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媽媽說，父親理髮去了。
媽媽說這話的時候是二十多年前。
初秋的一天，天氣很熱，夏天還晾在金光灼灼的窗戶上。我想象那天父親照例把衣領整理得十分邏輯與理性，十分合乎社會公德，與守門人談了幾句關於修理自來水管的話，然後踏著地上老槐樹的白色花瓣，從容地朝著陽光迎面闖過去了。
派出所接到了尋人的申報，但一連數天沒給任何訊息。媽媽便自己去尋找，搜尋一切不懷好意的地方，比方鐵軌或水井。我想象她找到了不少陌生的面孔，有的掛著漂亮的耳環，有的嘴裡鑲了金牙，有的臉上凝固某種對鄰居或親人的憤憤不已，但他們都很陌生，不是媽媽搜尋的目標。那是一個人口突然減少的季節，不是因為戰爭，也沒有瘟疫，而是一場政治風暴襲來——而這場風暴將來終究會被遺忘或者誤憶。
人們興高采烈地競相揭發和遊行，連我也同樣處於激動和亢奮之中，以至我父親去理髮的那一天，我居然不在家，一連數天在外地享受革命學生的免費旅行，到處觀看大字報和標語。
看見母親每天傍晚怏怏地空手歸來，父親單位上好些面孔總浮出一絲勝券在握的微笑。其實，他們在我父親辦公室的抽屜裡找到了遺書，遺書說他有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人，說他希望家屬子女都與他決裂，永遠忠於革命等等。他死到臨頭還那樣語詞簡潔語法嚴謹標點準確。但那樣一張紙，哄得過那些經常做體操又經常吃補藥的同事嗎？那些我一直稱為伯伯阿姨的面孔，都滿臉深刻、機警、大智大慧，競相把每一聲咳嗽都製作得底氣十足老沉練達和意味無窮。他們輪番來啟發我們全家：你父親的哲學課和語法課都講得很好，這樣個聰明人怎麼會自殺呢？怎麼可能自殺呢？不不不，你們得仔細想一想，再想一想，他不可能到什麼朋友那裡去了嗎？比方說，在美國或者臺灣是不是有朋友？……
這樣啟發的時候，伯伯們和阿姨們總是對我和善地微笑，期待著我熱淚盈眶，然後勇敢坦白與父親的合謀。
媽媽驚恐地叫起來：「不會的，他只拿走了四毛錢，他絕不可能叛黨叛國……」
「為什麼總沒找到屍體呢？」
「活要見人死要見屍吧？」
「他難道蒸發了不成？」
他們一針見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