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差
臘月二十九，是個晴天，颳著北風。我跟父親去半塘走差。
半塘是個位於長江邊的小漁村，不久前的一場火災，使它一時間遠近聞名。父親挎著一隻褪了色的藍布包袱，沿著風渠岸河道邊的大路走得很快。我漸漸就有些跟不上他。我看見他的身影升到了一個大坡的頂端，然後又一點點地矮下去，矮下去，乃至完全消失。過不多久，父親又在另一個大坂上一寸一寸地變大、變高。
最後，他停在了那個坡頂的大楊樹下，抽菸，等我。
道路兩側的溝渠中結著冰碴。在起伏丘陵背陰一面的草窠中，星星點點的積雪尚未融化。四下裡看不到什麼人。灰灰的鷂鷹一路跟著我，時而扶搖直上，時而仰身停翅在雲端。當它急速俯衝向下，掠過我頭頂的時候，我能夠清晰地看見它那紡錘般漂亮的腹部以及翅膀上的白斑。一眨眼的工夫，它又藉著呼嘯的北風，翻轉急升，在朵朵新棉似的白雲之間，變成了一個幾乎看不見的鐵屑般小灰點。
父親是個好脾氣的人。我不時停下腳步，望著天上的鷹，他一次也沒有催促過我。等我走到跟前，他順手摺下一根楊樹枝，幫我刮乾淨鞋底和鞋幫上的淤泥，然後蹲下身來，捏了捏我的手，對我說：「得走快點了。一會太陽出來，地上封凍一化，路就爛了。」隨後，他忽然衝我眨了眨眼睛，輕輕地拍了拍我的臉，笑著說，如果我在他臉上親一口的話，他就讓我騎在他肩上走一段。父親的許諾讓我有些吃驚（那時我畢竟已經九歲了），但我還是樂意立刻照辦。我跨在他脖子上，雙手抱住他的頭。有時，我也會淘氣地突然矇住他的雙眼。即便在這時，父親也不會生氣。他只是嘿嘿地笑著，裝著酒醉一般，跌跌撞撞地在路上扭著秧歌，並威脅我說：「再不放手，我們就要走到池塘裡去了。」
在我們當地，父親對兒子過於親暱，被認為是一件極不恰當且有悖倫常的事。一般來說，呵斥、毆打或視而不見的沉默不語，是父親向子女傳達愛意的慣例。不過，凡事都有例外。我父親在村子裡做出任何出格的事，只要不妨礙別人，大夥都會聽之任之，樂得眼睜眼閉。這倒也不是說父親的社會地位有多麼尊貴，或者擁有什麼任意妄為的特權。村裡人不屑於與父親一般見識，恰恰是因為他長年揹著一個令人羞恥的壞名聲，似乎還不夠資格成為一個「正常人」。在過去，村裡人都叫他「趙呆子」。當我被人親切地稱為「小呆子」之後，父親則被尊為「大呆子」，或「趙大呆子」。當然，有時候，人們偶爾也會稱他為「大仙」—— 一半的原因，是父親「趙雲仙」的名字中，有一個「仙」字，至於另一半的原因，我們馬上就要談到。
太陽終於在磚窯高高的煙囪背後露了臉。那熔岩般的火球，微微顫慄著，從窯頭趙村的荒樹間一點點地浮出來，頃刻間，天地絢麗，萬物為之一新。與此同時，我聽見了隱隱約約的鑼鼓聲。有一陣子，當「咚咚鏘鏘」的鑼鼓聲被肆虐的北風颳得沒了聲息，我仍能聽見村子裡傳來的雞鳴。年關將近時，聽到鑼鼓聲，那感覺與平時完全不同。它烘托出了節日的氣氛，為本來毫無生氣的山川、河流、村舍染上了悅麗之色。我提醒父親，與我們同屬一個大隊的窯頭趙村也許正在唱花集。父親想了想，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斷：「那是大隊幹部在給各村的軍烈屬送喜報。快要過年了嘛！」
我知道，所謂的「喜報」，不過是一副春聯，外加一封由公社統一印發的慰問信罷了。大隊幹部們敲鑼打鼓，來到軍屬或烈屬的家門口，給他們貼上春聯，遞上粉紅色的慰問信，寒暄片刻，猛敲一通鑼鼓，就算完事。年年如此。
果然，沒過多久，窯頭趙村前的池塘邊上突然走出幾個人來。他們從齊人高的枯葦叢中一個個地閃了出來，在通往外村的官道上走成了單行。高定邦、高定國兄弟走在最前面。他們一個敲鑼，一個打鑔。在他們身後，小木匠趙寶明胸前吊著一面大鼓，繫著紅綢的鼓槌上下翻飛，他打鼓的章法與他做木匠的手藝一樣為人稱道。寶明身後跟著朱虎平。他是大隊救火會的會長——誰都知道，他們家的柴屋裡趴著一尊神奇的水龍。據說一旦發生火災，那老龍就會發出「嗚嗚」的悲鳴。朱虎平手裡倒是有一面小鑼，但他並不怎麼敲，而是不時轉過身去，與身後一個穿紅棉襖的姑娘說笑。這個姑娘，我雖有點眼熟，卻叫不出她的名字，似乎來自另一個村莊。
落在最後面的那個人，不用說，正是梅芳。
在我的童年記憶中，如果說我曾經深深地記恨過什麼人的話，梅芳是唯一的一個。儘管我父親自作聰明，加快了腳步，但仍然沒能避免我們在兩條大路的匯合點撞在一處。隨著鑼鼓聲的驟然停歇，傳來了高定邦那喑啞而威嚴的一聲斷喝：
「大仙！」
我感到父親的身體猛地哆嗦了兩下，馬上就站住了。
「大早上不出工，你們父子兩個，這是要去哪兒裝神弄鬼啊？」還沒等高定邦發話，他弟媳梅芳就搶先開了腔。你看，我之所以那麼恨梅芳，不是沒有道理的。她的話比茅坑裡的屎還要臭。俗話說，新開茅坑三日香，可我從來就沒聽她說過半句入耳的話。她看人的眼神，就像用刀子在剜你的肉。
父親的答話一點也不含糊：
「山腳下的駝背老舅，今年八十歲，也是烈屬。他是三十夜裡生的，今天做九，我們去望望他。」
他的腦子裡有的是說不完的瞎話，張口就來。聽他這麼胡編，就彷彿世界上真有「駝背老舅」這麼個人似的。父親的話，梅芳自然也不會相信。因此，父親緊接著馬上又補充了一句：「已經向德正請過假了。」
「你別成天德正長、德正短的，拿了雞毛當令箭！」梅芳冷冷道。
大概是因為鼻子流血的緣故，高定邦的鼻孔裡塞著一團草紙。這使他那張方方的麻子臉更顯得兇悍。不過，這一回，他似乎並沒有為難父親的意思。他往前挪了兩步，壓低了聲音，對父親道：「你身上有沒有帶煙？」父親趕緊從衣兜裡摸出煙盒和火柴，討好地笑著，給他遞了過去。在高定邦點菸的那工夫，他弟弟高定國在一旁對父親打趣道：
「昨夜老牛皋犯病了。天不亮我去看他，已經穿好了壽衣，擱在棺材蓋子上了。有進去的氣，沒有出來的氣。老哥替他算算，什麼時辰歸西？」
「高會計說笑了。」父親不冷不熱地支吾了一句，也給他遞了一支菸，臉上那副巴結、膽怯的神色略顯複雜。與定邦相比，高定國的模樣顯得斯文清秀一些，白白淨淨，戴著眼鏡。他是我們大隊的會計。
「哎，我說大呆子，我們家的那頭老母豬，肚子大得拖在了地上，跟你說，連奶頭都磨破了。你給算算，來年春上能生多少頭小豬？幾公幾母？」那個穿紅棉襖的鄰村姑娘，也來湊趣。
她既然稱父親為「大呆子」，說明他們是認識的。她似乎對自己的玩笑話很是得意，笑著捅了一下身邊的梅芳。可梅芳鐵青著臉，沒搭理她。
父親的回答多少有點出人意料。他朝那姑娘看了一眼，謙恭地笑了笑，一本正經地道：「行啊！你把她老人家的生辰八字報一報，我這就替你算算，來年春上，你們家會添多少小口。」
話音剛落，定邦就笑得噴出一股煙來，連嘴裡的槽牙都露出來了。朱虎平、小木匠寶明也都咧著嘴笑。父親給他們送上煙去，他們都欠身道謝。梅芳的臉上盡是鄙夷和不屑。她沒有笑。
雖然我不太明白父親的這句話有何出彩之處，但當我看見那個穿紅棉襖的姑娘在眾人的大笑中窘得紅了臉，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心裡倒也覺得解恨。這說明，父親這個人，雖說生性溫和、怯懦，但面對公然的羞辱，卻也並非總是一味忍讓。
等到高定邦吸完了煙，這夥送喜報的人再次打起鑼鼓，朝魏家墩方向去了。太陽在不知不覺中升到了枯樹之巔。化了凍的田間小路油黑油黑的，又酥又軟。父親拉著我的手，自己走在路的正當中，卻讓我踩著路邊的青草走。如果路的一側有池塘，父親就把我抱到另一側。好在這段田塍小路不算太長。我們穿過一塊打穀場，繞過磨坊尖尖的山牆之後，又重新踅回到大路上。
我問父親還有多遠，他指了指眼前那條滿是車轍的大道，對我說：
