屍體便成為了一個問題。沒有它，懸案就沒有結論，我們就擺脫不了同案合謀的嫌疑，就得永遠被警覺的目光照顧，就一天也少不了聽那些令我們心虛氣短的咳嗽。從門外那些臉色看來，很多人們在摩拳擦掌地等待，看吧，好戲還在後頭，真相總要大白，事實一定勝於雄辯。這使我們突然明白：對於我們來說，父親活著不會比死去更好。
媽媽整個人瘦了一大圈，急得太陽穴深深地坍塌下去，哭泣時一絲絲晶亮的鼻涕被揪甩出來。「人又不是一根針。一根針也可以找到了。這麼大一個人怎麼就找不到了呢？你就是上了天入了地也得留個影子吧？」
她詛咒父親：「你好蠢，好蠢呀。你要死，就乾乾脆脆去死，明明白白地死呵。兒女都小，你不要糟踐他們呀，不要拖累他們呀。這院子裡有井，家裡有電線，街上有汽車，藥店裡有安眠藥，哪裡不能死呢？……」
我也在偷偷思忖：父親可千萬別還活著呵——雖然這種閃念使我深深驚恐，自覺大逆不道而且殘忍。
媽媽的哭泣沒有使門外的面孔們釋疑。他們仍然沉著地看報紙和熬藥，沉著地掃地和洗衣，乘涼時把蚊蟲拍打得叭叭響，且看這婦人如何再表演下去。在我聽來，那夜裡此起彼落的叭叭叭，似乎是歡呼新生活開始的從容鼓掌。
媽媽開始了一個更為宏大的尋找計劃。她拉上姑姑，每天早晨帶上乾糧和水，帶上遮陽的草帽和蒲扇，兩人手挽著手堅定出發。我在家裡做飯，等待她們回來。在我幾乎絕望以後的那一天，媽媽靜靜地出現在門口，頭一昂，眼裡閃耀異樣的光輝。左鄰右舍也聞風湧入我家，擠得椅子吱吱嘎嘎移動。「找到了麼？」「找到了麼？」……所有的目光都投向我媽。她頭一扭，根本不理睬這些傢伙。姑姑則小心地說，她們在湘江下游十幾公里處的地方，訪到了一位農婦。農婦說一個多月前岸邊曾漂來一具男屍。媽媽與姑姑隨著農婦的引導，找到了河灘上一個臨時墳堆。一時找不到工具，兩人就用手指去摳。不過幾分鐘，媽媽就摳到了泥土下一個她所熟悉的衣角，還摳到了一張滿是泥巴的嘴——我想象，那個男人曾恨恨地把這個世界咬了一口？
「怎麼斷定就是他呢？」一位阿姨不甘心沒有來自美國或臺灣的電報。
母親神色激動地宣佈，斷什麼定？有他的鞋子，有合得上的時間，有當地派出所拍下的照片，還有他的羊毛背心……還有什麼屁放嗎？他死了！死了！
媽媽的鞋子糊滿黃塵，成了個泥殼，右邊一隻鞋已前頭開花，露出了大趾頭。她用勝利者的眼光掃視那些面孔，看他們如何躲躲閃閃地表示信任，表示理解，表示遲到的同情，看他們等候多時之後沮喪而乏味的支支吾吾。媽媽贏了。
大姐哭起來了。
大哥哭起來了。
媽媽也哭了。我們全家有了理直氣壯哭泣的權利。我們哭得如釋重負安心落意乃至有些興高采烈——哭聲是確證父親已經死亡的凱旋與慶祝。
但父親永遠不再有了。他消失於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這就是說，我們吃早飯的時候，他不再有了。我們吃中飯的時候，他不再有了。我們吃晚飯的時候，他不再有了。我們吃完飯洗碗的時候，他不再有了。我們洗完碗喝茶的時候，他不再有了。我們邊喝茶邊談論天氣或談論鄰居或談論政治的時候，他不再有了。我們上廁所或去浴室的時候，他不再有了。在我們的一切時刻，他不再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