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2月13日他給我來信說：「我有三點想法：（一）人手宜精，切不宜多。前些日子與丁玲同志談起她選秘書的尺度。她說，絕不要一位準備當作家的。我是主張當編輯一定要寫寫，才好提高，但也最怕拿編輯崗位當跳板的那種同志。工作中的差錯往往是這種人出的。當編輯（當什麼）都得有獻身精神。只怕這個問題你一人掌握不了！（二）人文社剛作總結。現代書有賠有賺，‘五四’書大都賠錢。古典及外國文學則淨賺。但‘五四’書，有時可以撐場面。常有出版社人來看我（昨天就來了浙江及福建的），一提起四川，就想到你們自李劼人、巴金以來出的這批書（但我認為‘五四’書一定得有庫存，因為這不同於當代的，經常會有人來找）。如果搞自負盈虧，要不要設個古典組及外文組？（三）外國出版社人少，主要是依靠社會（尤其身邊的大學）力量，書應包出去。另一點是，不搞文字加工。加起工來沒個頭兒，且往往糾紛無窮。」
1985年2月25日他給我來信說：「我年來文思遲鈍，一時怕寫不出多少東西。我的下一本書早已由三聯（京港兩地同時）約去，只能為你主持的文藝出版社當個啦啦隊了。如今你獨當一面，擔子必重多了。全國這麼多出版社，沒有點看家的東西，沒有新點子不行。人文這裡也在苦惱著，‘文學之窗’改為‘故事報’，銷路增了，可又有人對走通俗化的路子懷有戒心。如今搞出版，不賺錢不行，光賺錢更不行。如何把雅俗結合起來，是個重大課題。我有三點小建議供你參考：（一）請名畫家為名作畫插圖——古的如‘三言二拍’，今的如一些‘五四’名著。畫家讓他插當代作品多不大肯；但如插文學史上名著，則必樂意為之。外國像莎士比亞、堂吉訶德，均有多種由名畫家插圖的版本。這種做法，只出畫家報酬，不須稿酬，成本可低些。既是名畫家，則收藏家必仍願購買，一般讀者也會視為珍品。（二）走通俗的路之一，是古典（尤其文言的）作品今譯（或重述）。我為中青所譯的《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1956年初版，現已印了多版次，印數近百萬冊。中國的《元曲》《牡丹亭》《桃花扇》何嘗不可有今譯本或重述本？這，既俗又雅。（三）外國展出了許多文學磁帶。中國許多‘五四’作家，在八旬以上者，如不搶錄，以後即錄不成了。何不請艾蕪、沙汀、巴金、葉聖陶、冰心等位，談一談生平，接著朗讀其作品之一章。我相信不但國內有人買，國外亦有需求也。如何請酌。」
蕭先生希望我做一個有眼光有膽識的出版家，他的建議在當時自然都是好的。
1987年初夏，蕭先生夫婦到成都，住紅星中路紅星旅館。我專程前去看望。他見到我時，激動得第一句話是「你看，我老得不成樣子了！……」確是這樣！歲月與坎坷無情！當年在我印象中那位生氣勃勃、英俊開朗的蕭乾老師現在已是蒼老、行動遲緩、面色不好、頭髮灰白的老人。除了笑容，他那有名的親切和藹老帶點童心的笑容未變。別的都不一樣了！見到他，我心裡酸酸的。那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生龍活虎地在國外馳騁的戰地記者哪裡去了？！那個在大學講臺上廣徵博引使學生傾倒的年輕教授怎麼這樣子了？！那個愛書寫書又編書的作家編輯出版家好衰老啊！蒙冤與遭受精神肉體的摧殘竟能這麼毀了他！……我只知他1981年動了手術，餘下的腎只有常人四分之一的功能，他心臟也不好。我感到沉重和語塞，只匆匆同他和文師母合影後就分手了。
所幸，他的精神狀態並不老。他的書不斷出版，作品不斷在報紙上發表。以後，我們通訊，我常收到他的贈書，除通訊外，我每到北京總去看望他和文師母。聽蕭先生談話，總欣慰他精神不老、思想不老。他似是特別關心和思考中國的知識分子問題，常常話題不離知識分子。他又歷來是個愛國者，一直關心國內外大事，總是認為知識分子應該是一個國家的良心，知識分子應當發出自己的聲音。國家應當聽取知識分子的聲音。每次同他見面談心或通訊也總覺得常受教益。