「順著這條大路往前走上二三里，就能望見西廂門的牌樓。過了西廂門，就是東廂門。然後，就會看見一道長長的山墩。山墩中間有一個方方的大洞。穿過大洞，就可以看見一條小河。河對岸有一個亂墳崗，那是這一帶有名的狐狸窩。小河上有座石橋，只有一邊有欄杆。過了小石橋，沿著河岸往北去，再走上三四里，就能看到半塘村頭的那棵大白果樹了。那棵樹，有六百多年了吧？早就枯死了。聽人說，這棵樹是東海艦隊飛機的識別標，所以不準砍伐。」
「我們能看見狐狸嗎？」
「這可說不準。」
「你給算算。」
父親忽然停下了腳步，回頭斜睨了我一眼，陰鬱的臉上露出了一絲怪異的笑容。他果然扳起手指頭，閉上眼睛，表情誇張地算了起來。等到他睜開眼睛的時候，就用十分肯定的語調對我說：「會看到的。有兩隻。一隻白狐狸，一隻紅狐狸。」
「真的嗎？」
「真的。」
這時，父親突然毫無來由地將我攬入懷中，在我的額上親了一口。隨後，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說了一句有點令人費解的話：「辦完了今天這件事，我們接下來的日子就要好過多啦！」
這不由得讓我聯想到，父親大清早把我從床上叫起來，趕往十里外的半塘，似乎並不是去給人算命，而是在辦一件足以改變他未來命運的大事。
現在，你應該知道了，我父親是一位算命先生。
我們當地的算命先生，根據其手法和儀軌的不同，可以大致分為四類。第一類最為普遍，算命先生一般是瞎子，或是偽裝成瞎子的人。通常，他們依據你所報上的生辰八字，推算你的命理和定數。很多人相信，正是由於雙目失明，觸發了天眼的開啟——他們能「看見」常人看不見的事物。當一個瞎子翻動著滿眼的白翳，端坐在你面前，說著瞎話，為你預測未來時，你那顆懸著的心往往會陡然安靜下來，對他產生一種莫名其妙的信賴感。這是因為，瞎子那特殊的神態（沉思中透出安詳和警覺），使他看上去很像一位智者。只要你把瞎子和聾子的神態比較一下，就不難得出上述結論。
第二類算命人，我們通常稱為相面先生。他們通過看面相，預知禍福災祥。這裡所說的「相」，除了一般意義上的長相之外，還包括骨相。骨相可以看，也可以摸。摸骨者通常是男性，他們服務的物件十有八九都是急於想知道命運底牌的庸常婦女。摸骨算命法容易招人物議，其實並不難理解。我們當地最有名的摸骨師是一位還俗的和尚，名叫吳其麓（他出家時的法號是「惠明」）。他在一九五三年以流氓罪被人民政府判刑八年，就是一個可悲的例子。請他摸過骨的「老鴨子」回憶說，惠明法師替人摸骨時，確實不太規矩，「不該摸的地方，他也亂揉亂捏，弄得人臉熱心跳，好不害臊！」吳其麓的最終被捕，可以說是咎由自取。
第三類算命法，可稱為「黃雀叼牌」，如今已經失傳。算命先生將預先寫有「吉凶休咎、富貴窮通」的命牌（一般由竹、木製成）平鋪於桌上，然後從鳥籠裡取出一隻黃雀，交由問卜者放飛。一個人的命運如何，最終取決於黃雀會叼起哪隻命牌。實際上，這種算命的方法，不過是「求籤」的一個變種。「黃雀叼牌」的失傳，據說是因為捕捉和訓練黃雀的過程，實在過於費事。
最後一類，也就是所謂的「靈童扶乩」，在我們那一帶較為少見（在整個童年時代，我也只見過兩回），這裡略過不提。
其實，在我們鄉下，所謂的算命先生，也不限於以上四類。如果我們把走村串巷的測字者、龜卜者、陰陽先生、風水師、畫符的道士都算上的話，你可以大致想象一下，在我父親的幼年時代，他生活在一個怎樣的鄉村環境中。這可以解釋，我父親早年在上海虹口的一家南貨店當學徒，快要滿師時，為什麼會突然投到一個名叫戴天逵的命相師門下，幹起了算命這個行當。
我父親算命的方式，可以歸入第二類。也就是說，既看相，也摸骨。在我的記憶中，父親並不怎麼忌諱自己算命先生的身份。在他給我講述的「睡前故事」中，關於他師父戴天逵的種種靈異傳說，就佔了相當大的比例。我推測，其中的絕大部分都出於他的虛構，目的僅僅是為了吸引我的注意力，從而換取我對他懵懵懂懂的崇拜。
那天上午，在跟隨父親去半塘走差的途中，我曾經問過父親這樣一個問題：「老牛皋今天到底會不會死？」
本來，父親儘可以用「也許」「可能」「說不定」一類的字眼來打發我，但這回他好像不屑於用這種模稜兩可的話來敷衍了事。「哦，牛皋！」父親說，「他已經死過三次了，對不對？這一次跟以前也沒什麼不同。他就是作死。等過完年，你就會看見他好端端地坐在門前，嗑著瓜子，曬太陽。他死不了。」
父親跟一個在路邊拾狗糞的老頭打了招呼。兩個人隔著一片桑林寒暄了幾句。老頭顯然聽到了我們剛才的話，他笑眯眯地打量著我，隨後感慨道：「有些人看著要死，偏偏死不了。而另一些人，活得好好的，沒病沒災，說死就死。本來活蹦亂跳的一個人，一眨眼的工夫，就蹬腿翹了辮子，這樣的事，我見得太多啦。」
父親客氣地表示同意。
琢磨著老頭剛才的那番話，我心裡忽然生出了一個不太健康，甚至有些惡毒的念頭。我對父親說，今天晚上，當我們從半塘回到村裡，要是聽說梅芳突然蹬腿死掉了，那該多好啊！父親立刻止住腳步，轉過身來，板起面孔，嚴肅地望著我，輕聲問我道：「你就這麼恨她？為什麼？」
我說我就是恨她，沒什麼原因。我就是巴望著她忽然死掉，立刻死掉。
父親愣了半晌，摸了摸我的頭，沉默了許久，這才對我說：「其實，她是一個可憐人。這人命不好。」
很多年以後，到了梅芳人生的後半段，當黴運一個接著一個地砸到她頭上，讓她變成一個人見人憐的乾癟老太的時候，我常常會想起父親當年跟我說過的這句話。唉，人的命運，鬼神不測，誰能說得清呢？
我們穿過山墩下的那座方洞，走上了一邊有木欄的石橋。我對父親的神機妙算產生了很大的疑問。我看見河道對岸的亂墳崗中，一隻狐狸拖著長長的尾巴，正在蒿草叢中快速穿行。狐狸只有一隻，與父親所推算的「兩隻」大有出入。而且，這隻狐狸既不是白色的，也不是紅色的，而是淺灰色。它肚子滾圓，毛皮油亮，看上去有點憨痴，一點也不像傳說中的那樣狡獪。它躍上一座墳包，傻傻地、一動不動地望著我們，像是在思索著什麼玄奧的問題，又像是在問我們：
「喲，瞧這父子倆！著急忙慌的，你們這是要去哪兒啊？」
半塘
雖說只隔了十里路程，半塘的風光、景物，乃至說話的口音，都與我們村有著很大的不同。低矮的泥牆茅舍隱在一片片竹園之後，數不清的港汊溝灣，將整個村莊分割得七零八碎。村莊和長江的岸堤之間，有一大片亮汪汪的水沼，長滿茂密的蘆葦、紅柳和菖蒲，猶如一面被打碎的巨大鏡面，在中午的豔陽之下，泛著銀灰色的波光。枯樹上的老鴰嘎嘎地叫著。家家戶戶的房舍，都隱沒在竹林的深處，較為顯眼的，反倒是屋後用蘆柴杆圍起的茅缸。我們剛進村，就看到了一個胖嬸子從茅缸上露出的大白屁股。
父親說，到了仲春，等到村裡的桃樹、梨樹和杏樹都開了花，等到大片的柳樹、蘆葦和菖蒲都返了青，江鷗、白鶴和蒼鷺就會從江邊成群結隊地飛來，密密麻麻地在竹林上空盤旋，那時半塘就是人世間最漂亮的地方。他還說了些別的。比如，坐在院子的老槐樹下喝茶，就可以看到江邊大堤上露出的尖尖帆影。再比如，半夜裡躺在床上睡覺，都能聽見江裡的搖櫓聲和時而低沉、時而高亢的船工號子。他這麼說，無非是想告訴我這個村莊離長江有多麼的近，但卻在不經意間洩露了一個秘密，讓我既驚訝又疑惑。怎麼說呢？就好像他曾經在這個村子裡住過很久似的。
請我父親去算命的這戶人家，位於村東頭的一塊高地上。院子裡確有一棵老槐樹，它高出屋簷的枝丫在北風中瑟瑟抖動，已經快要碰到屋頂發黑的茅草了。大概是擔心大風會把屋頂的茅草捲走，上面胡亂壓了幾塊青石板。門上的對聯還是舊年的，在日曬雨淋中，褪盡了紅色：
四海翻騰雲水怒
五洲震盪風雷激
一個穿藍布褂的婦人，大約四十來歲，坐在槐樹下的一張矮凳上納鞋底。這人窄窄的臉龐，頭上挽著一個高高的髮髻，臉上黃懨懨的。大概是家裡剛死了人的緣故，白布鞋子上綴著一朵紅色的絹花。怎麼看，這個女人都有些面熟，想了半天，我終於記起來：她似乎和我們村的趙錫光先生沾著點親，四時八節，她時常會帶著一個小男孩來村裡走動。
