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抓起來了，一路押往公社。當時不免有些慌亂，怕他們動不動就打人，我反覆提醒他們記住革命紀律：「你們不能虐待俘虜！」
我的嚴正立場使他們果然客氣了一些。他們是鄉下民兵，沒有像樣的槍，也沒有像樣的衣服，其中一位還掛著鼻涕渾身汗臭，讓我有點莫名的失望。
我首先想到的問題是：誰出賣了我？不知道這一點，就不好準備口供，就不知該如何控制案情減少損失。我尤其擔心孟海，他被捕已經一年多，假如他扛不住，把什麼事都吐出來，那我和很多人就完了。
我心裡虛虛的，但裝出一副死相，企圖博得審訊者的同情，其實是在暗中察言觀色，緊張地分析和判斷著形勢。
場長有一種心滿意足的表情。「我早就看出你是個現行，成天抱一本書看，還看外國書，還曉得寫藝術字，思想也太複雜了吧？」
另一位主審官是公社政法委員，老謀深算得多，皮笑肉不笑的，只是要我自己坦白。我說一件，他點點頭，要我再說。我又說一件，他點點頭，又要我再說。他不時看看炭盆裡燉著的一個瓦罐，聞聞那裡冒出的肉香。直到我說出偷電線、不慎撕壞毛主席肖像、有一次把革命歌曲「萬物生長靠太陽」猖狂篡改成「外婆出來曬太陽」……他仍然不動聲色，只是往一罐肉裡新增薑片和蒜花。
第二天，審訊沒有繼續，這位委員不見了，而且一連幾天沒看見人影。我估計他們正在廣泛深入地調查取證，正在廣州、桂林等地我所有的朋友那裡翻閱口供，分析疑點，蒐集證據，準備對我給予致命的最後一擊。我的監房離公社電話室不太遠。一聽到電話鈴響，我就覺得那電話與我大有關係。我注意到接電話的人都面色嚴峻並行走匆匆，相信他們在廣州、桂林那邊已大有斬獲，套在我脖子上的絞索正越拉越緊。
大概七八天之後，委員終於回來了，指揮值班民兵從拖拉機上卸瓦，也要我這個囚犯去幫一把。我聽見他對別人說，他這些天回家做屋，累死了。
我這才發現，他根本沒有去調查取證，更沒有一個兵強馬壯的龐大專政機器在對付我。我當然鬆了口氣，但再一次感到失望：我來幹什麼的？只是個來卸瓦的夥計？
我的案子久拖不決。政法委員的最後疑問是：「老實交代，你曾經想去什麼地方？」「我……想去北京，看毛主席呵。」
「不對，你仔細想想。」
「我想招工回城。」
「你不要避重就輕。」
我做出苦苦回憶的樣子，一件件試著說。我說曾經想去縣城玩耍，想去西藏和雲南旅遊，想去某個海港看看軍艦和潛艇……委員一直在搖頭，到最後，他實在不能繼續老謀深算下去了：「你沒想去蘇聯？沒想叛國？」
我沒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