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不要笑，這個書記是真心誠意這麼說的，邏輯就是這樣簡潔和務實的。他覺得一個人讀書做官，不撈點錢怎麼回報家族和家鄉？由此可知，經濟不僅僅是經濟，也是道德和文化的關聯條件。所謂「人窮志短」—相反，一個人脫貧了，小康了，他的人格就可能更獨立一些，更陽光一些，至少不必因一筆學費而背上沉重債務，受制於某種人情關係網的枷鎖。這就如同工業化能帶來婦女解放—沒有工業化，女強人再多也困難重重；有了工業化，婦女們想不解放都不行，誰都攔不住。這裡面都有一個歷史變化的水到渠成。
那麼，為了補上道德與文化這塊短板，與其著急和開罵，還不如順勢而為，因勢利導，注意各種新的資源、新的方式、新的機會，以便於拿出有效的治理舉措。
二、從世界看鄉村
中國的人情傳統源於漫長的農耕定居歷史，與歐洲人的游牧史迥然有別，這個老話題我們就不說了。
這裡說一說土地政策的問題。我在印度、墨西哥看到過巨大的貧民窟，所謂世界上三大貧民窟奇觀，只差一個巴西的沒看了。你們可能看過電影《貧民窟裡的百萬富翁》—滿世界的乞丐和流浪漢，就是那種景象，像一片五光十色的「垃圾」海洋，把城市裡三層外三層地團團圍住，誰看了都會覺得恐怖和窒息，覺得轟的一聲天塌了。
稍懂得一點經濟學的人肯定知道，這些國家的農村政策肯定出了大問題，土地政策一定是失敗的。簡而言之，因為土地私有化，因為土地兼併嚴重，大量失地的農民無路可走，從四面八方湧向城市，而虛弱的城市和工業又吸納不了他們，於是只能把他們排拒在城外，成了裡三層外三層包圍這些孤島型城市的海洋。只有在這裡，人們才可能理解中國土地革命的意義，理解土改的意義，還有土地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意義。說實話，以前我覺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並不是一個最有效率的制度—農民就這一點點田土，人均幾分地，頂多一兩畝地，雞零狗碎的，怎麼形成規模效益？怎麼走向「大農業」？生產、銷售、技術創新的單位高成本怎麼降下來？我也曾差一點贊成土地私有化，差一點相信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能自動解決失地農民的謀生問題。但我看到國外的貧民窟以後，發現問題遠不是那麼簡單。
不少經濟學家說，如果允許土地自由買賣，農民立刻可以通過賣地獲得可觀的原始資本，就可以自主創業，進城做生意等等，促進現代化和城市化。但我在海南工作多年，親眼看到不少郊區農民發了土地財，賣地以後腰纏萬貫，手上戴幾個金戒指，兜裡一掏都是美元或日元，但一兩年過去，兩三年過去，他們的錢很快就揮霍一空，無非是賭博，嫖娼，吸毒，養二奶，三下五除二就被打回原形，重新成了需要社會救助的窮光蛋。林森（青年作家）是海南來的，你應該知道這些情況。由此可見，所謂人們都是「理性人」的啟蒙主義假設，以為人人都是天然的理財能手、都能「利益最大化」的假設，大半是書生的想當然，具有極大風險。
如果從實際出發，我們才可能知道，為什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儘管不一定是最好的制度，卻是社會巨大的穩定器，是給一大半老百姓社會保障託底。其微觀經濟效益如果不是最優，但至少有宏觀的社會效益最優—至少讓中國不至於成為全球第四個貧民窟大國。這種安排給廣大農民工留了一條謀生的後路，也為工業經濟應對波動週期，提供了充裕的迴旋餘地和抗壓能力，形成另類工業化道路的「中國特色」。西方媒體把中國的「農民工」普遍譯成migrantlabour（移民工），完全漏掉了亦「工」亦「農」的義涵，在這方面的理解上一直不得要領。
事實上，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等東亞社會，也都是警惕土地兼併風險的。大體上說，這些國家和地區的鄉村建設、農業發展相對成功，有關經驗值得借鑑，比歐美經驗更重要。歐美基本上都城市化了，因為他們碰上歷史機遇，搶上了工業化的早班車，已把遼闊的發展中國家當成他們的「農村」，自己當好世界的「城裡人」就行了。即算他們還有一點農業的問題，但基本上沒有農村和農民的問題，只有farmer（農場工），沒有peasant（農民）；只有前者的現代身份，沒有後者的前現代身份；不像我們這裡是農業、農村、農民三位一體，「三農」總是捆起來說的，現代/前現代的雙重挑戰是需要一併應對的。
歐洲多是「雨熱不同季」，土地好，氣候不好，即氣候不大宜農，因此那裡的森林和牧場還不錯，卻從未有過東亞這樣深厚的農耕傳統，直到很晚近的時候才擺脫農產品大量進口的地位。這樣，他們的經驗離我們太遠，參考價值不大，更不可作為發展範本。有人想讓中國重複歐洲歷史，比如也把農村人口比例降到5%以下，但我一直不知道他們這樣說的根據是什麼。我們從未重複過他們的游牧經濟、中世紀、殖民時代，為什麼就一定要重複他們那種「都市化」？
東亞當然也有內部的差異性。比如，我曾注意到臺灣的村莊大多人氣旺，晚上萬家燈火，寺廟香燭燻騰，「空心村」的現象很少見。後來才知道，臺灣就那麼大的地方，村裡人白天進城打工，晚上坐一個捷運或大巴，騎一輛摩托，也是可以回村和回家的。再不濟，週末才回村和回家，也大體上能照顧村務與家務。這使他們宗族、村社、部落的格局都相對完整和穩固，一時半刻沒法被掏空。相比較而言，大陸幅員太遼闊了，廣西的農民工去北京，貴州的農民工跑杭州，一去就是數千裡，晚上怎麼回村？「白天進城，晚上回村」的生活模式怎麼可能？就因為這一點，這一個地理幅員條件的制約，現在大陸的鄉村治理、鄉村建設、鄉村文化、鄉村留守兒童和老人等問題，都多出了一個人力資源的困局。有時要找個能幹正派的年輕人當村主任，配強幾個村民組的業餘組長，還真不那麼容易。連劃個龍船，跳個廣場舞，都可能人力短缺。那麼，大陸與臺灣這一差異，是否會帶來什麼影響，會怎樣影響兩岸各自教育、民俗、公益、經濟、政治、城鎮化程式？
凡此種種，恐怕都是有意思的課題。
「發現故鄉和鄉土書寫」是一個很重要的會議主題。今天我就此談了一點零散的體會，算是起個頭。謝謝大家。
*此文為2017年8月17日在湖南省汨羅市八景村「發現故鄉與鄉土書寫」工作坊的演講記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