一看到我們進了院子，她就把麻線飛快地繞在鞋底上，從矮凳上站起身來，笑容還沒來得及從臉上退去，就開始抹眼淚。這也難怪。不知是如何衝犯了太歲，在過去短短的一年中，他們家的三個男人先後離世。先是七十來歲的公公無疾而終；然後是她丈夫——他在去江北運米的途中翻了船，屍體在三十里外的沙港被人撈上岸來的時候，已經發了臭；再接著，就輪到了她十九歲的大兒子。關於她兒子的死，有多種說法。即便是我父親，對於其中的曲折也始終守口如瓶，諱莫如深。這等於說，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他們家的人口陡然減少了一半。這樣的事當然不同尋常。
半塘寺的一個瘌痢和尚，被請來算命。他認為問題出在一個名叫春琴的女孩身上：顴骨太高，淚堂太深，嘴唇太薄，腰身太細，儀態太過妖媚。他的結論也有些嚇人：這戶人家命中註定「不存男丁」。言下之意，最小的兒子恐怕也保不住。「如果是在舊社會，事情倒也好辦，」瘌痢和尚賣關子說，「讓這個小把戲跟我去廟裡做和尚，我保管他無病無災，壽比彭祖。可如今是新社會，不興出家的。」婦人一聽慌了手腳，跪在地上向他苦苦哀告：「一切但憑師父做主，好歹替我保住這點骨血。」
我們進門的時候，那個被瘌痢和尚目為「災星」的春琴，正在堂屋的一角搖著紡車。她穿著一件男人的老棉襖（很可能是她父親留下來的），不時抬頭朝我們踅探，目光既膽怯，又充滿警惕，帶著一絲明顯的厭惡和恨意，與她母親對我們過分的親暱和熱情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婦人端來飯菜，招呼我們上桌。她往我碗裡夾了一塊豆腐，不住地催我快吃。可我不安地瞅了瞅父親，坐在那裡沒動。我之所以遲遲沒有下筷，當然不是不餓。我瞥了一眼牆邊供桌上裊裊上升的煙柱，又看了看碗中的白米飯（上面隱隱約約落著的幾點香灰），頗有點疑心，這碗飯是剛剛從祭奠死人的香案上撤下來的，心裡有點忌諱。不過，在父親嚴厲目光的敦促下，我不得不橫下心來，大口大口地往嘴裡扒飯。
在四仙桌的另一端，坐著一個羸弱的小男孩。大概就是春生。年紀似乎和我差不多大。他攏著袖管，伏在桌子上，面色蒼白，看人的眼神泛著虛光，連喘氣都有點吃力。他嗓子裡像是堵了什麼東西，像風箱一樣呼呼有聲。
為了在父親算命時把春生支出去，我們剛吃完飯，婦人就把他拽到自己的兩腿之間，摸了摸他剛剛剃過的小腦袋，又在他背上撫了兩下，柔聲細氣地對他說：「寶啊，聽媽的話，你帶小哥哥到外邊去玩吧。別去水邊，當心溫家的狗。」聽她這麼說，我正求之不得。說實話，在我那樣的年紀，置身於這樣一個光線暗淡、鬼氣森森的屋子裡，要說心裡一點不害怕，恐怕也不是事實。
在路上，春生告訴我，自從廟裡的瘌痢和尚來家看相算命之後，他的名字被改成了文縐縐的「紹祖」，相反，姐姐春琴的名字則被改成了比較俗氣的「鎖娣」。母親挨家挨戶向村裡人通報姐弟倆改名的訊息。有事沒事，她總愛當著眾人的面大聲地叫著拗口的「紹祖」和俗氣的「鎖娣」。若遇到有人叫他們原名，母親則不厭其煩地予以更正。不過，這麼做的效果極為有限。村裡人叫慣了老名字，一時半會兒是改不過來的。他們仍叫姐弟倆春琴、春生。他們的新名字被母親一個人獨自叫了兩個月之後，終於棄用。最直接的原因，正是臘月初五晚上半塘寺的那場大火。瘌痢和尚被大火燒成了焦炭。既然他無法讓自己免於一場火災，他所吹噓的法術和禳解秘技，自然被證明是無稽之談。
我猜測，這大概就是我父親最終被請出山的原因之一吧。
春生本來想帶我去江邊看船。我們沿著葦叢中的一條小路，沒走多遠，路就斷了。大約兩丈長的路面，浸泡在渾濁的江水中。我和春生都穿著棉鞋，根本過不去。我們只好回到村子裡，循著豬叫的方向，去了一個名叫溫德林的人家，看殺豬。等到那口肥豬被人吹足了氣，正要燙毛時，春生忽然說，他受不了那股熱烘烘的羶腥味，有點想吐。我們就去了村裡的打穀場，和幾個年紀稍大的孩子玩了一會兒陀螺。最後，七轉八轉，就轉到了村前那座被大火燒塌的寺廟前。
據父親說，半塘這個地名的由來，大概是因為「這個江邊的小漁村，有一半都是水塘」的緣故。可是春生的說法略有不同。半塘很有可能是因寺廟而得名——這座寺廟，有一半建造在寬闊的水塘之上。一九七一年八月，為了紀念毛澤東暢遊長江五週年，這裡舉辦過轟動一時的游泳比賽。我們村的「小武松」潘乾貴，在一百二十多名游泳好手中脫穎而出，獲得了第二名。池塘對岸是開闊的麥地。在麥地盡頭，隱隱現出一帶灰濛濛的大村莊。那個地方名叫「竹簀」，雖然近在咫尺，但已經屬於丹陽縣地界了。
春生說，剛解放那一年，廟裡的十多名僧人，一夜之間全都跑光了，廟產連同周圍的土地全被沒收，只剩瘌痢和尚一個人看門。這座寺廟後來成了大隊的蠶房，有時也在那兒開社員大會。失火那天晚上，方圓幾十裡的人都趕來救火，光是水龍，就來了十八尊。春生由姐姐領著，遠遠站在高高的船閘上，眼看著天王殿、伽藍殿和藥師殿，一座接著一座被烈焰吞噬，最後，整座寺廟只有東邊的山門得以倖存。瘌痢和尚連同被燒死的另外三個人，都被埋葬在寺廟後的一片竹林裡。
我知道，半塘寺失火的那天晚上，朱虎平和他心愛的水龍一定也在其中。
我們繞過瓦礫中殘存著的矮牆，穿過倒伏的椽子，來到伽藍殿前被火燒焦的兩棵柏樹邊。「你會不會有點瞌睡？」春生忽然這樣問我。
「怎麼會呢，天這麼冷，怎麼會打瞌睡？」
「你閉上眼睛試試。」春生固執地讓我在臺階上坐下來，背靠燒焦的樹幹，笑道，「凡是來到伽藍殿的人，只要閉上眼睛，馬上就會做起夢來。」
我有點不太明白他的意思，但我瞅見他嘴角虛弱的笑容中滿含慫恿和期待，就閉上了眼睛。我聽見風從樹梢上刮過，長江上的汽笛聲在很遠的地方響起。我聽見黃鸝和乳燕在枯樹林中啼鳴，那聲音脆脆的，碎碎的，使得這個已成廢墟的禪林更顯闃寂。有兩個女人，不知在什麼地方高聲說話。當然，我也聽見了春琴正在呼喊她弟弟的名字。
我睜開眼睛，除了微微有點頭暈之外，沒覺得有什麼異常。
春琴已經出現在我們的視線中。她站在山門邊上向我們招手，身後是正在西沉的落日。她仍穿著那件男人的老棉襖，腰上隨便綁著一條布帶。皺巴巴的棉褲明顯短了一大截，吊在身上，露出了小腿和腳踝。她的腳上穿著一雙髒兮兮的「解放」牌球鞋，也是男人的。或許是父親在算命時說了什麼不太入耳的話，春琴氣咻咻的，滿面怒容，不太願意搭理我。她一把拽過春生的手，連看都沒看我一眼，就領著她弟弟，頭也不回地走了，把我一個人撇在了原地。
回家的路上，天已經黑了。晚上封了凍，四下裡寒氣逼人。走在硬邦邦的大道上，一路都是冰碴「吱吱嘎嘎」碎裂的聲音。我們只花了來時一半的時間，就已經回到了風渠岸的河道邊。
我跟父親提到了春生讓我做夢的事。父親解釋說，這座半塘寺，自宋代修建以來，一直香火不斷。但這座禪寺真正的奧秘，藏在祈夢的伽藍殿之中。傳說中，每個進廟燒香的人，只要一踏進山門，就會昏昏欲睡。他們由小沙彌領著，來到伽藍殿，席地而臥，幾乎立即就會做起夢來。在夢中，「你不僅可以看到自己的前世，也能看見未來。一生的吉凶禍福，都在其中。」
父親說，他在七八歲時，跟著我奶奶第一次去半塘。那是一個烈日炎炎的夏末午後。他陪著奶奶，在伽藍殿的一張草蓆上睡了一覺，「還真的做了一個夢。」他夢見自己坐在一條小船上，水底也倒映著一條船。岸邊覆蓋著厚厚的積雪，水裡也倒映著積雪。天上浮動著白雲，水裡也倒映著白雲。一個尼姑坐在船頭，背對著他。他一直看不見她的臉。父親說，他正是跟著南貨店的一個名叫湯四寶的夥計，去曹家渡找人圓夢，才遇見他後來的師傅戴天逵的。我正想問問戴天逵是怎麼跟他圓夢的，那個坐在船頭的尼姑到底是誰，父親忽然想起另一件事來。他有點得意地對我說：