大約在80年代末，我收到傅光明同志的信，說蕭先生的意思，請他約我寫一篇評《夢之谷》的文章。我不禁想到了大學時代那次同蕭先生談《夢之谷》的往事。因此寫了《發自肺腑，魅力長存——關於蕭乾的長篇小說〈夢之谷〉》一文，先發於《四川大學學報》，後被編入《蕭乾研究論集》。我遵循的是蕭先生說的「怎麼想就怎麼寫」的原則，也算是了卻一件幾十年前的心願。
四
蕭乾先生是個極講禮貌的人，同人見面，十分禮貌，很尊重別人，寫信給他，他總是有信必復。因此，我在他年歲越來越大後，很怕寫信干擾他，寫信時總請他不必覆信。但他改成文師母出面代他覆信，他也總要在文師母的信上寫上一段或再附一張信。他寫信給我，每每客氣地總要稱「王火兄」，我再三提出，他有時改了這種稱呼，有時仍不改。他們夫婦倆都是珍重感情的人。我與他們相處，始終感到有一種他們把我當作家裡人對待的感情。
與蕭先生交往，一直感到他密切關注時事和世事，愛國之心從未減弱。讀他寫的文章，總是在喊出發自內心的真誠聲音，這使我感到極其可貴。他的思慮常常集中在國家民族的強盛上，1998年10月2日他寫過一段人生小語。他說：「我是本世紀第十個年頭出生的，如今差不到兩年就是世紀的終點。我出生時，北京皇宮裡的寶座上還坐著個娃娃皇帝。如今，國家從四分五裂、任人宰割，到今天，命運已握在自己的手裡。我正以好奇的心情，巴望下一個世紀，我有信心會看到中國更強大，健康，開放。中國將永遠同弱者站在一起，反對霸權。文化將在固有的基礎上不斷創新，中國人無論走到哪裡，都挺胸直背，受到尊重。」
北京開第五次全國文代會時，與中央領導同志合影那天，他穿一套藍藏青西裝來了。我扶著他走了一小段路，發現他身體虛弱、疲乏。但他臉上仍舊總是露出他那著名的笑容。最後一次見到他時，是1998年的5月，我和起鳳到北京醫院看望他和文師母，他坐在那裡，表示很高興。事先我問過醫生。醫生說身體狀況不好，別多同他談話，我就不讓他開口。自己也不說什麼。一會兒。分別時，他依然要送好些新作給我。但贈書已是由文師母代他簽名了！正因如此，以後我遠在成都不能常去看望，也不願寫信或打電話打擾，卻時常記掛著他，關心著他。他過九十壽誕的那天，朱鎔基總理寫信向他祝壽。我打長途電話到北京醫院和他在復外的住所，想表示祝賀，但均無人接。誰知2月11日，蕭先生就病逝於北京醫院。數日後，我才與文師母通了電話。
老師生前一直關心我寫的長篇《霹靂三年》，這小說，1999年第一期《當代》刊登將近二分之一章節，3月份人民文學出版社將書出版。但老師已經西去，未能見到。
自從蕭先生去世，我常想念他。1999年6月到10月，我在英國住了四個月，我的住處離倫敦市區只有十幾分鍾路程。在倫敦經過艦隊街時，我就想起蕭先生1944年曾在這裡設立過《大公報》駐倫敦辦事處；坐地鐵時，我就想起「二戰」中倫敦遭德寇大轟炸，蕭先生曾在地鐵站臺上過夜。尤其是到劍橋，我更不能不想起蕭先生。他的名篇《劍橋書簡》和《負笈劍橋》使我對劍橋變得熟悉而不陌生。我在皇家學院門口攝影留念，心裡想：1942年到1944年蕭先生曾在這裡聽課，1986年他重返劍橋時曾到這裡的綠草坪上同他當年的老師見面。……處處無聲，處處留痕，於是我決心寫這篇悼憶的文字，作為一個學生對老師的敬愛和紀念。
蕭先生曾被踩入汙泥二十多年，卻以一身潔淨和光榮重新站立文壇輝煌二十餘年。他是個平民化的大記者、大作家、大翻譯家、大編輯家；待人平等，得意時從不得意忘形，失意時恬淡善良；為人正直，是非感十分強烈，與人相交寬厚待人，嚴於律己。他終生用筆戰鬥，帶病工作到最後一息。他憂國憂民，將愛心獻給國家人民。他走了，他那種睿智仁厚的微笑，那許多卷透徹人生洞察世態的文章，他那曾飽經滄桑坎坷依然天真純淨的待人接物態度，他那耕耘不停的奉獻精神，他那見多識廣鳥瞰世界的閱歷與學識，他那種堅定不變的愛國精神，卻都會遺留下來，留在中國，留在國外，留在人們心上，留給以後的世人。對於我，痛心於少了這樣一位知心的老師，但只要想起他，他留給我的那些話和記憶以及感情，始終春風似的拂在我心上，使我感悟，促我奮進。
歲月已如逝水，死亡是一種生命終結的狀態，但對有的人來說也是一個生命無法停止其影響的狀態，對於蕭乾先生，就是如此。
（本文刊於2000年《四川統一戰線》及《復旦通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