的，無論如何不該「左」到把他推到「黑色」「反動」的泥淖中去。
二
1948年夏季，我從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後留校做了助教。但蕭乾先生已不在復旦任教。我再見到蕭先生時，已是1957年「反右」前夕了。
我是1953年為籌辦《中國工人》雜誌由上海總工會調到北京中華全國總工會系統工作的，住在東總布衚衕19號。當時的社會風氣，人同人之間不大交往，我又不愛去串門，雖然知道有些老師和同學及熟人在北京，但從沒有去看望誰的慾望。對蕭先生也如此。
一天，我在東總布衚衕一個簡陋的郵局裡寄信。這裡狹小破落，櫃檯裡坐著一兩個工作人員。我在桌上蘸糨糊往信上貼郵票，忽然一抬頭看見蕭先生在幫一個老人填寫包裹單。老人沒文化，蕭先生耐心認真地按照他說的地址，笑眯眯地低頭幫他填寫，寫得很專心。填完，等那老人把包裹遞到櫃檯上交給郵局的工作人員，他根本就沒有發現我。他耐心笑著幫老人填寫包裹單的事，當時就感動了我。等他填完，我走近他叫了一聲：「蕭先生！」他抬頭認出是我，就笑著同我握手問好，我扼要說了自己的工作情況，並禮貌性地說以後要抽空去看望他。但事實上，從「反右」運動開始，我就再也沒有同他見面。他寫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一文，我從《人民日報》上讀到，他迅即很倒霉了！「反右」運動把人搞得黯然無聲，互不來往，也不敢說真話。接下來是「三面紅旗」「大躍進」，再接下來是「三年自然災害」……1961年夏，我們的刊物奉命「拆廟搬神」，我自己就莫名其妙地離開北京被下放到了山東沂蒙山區，到一個省重點中學做領導工作。從此，茫茫天涯彈指二十多年，許多舊相識幾乎忘了我，我並非無情之人，但也很少想起會同蕭先生再有聯絡！
三
時光如水。同蕭乾老師又恢復聯絡是在80年代了！
1983年10月，我由山東調四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當時，在該社出版的現代作家選集中有《蕭乾選集》四卷。選集的第一、二卷已經出版，第三、四卷由我終審簽發。蕭先生同我開始通訊。現從找到的信中擇一些摘錄如下：
1984年11月27日他給我來信說：「非常贊成你來主持文藝出版社。上函聽說你們川社有五六百職工，我即嚇了一跳。人文（人民文學出版社）三百人左右，已嫌太多。上函我提到在西德慕尼黑一齣版社，年出書一百種（包括七卷本的中德對照《毛選》，作一種計），還出兩種月刊，而從社長到會計，一共只十六人。北京的外文出版社，1949年我們籌辦（同時編著兩個英文刊物）時只七人，包括喬冠華（他只算半個）。今天該社已三千人出頭了。這全是大鍋飯之所致。不改改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