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距離這裡最近的與會者，家裡離這裡就幾百米。如果不是一個小山頭擋住視線，你們可以直接看到我家的屋頂。大家有興趣的話，閒時可以散步到那裡，到我家去喝茶。
那個房子是1998年建的，當時國務院還沒有下文禁止城市居民到鄉下買宅基地。蓋房的時候我並不在場，只是委託一個朋友打理，我說就蓋成磚牆、柴瓦、木門木窗的那種，同農民打成一片。後來才發現農民根本不願意同我打成一片，全是瓷磚、鋁合金，甚至來幾個落地窗和羅馬柱，洋別墅的式樣。這樣，我那個房子就變成一個老土的房子。
我剛入住的時候，農民也不大理解。那時正是進城的高潮，大部分有點錢的人都會搬到城裡去，至少到長樂鎮—你們上午看過的地方，然後是縣城、省城、北上廣一類。所以他們覺得你來到這裡，要麼是腦子進了水，要麼就是犯事了，來這裡躲債、躲案子……有各種各樣的猜測。後來他們知道我是一個作家，但也不大知道作家是幹什麼的。比較有見識的人，以為作家是記者，或者是秀才，會寫對聯、寫祭文的那種。
我這樣說，並不是說他們與文學毫無關係。事實上，寫對聯至少是鄉村最大的文學運動，遣詞造句是很講究的，經常要被人挑剔來挑剔去。我寫的《馬橋詞典》啊，《山南水北》啊，他們後來也偷偷地看，猜裡面的誰是誰，要「對號入座」。我在書裡寫到一個神醫，一個江湖郎中，其實名字也換了，地名也換了，但那個人物原型一看就知道我寫的是他。他被我寫成「神醫」，其實有幾分得意，但不滿意我把神醫寫成了個「塌鼻子」。「我不是一個塌鼻子啊，我的鼻子長得很好啊。」直到他去世之前，他一直想找到我把這個鼻子的事說清楚。
這裡原來建制上是一個鄉，去年合鄉並鎮，同黃燈（汨羅籍作家、學者）的老家那邊併成了一個鎮，叫三江鎮，有人口將近三萬。很多人以為鄉村和城市完全是兩個世界，其實不是，至少不盡然。據我觀察，城市有的問題，鄉村差不多都有；城市裡有的話題，鄉村裡差不多也都有。曾有一個七十多歲的老農，有一次酒過三巡突然問我：韓先生，我要問你個問題，這個問題我問了好多老師，好多科級和處級幹部，他們都答不上來。我看了幾十部電視連續劇，也沒找到答案。我不知道他要問什麼，有點緊張，說你問吧問吧，我儘可能試一下。他的問題是：什麼是愛情？什麼是友情？愛情和友情的區別在哪兒？這個可真是把我難住了。我說這是一個瓊瑤式的問題啊，你問錯物件啦。我支支吾吾，說愛情和友情之外，還有交情、親情、色情……他說，色情我知道，那是吃快餐盒飯，止一下餓，我不談論那個，那個太低階了。你們看看，一個鄉下七十多歲的老頭，同我們那些城市裡的所謂小鮮肉、小清新呀，糾結的事好像也相差不遠吧？
這裡是汨羅的一個山區。就在我們開會的這個地方的下邊，現在被水淹掉的一個地方，叫楓樹坪，當年中共湘北特委的所在地，印發過《巴黎公社紀念宣傳大綱》，與巴黎有關係的。為此，光這個鄉就出了一百多個烈士。你們今天上午經過的前面那一個山口，叫梅衝，1944年王震領導的八路軍南下支隊在那裡設過司令部。他們當時想在國民黨的區域挖出一塊紅色根據地，打出一片天下，後來計劃失敗，又中原突圍，回到陝北。我以前對這裡也不熟，是當知青的時候來過這裡。那時要買樹、買竹子、買木炭，雖然是給集體買，但沒有計劃指標，所以也同做賊差不多，要挑著百來斤的東西躲過各種路卡，晚上翻山越嶺，趕在天亮前走到長樂鎮，喝一碗五分錢的甜酒，再一口氣挑到我落戶的地方，整個來回行程是一百多里路。那時還沒有這個水庫。八景峒、向家峒、藍家峒三個大水庫，都是「文革」中後期建立起來的。
我2000年重新來到這裡，階段性地居住，帶來一輛捷達車，算是這個鄉第一輛私家車。好多人來圍觀，這個說他下個月要嫁女，那個說他明天要開會，都想借車用一下。他們被拒絕之後，不免有些沮喪。我就說，放心吧，二十年之內，你們都有希望開上車。那時我說二十年，還覺得是一個很大膽的預言。其實也就是十年左右，這裡的私家車已普及到50%的家庭。有一次他們開大會，小客車、小貨車停滿了學校半個運動場，嚇了我一跳—這不活脫脫就是美國景象嗎？以前，農村最揪心的事是吃不飽。現在呢，一家家開始愁「富貴病」，糖尿病、腦血栓、脂肪肝、血脂高什麼的。我經常批評他們，說以前你們天天勞動出汗，現在卻成天關起門來吹空調、打麻將，這個身體怎麼受得了？你們以前幾個月才吃一次肉，現在天天吃肉，頓頓吃肉，也是轉彎太急了，這個身體怎麼受得了？