「告訴你一件事，先不要往外說。春琴很快就要嫁到我們村裡來了。」
說實話，這次跟父親去半塘走差，並不怎麼令人愉快。在以後很長一段時間裡，每當我回憶起這天的經歷，都會伴隨著一種浮蕩虛幻之感，心裡空落落的。不論是春琴家連死三人的詭異災難，還是半塘寺瓦礫中的斷牆殘垣，都給人很不真實的感覺。因此，當我跟著父親走到風渠岸邊，聞到帶著微微甜腥的河水的氣味，嗅到村裡煙囪中飄來的草木灰香氣，聽到村子裡那熟悉而溫暖的舂米聲，看見鄰居老福奶奶手裡擎著一盞油燈，在院子裡「喔噓喔噓」地叫喚著，正在把母雞趕入雞窩，你一定能體會到我心裡的寧靜、踏實和甜蜜吧。
刀筆
每當凌晨，天色將明未明之時，我躺在閣樓的東窗下，伴隨著嘰嘰喳喳的鳥鳴，時常能聽見弄堂裡傳來的開門聲。那多半是隔壁的趙錫光，去村頭的燕塘邊下網捕蝦了。我懵懵懂懂地在心裡罵一聲「討厭」，隨著他的腳步聲和可惡的咳嗽聲漸漸遠去，立刻又重新沉入夢鄉。只要燕塘裡不結冰，只要不遇上颳風下雨，張網捕蝦是他每日必做的功課。
老福奶奶說，河裡的蝦都聽趙錫光的話，「沒準他前世就是一隻蝦。」
誰說不是呢？夏日的拂曉，他趿拉著木拖，光裸著精瘦精瘦的上身（有時穿一件薄薄的黑色鞣革對襟馬夾），手執長長的鉤竿，胳膊上挎著幾十張紗布竹篾網，在薄霧籠罩的池塘邊時隱時現，怎麼看，都像是一隻成了精的大鋼蝦。
我們村前的這方水塘，被一道土壩分隔成上下兩個獨立的部分。上塘是村裡人淘米洗菜、挑水做飯的地方；下塘則用來浣洗衣物，宰雞殺魚，處理一切不潔之物。這雖說是祖祖輩輩傳下來的規矩，但到了我記事的年紀，村裡的婦女們嫌下塘的碼頭過於簡易窄小，也將衣物拿到上塘來洗。這樣一來，下塘反而無人使用，久而久之，水中漂滿了綠萍和水浮蓮，碼頭也為青苔和荒草所覆蓋。
趙錫光只在上塘下網。他用鉤竿小心翼翼地將一張張綁著田雞肉的蝦網沉入水中，就算完事。隨後，他哼著小調回到家中，照例是吸鴉片煙，睡回籠覺。等到太陽昇得老高，趙錫光才會出來收網。捕來的蝦，不論多少，都歸他一個人享用。通常是加入薑絲、小蔥，用花雕酒拌勻了，隔水蒸熟，中午用來佐酒下飯。趙錫光天生就有一個特別嬌貴的胃，自打孃胎裡出來就是如此，裝不得任何粗糲之物。只要一天不沾魚腥肉羶，他就會打擺子生病，可不是鬧著玩的。據說，在饑荒最盛的那個年月中，趙錫光被逼無奈，在村中的祠堂裡吃了幾天的「龍糠粥」，就忽然生起病來，差一點送掉了老命。在趙錫光臥病竹榻、奄奄待斃之時，他的小腳老婆馮金寶，一路小跑來到了村西的龍英家。那時，龍英剛生下兒子小滿。馮金寶好說歹說，讓龍英給擠了滿滿一碗奶端回去，捏住他的鼻子直灌下去，趙錫光這才喘出一口氣來。
去年冬天，這個龍英拿著月經帶到上塘的水碼頭來洗，被趙錫光瞅見了，跳起腳來，一頓臭罵。生性膽小的龍英哭著認了錯，可就這樣，趙錫光還是覺得不解氣，一腳將她踹入了水中。她被漁佬柏生救起後，曾發誓賭咒說：「死刀筆！除非太陽從西邊出來，除非長江倒流，除非秤砣漂在水面上，永生永世，再不理你這老狗日的！」事隔不過一年，她又有了新的說辭：「反正小滿一個人也吃不完，奶水白白擠掉也可惜，等於我多養了一個兒子。」
趙錫光本有兩個老婆。臨解放前，那位脾氣暴躁的原配夫人，不失時機地害了場「瘩背」，一命歸西。趙錫光原先住在前後三進的大院宅裡，家中田地百餘畝，還有兩處碾坊，一處油坊。到了一九四九年春天，善觀天象的趙錫光，將碾坊、油坊連同百十畝田地，全都賣給了他「唯一的知己」趙孟舒。到了五二年土改時，只被定了一箇中農。至於那位擅長古琴的趙孟舒，其命運說來令人不勝唏噓。一九五五年盛夏的一天，他在被第一次公開批鬥後的當晚，就在蕉雨山房服毒自盡，留下他那貌美如仙的年輕妻子，在村中任人糟踐，落得一個「逢人配」的罵名。
對於趙孟舒的死，趙錫光是這樣評論的：「我的那位老兄，別的都好，就是神經未免太脆弱了一些。」
因我奶奶的妹妹嫁給了趙錫光的三哥，說起來，我們家與趙錫光還算是沾著一點葭莩之親。在吸飽了大煙而又無事可幹的下午，趙錫光在教他孫子同彬唸書的時候，也允許我和堂哥禮平在一旁陪著，多少識幾個字。趙錫光有三個兒子。兩個小兒子在南京「做大官」，同彬的父親作為長子，則留在了鄉下。那兩個被趙錫光稱為「國家柱石，等同於朝廷重臣」的兒子，在省城究竟做了多大的官？村裡人大多不明究竟。到了一九九一年八月，我在南京與他們見過一面。當時，他們都已退休。一個是街道辦事處的副主任，一個則是重光電子管廠的生產科長。
在我們三個孩子中間，同彬因為是長房嫡孫的緣故，趙錫光對他多有偏愛，自是人之常情。平心而論，同彬機趣穎悟，慧心慧口，確有過人之處，很符合他們家「做人不必穿金戴銀，凡事要能觸景生情」的庭訓。與同彬相比，我的堂哥趙禮平則「根本不是讀書的料」，早早被趙先生判定為「呆鵝」和「朽木」，言語之間頗多輕蔑，責罰乃至打罵也是家常便飯。這也難怪，讀了半年的書，禮平竟然連「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這樣一句簡單的話都背不周全。我的叔叔是個豬倌，他成天趕著豬郎到處為母豬配種，偶爾也給人劁豬。他劁豬劃拉下的豬卵子，都會盡數送給趙錫光下酒。每當嬸子給趙先生送去豬卵子時，趙錫光總要似笑非笑地對嬸子重複同樣的一句話：「禮平這孩子，心術不正啊。他倒不是笨，只是心思沒用對地方。」
至於我，趙錫光從來不予置評。不說好，也不說歹，只是喜歡對我翻白眼。每當我遇到不懂的字句，跟著同彬去向先生請教，他老人家總是把我輕輕一推，用一種溫和而親切的口吻對我說：「你嘛，算了吧。」
其實，趙錫光教我們讀書寫字的時候並不多。大好光陰，多半用來講史論古，唸叨那些令人不勝其煩的陳年舊事。比方說，我們趙姓一脈，原籍山東琅琊，是世代簪纓的高門望族。永嘉時遷至風光秀麗的江南，擇吉地而居。我們的祖先曾出過一個右丞相、六位進士、兩任方伯，還有一個武狀元。昭明太子在讀書之餘，常到這一帶賞玩山野風光；劉裕起兵時，曾在村後的磨笄山上射下一隻金雕；劉備招親那會兒，他們在甘露寺喝的酒，就是從我們村運過去的；蘇東坡在常州臥床不起，還專門請我們村的神醫趙龍豹給他診病；至於乾隆皇帝，那就更不用說了，他每次下江南，都會在這裡駐蹕。「就是如今在上海做大官的陳毅，也曾請趙孟舒給他彈過琴呢！」
比起我們村顯赫的歷史，「窯頭趙」那一脈則要窮酸得多。他們是在靖康之亂時，跟著逃難的流民，從河南汝州落荒而來。兩個趙家村，雖相隔不遠，原本卻不是一脈，各有各的來路。
「兩個村都姓趙，都叫趙家村，這可怎麼辦呢？為了不至於搞混，我們這個村，如今被人叫做‘儒裡趙’，很容易理解是不是？我們村讀書人多嘛！」趙錫光忽然掏出一團皺巴巴的手絹，擤了一下鼻涕，兩眼放著精光，定定地看著我們，「而另一個，被稱為‘窯頭趙’。你們來說說，為什麼叫他們‘窯頭趙’呢？」
我見禮平眉頭緊鎖，不敢搭腔，就貿然答道：「是不是因為他們村的人，都喜歡搖頭啊？」
「你就算了。」趙錫光瞪了我一眼，衝我擺擺手，隨後將目光轉向他的孫子，「同彬，你來說。」
同彬說：「不是搖頭的搖，而是燒窯的窯。那個村的人原本在河南時就是窯工，到了我們這兒，也只會燒窯。只因村頭建了幾座磚窯，因此被人稱為‘窯頭趙’。」
父親讓我跟著趙錫光念書，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他似乎很看不上趙錫光的為人。在我們當地，若論有學問的人，除了死去的趙孟舒之外，恐怕就要算觀前村的周蓉曾了。據說，我父親也曾託人上門說項，想讓我跟他讀兩年書。周蓉曾以「年老衰病」為由委婉拒絕了。此人頭頂一塊「理學名家」的招牌，衣衫鮮潔，品性端方，解放之前就以遺老自居，閉門謝客，不愛結交俗人。
自從當上農會主任的那天起，趙德正做夢都想辦一座學校，但一時半會兒，我們還指望不上——報告一次次打上去，不知什麼原因，公社一直壓著沒批。而梅芳他們張羅的農民夜校又過於兒戲。她挨家挨戶動員那些目不識丁的婦女去夜校掃盲，也只是教她們唱唱歌而已。但她本人的學識如何，用趙錫光的話來說，「只怕是木偶唱戲，還差口氣呢！」
「不是我小看她，你寫個‘土’字給她看，沒準她還曉得怎麼讀。」趙先生揶揄道，「可兩個土摞一塊，她就不知道該念什麼了。」
這話傳到父親的耳中，他只是笑。在他看來，趙錫光本是個刀筆，學問其實也很有限，「不信，你明天上課時問問他，要是把三個土擱一塊，這字該怎麼念？」
我當然沒敢去問。
村裡人若是在路上遇見趙錫光，照例會客氣地尊他一聲「趙先生」，可在背地裡，大家都稱他為「刀筆」。在我們那一帶，所謂的刀筆，指的是專門替人做合同、寫狀紙的一類人，言語間頗多貶損之意。
若不嫌我饒舌囉嗦，我在這裡倒可以給各位講個小故事。
臨解放前夕，我們村忽然來了一個獨臂的中年人，名叫唐文寬。此人雖然衣衫襤褸，不修邊幅，卻是一個濫好人，見人就鞠躬，說話三分笑。他對自己的過往經歷，家居何處（包括他的那條胳膊是怎麼丟失的），始終三緘其口。他從趙錫光的一個堂叔手中，買下了村東一處帶小院的磚房，在村裡落了腳。買房契約當然出自保人趙錫光之手。
唐文寬見房契上明明白白地寫有「天之所覆，地之所載，上連磚瓦木料，下連地基石墩」之類的套話，就爽快地簽字畫押，並付清了全部款項。沒想到，三個月後，一幫打手找上門來，討要豬圈和柴屋的錢。豬圈蓋在門廊的右門前，柴屋則在後院，兩者均未寫入契約。唐文寬找來合同，細細看了兩遍，只得自認倒霉。他不僅如數償付了豬圈和柴屋的錢，還請那夥打手吃了一頓山芋粥。這幫打手後來見人就說，唐文寬實在是個「仁厚知禮」的人。不過，此事也導致了另外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因對趙錫光懷著怨恨，無論在什麼情況下，唐文寬都拒絕與趙先生說話。
唐文寬有一個綽號，叫做「老菩薩」。到了夏天的夜晚，村裡的孩子們一扔下碗筷，就會往唐文寬的家裡跑，坐在他們家的天井裡，聽他說《封神榜》和《綠牡丹》。他們的父母來找孩子回家睡覺，有時也會倚在門邊聽一段，聽著聽著就入了迷。只要村裡的小狗搖頭擺尾地跟著唐文寬走上一段路，他都會停下來，跟小狗說會兒話。可是，唐文寬從不與趙錫光說話。每當村裡有了婚喪嫁娶一類的事，喝酒的時候，總有好事之徒故意將兩人往一個桌上湊，然後躲在一旁瞧熱鬧。
順便說一句，一九五五年，當趙孟舒服毒自殺後，他那妓女出身的遺孀的歸宿，一時成了村裡人議論的話題。最後，她出人意料地嫁給了「老菩薩」唐文寬，讓人頗覺蹊蹺。說「嫁」也許不很確切，因為他們並未辦理任何法定的結婚手續，用村裡人比較通俗的話來講，他們只是搬到一塊住，「成天日屄搗鬼罷了」。
履霜堅冰至
父親天不亮就被人叫走了。
隔壁的接生婆老福去水碼頭洗菜，順便告訴我，父親和村裡的壯勞力都被派到青龍山去了，不知去做什麼。他說恐怕要很晚才回來，讓我有空給圈裡的羊喂點草，中午就去嬸嬸家吃飯。
我剛給羊喂完草，就看見同彬踩著高蹺，一顛一顛地走到我們家門口，來了一個漂亮的轉身，得意地望著我笑。我問他，村裡的大人們去青龍山幹嗎去了？同彬再次讓高蹺離地，反向騰空，轉了半圈，向前打了好幾個趔趄，這才算把高蹺穩住，「屌毛！差一點摔我一跟頭。聽說青龍山那邊發現了鐵礦，要搞什麼大會戰。我媽和趙會計也去開礦了，我一個人樂得自在。」
同彬所說的趙會計正是他爹趙長生。他以前是大隊的會計，去年秋收時偷了一袋小麥回家，被趙德正給免了。會計一職，改由高定國擔任。
同彬還說，「老傢伙」讓我去一趟，馬上就去。「誰知他葫蘆裡賣什麼藥？」同彬傳了話，就踩著高蹺，沿著池塘邊的小路往西去了。他說要去祠堂前的大曬場練練後空翻，可剛走到紅頭聾子家的山牆邊，就摔倒在他們家的茅坑上，濺了一臉的糞。
師孃馮金寶正在門首照壁前曬被褥。我低低地叫了她一聲「馮先生」，師孃笑呵呵地應了一聲，告訴我趙先生正在榪子上出恭，讓我等一會兒再進去。平常，趙錫光不讓我們叫她師孃，而要叫她馮先生。稱呼女人為先生，聽上去多少有點彆扭。可趙先生說，師孃原本也讀過書，按老規矩，應該叫她先生。我們只能照辦。據說，老兩口坐在家裡吃頓飯，也要「先生請」、「娘子請」地謙讓半天，互相爭著往對方碗裡夾菜。可是，據同彬說，兩人一旦鬧起彆扭來，發了急，與村裡的愚夫愚婦「一個屌樣」。趙先生拍胸打肚，婊子長、婊子短地罵不絕口，而師孃罵起趙先生來，也是一口一個「爛屌芯子」。
趙先生穿著一件褐色的綢面印花棉襖，頭戴絨線暖帽，端坐在書房的寫字桌前，像是正在給什麼人寫信。他背後的牆上，有一幅《溪山狩獵圖》。旁邊還掛著一副字，據說是周蓉曾的手筆：
履霜堅冰所由漸
麋鹿早上姑蘇臺
我們每天上課時，都看著這副字，卻始終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倒是先生書桌上的那對烏木鎮尺，寫有對聯一副，讀上去通俗易懂：
讀古書變化氣質
友多聞開拓心胸
書房的北牆，有一扇木格子窗，露出後院的一角。簷下掛了十幾張紗布蝦網，還在不住地往下滴水，空氣中隱隱有一股腥味。東北角的一棵海棠花樹上棲息著兩隻白鷺，深黑的枝條上，纏著去年的絲瓜藤，襯出一派藍色的晴空。院子裡的大片空地暫時還荒著。每年的七八月間，當火紅的罌粟花開滿了院子時，我在閣樓上遠遠就能望見。趙錫光偷偷地在院裡種罌粟，已經很多年了。到了秋末，趙錫光摘下棉桃似的果實，用小刀劃開桃殼，擠出白白的汁液，用來熬製鴉片膏。
「說吧，臘月二十九這一天，你和你爸到什麼地方去了？」趙錫光用嘴唇抿了抿毛筆尖，皺著眉，繼續寫信，頭也不抬地對我說。
我忽然記起，父親曾私下囑咐我，不要將去半塘走差的事告訴別人，只得胡編了一通瞎話來對付他，「山腳下的駝背老舅三十晚上生人，今年八十歲，也是個烈屬。我們去給他做壽。」
趙錫光沒吱聲。直到他終於寫完了信，把筆一扔，兩隻鷹隼似的眼珠直勾勾地看著我，嘴角逼出一絲冷笑來，對我說：
「村裡人（這時師孃推門進來，先生招呼她：你也過來坐坐），村裡人都叫你呆子，對不對？我也差一點被你騙了。你呆嗎？」
這句話，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因為我意識到，在這樣的場合，無論我表示肯定或否認，都是極不合適的。
「其實，你一點都不呆。村裡人才是呆子。別跟我翻白眼好不好？你腦子裡的鬼點子一點都不比你那沒出息的爹少！」先生怒威漸盛，口氣也變得峻厲起來。
師孃見狀，趕緊打圓場說：「你好好說話，可別嚇著人家孩子。」
我知道，倘若一味死扛硬頂，先生接下來就要走過來揪我耳朵了。他過來揪我耳朵也不要緊，只是我受不了他嘴裡那股難聞的大煙味。說實話，趙先生還是第一次這麼認真地跟我說話。應當說，與禮平相比，先生平時很少罵我。就算我背不出書，他也只是打個哈欠，擺擺手，讓我離開。這倒不是他有意對我另眼相待，而是我這樣一個人，也許根本就不值得他較真吧。因此，你可以理解，當我懷著對父親深深的愧疚，將半塘走差的全部過程向他和盤托出之時，心裡多少也有一點自己終於受到了認真對待的受寵若驚。
先生聽完了我的話，與師孃對望一眼，半晌不說話。
最後，師孃怒氣衝衝地說：「如今不是新社會嗎？不是有婚姻法嗎？春琴那孩子，才多大年紀？頂多也就十五六歲，怎麼能說嫁人就嫁人呢？我原本想再等上幾年，把她說給定邦。她娘也是應承過的，風都放出去了，這大呆子冷不防插上一腳，什麼意思嘛！四兒也真糊塗，紅口白牙許了我，怎好說變卦就變卦？再說了，他趙德正，轎伕出身，家裡窮得連根針都找不見，日子怎麼過得出來？要不，今天下午我就到半塘跑一趟？」