很明顯，中國鄉村的經濟建設已有了巨大的成就，但這並不是說沒有問題。下面我就要回到今天交流的主題：怎樣看待這些問題？如果給中國鄉村來一個定位，需要哪些必要的參照座標？
一、從歷史看鄉村
現在，我們有些年輕讀書人不容易再回到故土，不大能接受家鄉，倒不是說那裡貧窮、落後、土氣、青山綠水不再—這些他們大多還可以忍受；他們常常最覺得受不了的，是道德的崩壞，是世道人心和公序良俗的根基動搖。所謂笑貧不笑娼、笑貧不笑貪、笑貧不笑刁，這種情況在有些地方確實是一種刺心的存在。赤裸裸的金錢關係，連親人之間也寡恩薄義，那麼年輕人即便一心熱愛家鄉，怎麼愛得起來？美好的鄉情和鄉愁在哪裡？
所謂「土豪」現象，道德與文化確實是中國現實的一個短板，是鄉村建設的重要短板之一。對這個問題光是放一放道德嘴炮，並不解決問題，需要一些冷靜的觀察。有一次打雷—我在城市住過多年之後，已幾乎沒有關於雷擊的概念了—結果一個雷打下來，家裡五件電器全被燒壞，搞得我狼狽不堪。但鄉下人以前經常與雷電打交道，甚至很多道德觀念也是靠這一類不可知、不可控的神秘力量來維繫。「天人感應」「因果報應」「天打五雷轟」等，就是相關的說法。鄰居告訴我，以前見天色不對，要打雷了，很多人就會及時關心父母：老孃，你是不是要一件新棉襖呀？我這馬上就去做。老爹，你是不是想吃肉呀？我這馬上就去買。這些話一定要靠近門窗大聲說出來，讓老天爺聽見。為什麼呢？因為老天聽見了，在很多人看來，雷電就不會殃及其身了。
問題是，隨著科學技術發展，現在我們裝上避雷針了，雷公電母不起作用了，我們的老爸還能不能吃上肉，我們的老媽還能不能穿上新棉襖？當我們的醫療手段越來越發達，大幅度降低傷病的危害；當我們的救災手段越來越發達，大幅度減少洪水、乾旱、山火、蝗蟲的危害，總之，不可知、不可控的神秘力量一步步減少，那麼靠「老天」管理世道人心的機制還靈不靈？替代性的機制又如何建立？
除了「老天」，以前管理道德的另一個重要工具就是先人。在西方，人們常說「以上帝的名義」，但中國人愛說的另一句話是，「對得起先人」。先人，或說祖宗，就是一箇中國化的上帝。祖宗意味著名譽和尊嚴，是一種無所不在的公共監視和家族群體壓力，多少能約束人的一些行為，但現在呢，這樣的作用恐怕也大不如前。將近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的鄉村青壯年正在進入城市，成為流動、混居、相互陌生甚至處於匿名狀態的農民工。祠堂基本上消失；祖墳也不再出現在房前屋後；周圍沒有族人們的身影；甚至連鄰居也極不穩定，三天兩頭得重新辨認；碰到清明節、亡人節（七月半）、重陽節，在城市裡也沒法上香燒紙，沒法建立和加固一種與先人儀式性的對話關係。如此等等，不過是因為環境的變化，因為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化，祖宗這個制衡角色正在弱化、淡化、虛化。這也是我們需要有所準備的一個歷史過程。
當然，對於道德管理來說，歷史性變化也不全是負面的。以前的鄉村人情有很強的經濟功能，「人情是把鋸，你一來我一去」，隱含著一種先存後取的互助機制和期權關係。如果我們仔細瞭解一些貪官的案情，也許能發現有些當事人的隱情。比方他們來自鄉村，以前家裡窮，考上了大學沒學費，怎麼辦？於是就把親戚、族人們請來吃一頓飯，意在收禮金，拉贊助，相當於融資和參股，藉助家族或村社的合力來對付高昂學費。那麼問題來了，當他學成就業、升官晉級以後怎麼辦？他欠下那麼多債，看起來軟，實際上很硬，能不償還嗎？他一個科長，一個副局長，工資就那麼幾個錢，若不利用權力介紹個工程、安插兩個人頭、揩一點國家的油水，又拿什麼來回報？有一個村的書記曾對我說：教育真是特別重要啊，一個地方關鍵是要出人才啊。你想想，將來讀大學的多了，我們在財政局有人，在交通局、農業局、水利局也都有人；就算他們全部成了貪官，不要緊啊，肥水不流外人田，這些人總要回家蓋點房子，修點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