「沒用的。」趙先生說，「你那老表妹吃了呆子的魔法，五迷三道的，早就失了心性。你去了，這話怎麼說？依我看，這事不簡單！一年不到，家裡先後死了三個人，怎麼說都有點邪門。這事不簡單！」
趙先生再次衝我擺擺手，示意我可以走了。
我走到他們家天井裡，還聽見書房裡飄出一句話來，是先生說的：「都說瓦注者巧，金注者昏，呆子這個本錢下得可真大呀！」
說真的，剛才，師孃與先生的那幾句話，我有一大半都聽不明白。可從他們的口風判斷，春琴要嫁給的那個人正是大隊書記趙德正。不要說趙先生和師孃，就連我聽了，也覺得兩人不般配。不知為什麼，一想到春琴就要落到又老又醜的趙德正手裡，我心裡就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難受。我本來是要去池塘前的打穀場上找同彬的，卻沒頭沒腦地穿過弄堂，來到了後村嬸嬸家的大門前。
不過既然來了，時間也到了中午，那我就進去吃口飯吧。
奇怪啊！剛才，我明明瞅見嬸嬸坐在門前的碌碡上，蹺著二郎腿正在吃飯，怎麼一眨眼的工夫就沒影了呢？這才多大工夫，嬸嬸家的大門忽然關得嚴嚴實實。我敲了半天的門，堂哥趙禮平這才把門開啟。嬸子和堂妹趙金花坐在一張矮桌邊，都用一種奇怪的眼神看我。嬸嬸問我有什麼事。我那時已經感覺到氣氛有點不太對勁，還只得硬著頭皮對她說，我是來吃飯的。
「吃飯？」嬸嬸笑了笑，「這時候哪還有飯？我們早就吃過了。一粒米都不剩。真是不巧，你要是早來一步就好啦。」
我的堂哥禮平飛快地摸了一下他的小油嘴，也在一旁幫腔道：「早上剩了點紅薯粥，我們早就喝了個精光，沒啦！」
我那小堂妹趙金花，那時才五六歲，竟然也跟著他們拼命地點頭。我後來一直不太喜歡這個堂妹，甚至於有點厭惡，大概跟記憶中這個銘心刻骨的場景有點關聯吧。我瞅見嬸嬸家的灶臺上還冒著縷縷熱氣，空氣中彌散著一股好聞的香味。不用說，那是青蒜末和臘腸丁混合著焦米飯的特殊香氣。我只好自認倒霉。
父親不是會算命嗎？他或許已算出我去嬸嬸家討碗粥喝，大概沒有多大問題，卻沒有算出他們家煮了珍貴的蒜末臘腸焦米飯。為了不至於讓自己的處境顯得過於可憐，我假裝沒事人似的衝著嬸嬸笑了笑，說：「沒關係，爸爸早上出門，在鍋裡給我烙了張大油餅。我回家去吃油餅好啦。」
沒想到，嬸嬸一聽我這麼說，立刻就把臉沉了下來，「你說你這孩子，怨不得人家叫你呆子呢！你們家明明有油餅，還到我家來要飯吃！」
「要飯吃」三個字錐心刺骨。我拼命地咬著嘴唇，儘量不讓自己的眼淚掉出來。跟嬸嬸告了別，我邁開大步往家裡走，就好像家裡真有油餅等著我似的。我走到弄堂口，迎面撞見叔叔披著一件漏著棉花的灰襖，手裡拿著一根剝了皮的楊樹枝，趕著他那頭白花花的大豬郎，正朝我走過來。叔叔張口就問我吃過飯沒有。我只能據實以告。叔叔愣了半天，用楊樹枝在公豬的屁股上抽了一把，像是賭氣似的對我說了一句：「你跟我來。」
我跟在叔叔身後，一步也不落下。他去豬圈，我就跟著他去豬圈。叔叔把豬郎牽到豬圈裡，往公豬的食槽裡扔了一把青草，在豬欄外的木桶裡抄水洗了洗手，這才進了屋。這一回，嬸嬸打量我的眼神里，嫌惡和憤怒已經懶得掩飾了，似乎在問：你又來幹什麼？
叔叔把褲子往上提了提，對嬸子說：「我哥一大早就被隊上派去青龍山開礦了。他在姚家橋遇見我，叮囑我給孩子管頓飯。你給他隨便弄點吃的吧。」
嬸子道：「我們自己也是有上頓沒下頓的。喝了早上剩下來的一點粥湯，這會兒肚子還在咕咕叫呢，哪來吃的呀？」
嬸子公然地給叔叔遞眼色，毫無防備之心，大概是打心眼裡認為我就是個呆子吧。叔叔是個實誠人，聽見她這麼說，就吩咐道：「那你趕緊舀點面來，好歹替他攤一張麵餅，點點飢吧。」
沒想到，叔叔這一說，嬸子突然就暴怒起來。她隨手將抹布往灶臺上使勁一丟，指著叔叔的鼻子罵道：「狗日的，這麼不明事理！成天牽著你那豬郎，日完東家日西家，我看你是日昏了頭！你哥哥放個屁，聞著也是香的，他的話就是聖旨啊？吃了黃狗屎，不識好歹。我們家哪來的面啊？過年包餛飩的面，還不是到更生家借出來的？」
被嬸嬸這一罵，叔叔也沒了主意。他抄起一張葫蘆瓢，從水缸裡舀了一瓢水，咕咚咕咚地灌了下去，把瓢一扔，推開門，到裡屋「挺屍」去了。他這一走倒不要緊，落下我一個人，實在不知如何是好。在那個時刻，我忽然對廣播裡天天在說的「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這句話，有了更為深切的體會。
事到如今，我已經忘了那天中午我是如何離開嬸子家的。只記得，當我經過嬸子隔壁的更生家時，更生的老婆突然從門裡出來，讓她兒子永勝給我送來一個染有紅點的饅頭。
父親從青龍山回來的時候，已是滿天的星光了。他沒有像往常那樣輕手輕腳地走路（惟恐把我吵醒），而是一進門就興奮地喊我起床。我在睡夢中被他嚇了一跳，還以為出了什麼事呢。我穿好衣裳，睡眼惺忪地從閣樓上下來。父親已經把帶回家的一大碗白米飯，隔水蒸熱了，端到了我面前。
那碗白米飯上還蓋著一層蘿蔔燒肉。我用筷子扒拉了一下，肉只有兩塊，也不像父親吹噓的那樣又大又肥。父親將落在藍布包袱上的飯粒撿起來，塞到嘴裡，一邊得意地問我，是不是很長時間沒有聞到肉味了？他坐在桌邊，抽著煙，一動不動地看我吃飯。我每吃一口，父親的喉結就縮一下。我不由得停下筷子，問父親有沒有吃過飯。
他想了一想，說：「要不你給我剩一口？你要是餓，全吃光了也沒事。」
聽父親這麼說，我就知道他沒有吃飯。很有可能，這碗飯本是他一天的伙食。他走了十多里地，給我捎回來，就是為了讓我聞聞肉味。我只吃了小半碗飯，用筷子將那兩塊肉埋在碗底，裝出吃飽的樣子，對父親打了個飽嗝，就上閣樓睡覺去了。父親央求我再多吃一點，我沒搭理他。
我站在閣樓的小木窗前，看著父親坐在灶前的板凳上吃飯。當他吃到我藏在碗底的那兩塊肉時，我看見他的肩膀劇烈地抖動，開始抹眼淚了。這是我第二次看見父親流淚。第一次是在去年夏天，我因為吃了伴著龍糠的油泥，拉不出屎，肚子脹得像鼓一樣，父親往我嘴裡灌韭菜汁時，哭過一回。
父親在灶堂裡流淚，我也在閣樓上哭。
父親並不在乎我知道他在哭。
我也一樣。
那天的後半夜，我矇矓中聽見父親躡手躡腳地爬上樓來，在我的床邊坐了很久。就在黑暗中那麼呆坐著，不說話。我背過身去裝睡，也不搭理他。後來，在不知不覺中，真的睡過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後，發現自己的褲腰帶不見了。哪兒都找不到。開始，我有點疑心，會不會是父親把我的腰帶自己拿去用了，轉念一想，又覺得不太可能。父親凡事心細如髮，不會如此行事。
我揪住褲腰，從閣樓上的梯子上下來，發現那根腰帶在父親的床鋪上被擺成了一個圓圈。父親這麼做，一定有他的道理。我拿開腰帶，掀開被褥，發現裡面有一個用麻布襯衫包裹的圓鼓鼓的東西。開啟襯衫，裡邊是一個大號搪瓷缸。揭開瓷蓋，裡邊有一個烤白薯，還有半截玉米。手一摸，還是熱的。
我坐在門口的路檻上啃玉米，看著被風吹皺的塘水。隔壁的老福奶奶帶著一個四十出頭的女人，來到了院子裡。老福手裡捏著一把溼淋淋的芫荽，對那個陌生女人道：「這就是他家。」隨後又轉身囑咐我說，爸爸讓我尋點草來餵羊，中午就去德正家吃飯。說完，她就顛著小腳搖搖擺擺地走了。
那個婦人身穿黑棉襖，頭戴綠方巾，顴骨高聳，臉頰被北風吹得紅紅的。大腳，大手，大臉盤。說的是江北話，滿臉帶著笑。
她說她從泰州來，早上坐頭一班船到大港，然後一路打聽，來到了我們村。她沒說有什麼事，只是問我父親什麼時候回來。隨後，又反覆追問我，到了天黑，父親會不會一準回來。聽她的口氣，她本來是準備呆到天黑的，只是到後來臨時又變了卦。
她在跟我說話的時候，毫無必要地把我拉到身邊，用兩腿緊緊地箍住我。摸我的手。摸我的胳膊。摸我的頭。最後，她又讓我坐在了她的腿上。她的眼睛裡亮汪汪的，身上有一股好聞的香味。我還是第一次與一個女人捱得這麼近，有點不太習慣，下腹部有一陣既舒服又難受的抽搐。
她摸了我半天，忽然問我，家裡有沒有石鹼？我在水缸邊的灶臺上找到一塊石鹼遞給她，她就起身燒了半鍋水，把我按在木盆裡，給我洗頭。洗完了頭，又幫我洗了臉，洗了脖子。滿盆的清水不一會就變得烏黑。她在給我洗頭的時候，告訴我三句話。她讓我牢牢記住這三句話，一字不落地轉告父親，而且只能在我和父親兩個人的時候，也就是說，在絕對沒有第三個人在場的情況下，才能把這些話告訴父親。要是別人問起，「打死了也不能說」。
第一句，泰州那邊來人送信；
第二句，南通的徐新民被抓，事情不太好；
第三句，要做最壞的打算。
她說完了這三句話，又讓我重複了兩遍，這才放心。我問她，「徐新民」是哪三個字，婦人說，她也不懂是什麼字，只曉得是這個音。據此，我馬上就可以判斷出，這個女人不識字。她從門背後找來一塊圍腰，替我把頭擦得乾乾淨淨。然後，她又端詳了我半天，輕輕地碰了碰我的臉，說了一句讓我終身受用的話：「我還從沒見過眉眼生得這麼俊秀的孩子。」通過這句話，我對自己的相貌第一次有了一個基本概念。她在我肩上拍了一下，讓我到院子裡去呆一會兒，順便把頭髮曬乾。正因為多了「順便」這兩個字，我立刻意識到，她是在把我支開，以便用一下我們家的馬桶。
婦人來到院中，抬頭看了看天色，對我說，她得趕緊走了，一會就要變天了。下午會有一場大雪。
說實話，雖說她囑咐我的那三句話，已經在我們之間建立了牢固的信任感，對她的離開，我多少有那麼點依戀不捨，但她說下午會下雪時不容置疑的口吻，使她的形象再度變得陌生起來。我不得不再次抬頭打量她。我覺得她是在說夢話。太陽還好端端地在天上掛著呢！一朵朵雪白的雲絮，堆在蘑菇房的屋頂上，瓦藍瓦藍的天空下，沒有一絲風。更何況，眼下早已開了春，池塘邊的柳枝上已經垂下縷縷鵝黃色的絲絛，這時節怎麼會下雪呢？
她已經沿著風渠岸邊的大路往前走了一段，好像是想起了什麼事，又轉身走了回來。她來到我身邊，也不說話，抓過我的一隻手，塞給我兩塊包著玻璃紙的水果糖。我看見她的身影在風渠岸的大坡上一點點地變小，一會就看不見了。過不多久，她頭上的綠方巾，又在對面的土坡上一點點地變大，一直升到坡頂，然後向西，很快就消失在一道灰濛濛的山樑背後。
我對於父親讓我去德正家吃飯感到困惑不解，也可以說有點惱火。好像他嫌我昨天在嬸嬸家所受的折辱還不夠似的。德正家正在起房造屋，家裡木匠、泥瓦匠、幫工一大堆，飯菜自然不會差，但在我眼中，德正要比嬸嬸可怕一千倍。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不過，父親既然這麼吩咐了，恐怕自有他的道理吧。我是抱著父親交代給我的某種使命（而非單純的口腹之慾）前往德正家的。我還帶上了竹籃和鐮刀，打算吃完飯就去他們家後面的磨笄山尋草。有了竹籃和鐮刀打掩護，我心裡踏實了一些——一旦在德正家碰了壁，沒人招呼我吃飯，我就可以裝作是出來尋草的，悄悄走開就是了，面子上也不至於太難看。
我走到紅頭聾子家的小院邊上，迎面遇見唐文寬挑著糞桶站在了路當中。他朝我不懷好意地傻笑。我要從籬笆這邊穿過去，他就用右邊髒兮兮的糞桶擋我的路；我要從挨近池塘的一邊繞過去，他又用左邊的糞桶來攔我；我要從他扁擔下鑽過去，唐文寬就蹲下身來。沒辦法，我只得停下來與他搭話。他見我站住了，索性歇下擔子，把扁擔往糞桶上一擱，坐在擔子上與我說話。他的笑有點不太正經。
「你媽媽來看你啦？」
「我媽？在哪裡？」
「剛才從你們家出來的那個大屁股女的，不是你媽媽？」
「她不是我媽。她從泰州來，給我父親捎口信來的。」話一齣口，我就被自己的輕率嚇得魂飛魄散。那個好心腸的女人再三叮囑我，不要把她到訪的枝節告訴任何人，可她人還沒走遠，我就已經將這個秘密洩露給了第一個遇見的人。好在唐文寬對這些不感興趣，他繼續一本正經地朝我眨眼睛，笑道：
「傻孩子！她就是你媽媽。我認得她。如果我是你的話，現在就去追。別愣著呀，放下籃子趕緊去追。她這會最多走到十八畝，你要去追，完全來得及。快跑，咚咚地跑！抄近路，追上她，什麼都別說，纏著她，跟她回家。她們家就住在城裡的糕餅街。右邊有一個油條鋪子，左邊有一個麻花鋪子。她家裡養著兩隻雀子。一隻金雀子，一隻銀雀子。每天早上，金雀子從油條鋪子叼回一根油條，銀雀子從麻花鋪子銜來一根麻花……」
我知道他在愚弄我，可也拿他沒辦法。他就喜歡與村裡的孩子嬉鬧，一旦編起故事來，出口成章，用不著打底稿。這就好比在他家聽說書，我們永遠無法知道，哪些故事是書上寫著的，哪些故事是他隨時編出來的。關於我母親的這篇故事還沒有說完，他老婆王曼卿已經在水碼頭邊叫他了。唐文寬笑嘻嘻地站起身，挑起糞擔，似乎意猶未盡，又對我說了一大串古里古怪的話，我連一個字都聽不懂。每當他說出那些誰也聽不懂的鬼話時，總是一動不動地觀察我們的反應。他大概很喜歡欣賞我們臉上疑惑不解的神情吧。說怪話，是唐文寬與孩子們惡作劇的最後一幕，好比餐後的點心，而最後，照例是旁若無人的哈哈大笑來收場。
好不容易擺脫了唐文寬的糾纏，我剛走到祠堂邊，就看見堂哥趙禮平也拎著籃子，從柏生家的草垛邊閃了出來。我有點不想搭理他，就裝出沒有看見他的樣子，並暗自加快了步子。
禮平很快就攆上了我。
他問我到哪裡去。想到昨天中午他對我的無情無義，我故意大聲對他說：「趙德正請我去家裡吃飯。」禮平明顯地愣了一下，似乎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他並沒有就此放過我，像影子一樣在我身後緊緊地跟著。我走他走，我停，他也停。每往趙德正家走近一步，我對他的厭惡就增加一分。
有兩個婦女在打好的地基上往牆縫裡灌漿。德正和更生兩個，拉著尼龍繩，正在地上撒石灰線。我到了近前，故意在德正身前身後晃悠，以便讓他看見我，好招呼我去吃飯。可德正畫完了石灰線，又幫著馬老大拌麥秸泥去了。直到馬老大問我，那個戴綠方巾的女人打哪兒來、是我們傢什麼親戚時，德正總算是意識到了我的存在。他轉過身來，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禮平，「吭」的一下擤出一把鼻涕來，搓了搓手，慷慨地對我們命令道：「你們兩個小鬼，這時候才來？趕緊去吃飯！」
他說的是「兩個小鬼」。明明白白。我和禮平同時扔掉了手裡的草籃和鐮刀。在奔向飯桌的過程中，禮平跑得飛快，把我扔下了一大截。
德正家的新房就建在磨笄山下。除了幾座墳包和一叢叢的雜樹，附近沒有一戶人家。因為新房還沒有建起來，沒有生火做飯的地方，趙德正就借了離那兒最近的小武松家，給木匠和泥瓦匠供飯。我和禮平一口氣跑到小武松家，工匠們早已吃完了飯，歪在桌邊剔牙了。雖說飯桌上只剩下了些冷菜殘羹，但沒有大人的管束，我和禮平都吃得十分盡興。等到小武松的老婆銀娣把一碗剩湯熱好了重新端上桌來，我們因吃得太多，已經感到微微有些頭暈了。
從武松家出來，禮平建議我們去山上的便通庵尋草。他臘月裡曾去過一次，便通庵前的池塘邊長滿了肥嫩的青草。去便通庵要翻過一座山包，路途雖然遠一些，但我們撐得滿滿當當的肚子，正需要一段山路來消食。
我在路上吃了一顆糖。我把漂亮的玻璃糖紙剝開，將糖撿入口中，再將紅色的糖紙在手心裡撫平，湊在陽光下，兩面看了看，這才小心翼翼地將它疊好，放入褲兜中。整個過程，多少有點炫耀的意味。我原以為禮平會立刻跟我要糖吃。如果他要，我當然會給。可禮平一聲不吭，假裝沒看見。那顆糖反而成了負擔。等到我們開始爬山的時候，禮平一隻手箍住我的肩膀，假惺惺地對我笑道：「你嘴裡什麼味？怎麼這麼好聞？」我馬上就把兜裡的那顆糖掏了出來，給了他。
我們走到半山腰的樹叢裡，看見雪蘭拎著滿滿一籃豬草，後邊跟著她弟弟小斜眼，正從山坡上下來。禮平就叫住了她，要和她鬥草。雪蘭看了看禮平，又扭頭看了看我，也不說鬥，也不說不鬥，而是怯怯地笑了一下，對我們說：「你們兩個都有糖吃，哪來的？能不能也給我一顆？」禮平就笑嘻嘻地朝她走過去，將臉湊向她耳邊。雪蘭傻呵呵地笑著，主動把耳朵側向他。小斜眼拽著姐姐的褲子，仰頭看著他們。禮平說：「你嘴巴張開，我把糖吐在你的舌頭上。」
雪蘭的臉陡然陰沉下來，兇狠地瞪了我們一眼，對著禮平罵了句「我日殺你家媽媽」，一把拽過她弟弟，頭也不回地走了。
站在磨笄山的山頂，矗立在對面山樑上的便通庵便可盡收眼底。這座古廟不知何時所建，我們只是聽說，村裡的媒婆馬老大在還俗之前，曾在這座寺廟裡修行多年。這座荒寺是我們大隊最北的邊界。寺廟的北坡下，有一道清澈的溪流，人稱「金鞭灣」。金鞭灣月牙形的河道圍住了一個蓊蓊鬱鬱的小村莊，名叫「野田裡」。
野田裡再往北，就是滾滾長江了。
便通庵雖說近在眼前，彷彿伸手可觸（我甚至能夠看見池塘裡鳧遊的野鴨），但要走到那裡，卻並非易事。因為它與磨笄山之間還隔著一條長滿荒草和荊棘的深壑。在鬧饑荒的那些日子裡，父親成天躺在床上，眨巴著眼睛算命。他最終算出的結果是：既然便通庵的池塘夏天開滿了荷花，到了深秋時節必有蓮藕可挖。可是，當父親叫上瘸腿的叔叔，扛著鐵鍁，提著馬燈，連夜趕到那裡的時候，還是晚了一步。那座池塘早已被人掘地三尺，翻了個底朝天。
「還去嗎？」禮平縮著脖子，抖抖嗦嗦地朝便通庵的方向指了指，語調中有一絲為難和擔憂。我立刻就明白了他為何要這樣問。剛才還是好好的晴天，轉眼間已變得一片昏黃。風向稍稍偏向東北，大片的烏雲緩緩地朝我們頭頂壓過來，細鹽似的雪粒，撲撲簌簌地打在我們身上，在山上的亂石中跳躍著。緊接著，雪珠變成了雪霰。很快，雪霰又變成了紛紛揚揚的飛絮，天空轉而變得陰暗沉黑。
不大一會工夫，在漫天的雪幕中，便通庵已經看不見了。
一直等到地上有了一層積雪之後，我和禮平才轉身往家走。我的腦子裡一直在想著上午來家的那個女人。這個來無蹤去無影、頭戴綠色方巾的婦人居然如此神通，明顯不是一般人。她大清早急匆匆地趕來送信，想必有什麼大事正在發生。如果她的家果然在泰州，如果她走得足夠快，這會兒應該已經在過江的船上了吧。
我又想起了「徐新民」這個名字，想起了她讓我轉告父親的那三句話。不知為什麼，我忽然有些害怕起來，周身掠過一陣冰冷的顫慄，心裡像是壓了塊石頭。
德正的新房
德正原是村裡的一名轎伕。
他出生後不久，母親就過世了。他的父親趙永貴是個酒鬼，每天靠挖樹根得來的一點錢，差不多都被他換成了酒，喝到了肚子裡。趙德正五歲那一年，父親在吐了滿滿一缽頭鮮血之後，趴在桌上死了。村裡那些有見識的人湊在祠堂裡一合計，就由趙錫光做主，把他們家兩間破磚房變賣了。大部分錢用來還債，剩下幾文銅板，連棺材都置辦不起。最後，他們好說歹說，從更生的父親手裡買下了一箇舊衣櫥，把中間的槅板去掉後，將趙永貴的屍體斜塞了進去，草草安葬了。村裡人覺得幫人應該幫到底。過了頭七，他們就派人把趙德正送到了江北的高橋，讓他去投靠開豆腐店的舅舅。沒想到，不到一個月，趙德正又從江北迴來了。多半是他孃舅嫌他累贅，不肯收留他。
這麼一個瘦骨嶙峋的孩子，連褲子都沒有，成天在村子裡晃盪，時間一長也不是事。幾個好心人又來找趙錫光，讓他出面拿個主意。那時，趙錫光因小老婆馮金寶剛生了一個死胎，心緒正惡，就對來人蹙眉道：「俗話說，救急不救窮。他們家的事，我已替他料理停當。他嫡親的孃舅不要他上門，我有什麼辦法？隨他去吧！」村裡人只得轉過身來去找趙孟舒。孟舒略一思索，就對來人建議說，不妨把這孩子安頓在祠堂裡。看守祠堂的三老倌，八十多歲了，也正缺個幫手。事情就這樣定下來了。老人們因記掛著這個沒爹沒媽的小可憐，家裡有了好吃的，總要勻出一點往祠堂裡送。到了颳風下雪的冬天，村裡窮人家的孩子也不一定個個都有棉褲穿，趙德正倒是一樣都不缺，雖然是舊的，卻也足以禦寒。
大概是因為吃百家飯長大的緣故，德正成年後反而比一般孩子長得敦實健壯。他是村裡僅有的兩個能把碌碡舉過頭頂的人之一（另一個就是赫赫有名的小武松）。他平常除了給人抬轎之外，偶爾也會在鄰近各村給人打短工。有時，也會幫人抬棺材。趙德正平常不愛說話，但性情剛烈。不論哪家有事請他幫忙，他總是隨叫隨到，分文不取，村裡人倒也心安理得。每個人心裡的盤算都是一樣的：既然眾人合力將這個孤兒撫養成人，如今已經到了他回報村人的時候了，讓他賣點力氣，理所應當。
轉眼間就到了一九五〇年初。村裡來了土改工作隊。他們召集全村的男女老幼到祠堂開大會，推選農會主任。鄰村為爭當農會主任而打破頭的事時有所聞，但在我們村，情況恰好相反。大會一連開了三天，就是無人願意出頭擔任農會主任一職。工作隊的幹部們分頭上門，挨家挨戶地調查研究、說服動員，最終仍然一籌莫展。到了後來，就連村民大會都開不起來了，勉強到會的幾個婦女照例是蔫頭巴腦，一聲不吭。工作隊在村裡呆了三個月，連個農會主任都選不出來，他們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情況逐級上報，一直報到縣裡的主要負責人嚴政委那裡。嚴政委也不敢怠慢，二話不說，乘坐一輛吉普車，親自來到我們村一探究竟。
據說，嚴政委是從徐蚌戰場的死人堆裡爬出來的，腦子裡還有一枚彈片沒有取出來，什麼世面沒見過？他在村裡東轉轉，西逛逛，見到人就拉住他們聊家常，不到半天的工夫，心裡就有了底。
第二天早上，又開村民大會。村裡的男男女女都想看看縣裡的大官長什麼樣，也不用敲鑼，都早早地趕到祠堂裡，聽他講話。嚴政委倒也沒有多餘的套話，一開口就單刀直入。他說：
「儒裡趙村之所以三個月還選不出一個農會主任，是有人暗中搗鬼。有人暗中搗鬼，是因為他自己想當這個農會主任。這些人從舊社會過來，總是用老眼光來打量我們共產黨人。他們認為，只要給我們出個難題，讓我們出個洋相，給我們一點難堪，我們的事情就辦不成了！事情辦不成了，我們就會回過頭去求他。三請四邀，三顧茅廬，還要用八抬大轎去請他出山，來維持地方（嚴政委說到這裡，坐在前排的幾個小年輕，都不約而同地回過頭來瞅著馮金寶。馮金寶則低聲罵道：‘日你媽的爛屌芯子！看什麼看？我臉上也沒寫著字。’）。好嘛，你不是要跟我們唱對臺戲嗎？我們就跟你唱一唱。你不是想讓我們上門去求你當這個農會主任嗎？我們偏不讓你當！也罷，今天我們大夥聚在一起，先不選什麼農會主任。選什麼呢？就選村裡最窮的人。你們村裡誰最窮，就讓他來當這個農會主任。本來嘛，新社會就是要讓窮人當家做主，天經地義。誰最窮，誰就來當這個家，做這個主。」
嚴政委的這番講話，是由父親後來繪聲繪色地告訴我的。他說他記得一字不差，恐怕有點吹牛。但村裡其他人的轉述，也大致差不多。嚴政委剛講完話，紅頭聾子朱金順就第一個站了起來，嚷嚷說：「若要論我們村裡最窮的人，那就是趙德正了。根本不用選，這個人，窮得叮噹響，打小沒爹沒孃，可以說上無片瓦，下無寸地，一人吃飽，全家不餓。」他這一嚷，祠堂裡傳來了一陣鬨笑。
嚴政委倒是不笑，他和工作隊的幾個人嚴肅地商量了一陣，果真就招呼德正站起來「亮亮相」。可惜，德正那天不在現場。他送一個會彈琴的和尚回鎮江的金山寺去了。據說，那天傍晚，趙德正從鎮江回來，聽說自己被選為農會主任，嚇得腿都軟了，半天不敢進村。
確定了農會主任的人選之後，接下來就是民主評議。嚴政委讓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隨心所欲地發表意見。村裡人大概一時半會還沒從巨大的疑惑和震驚中回過神來，一個個都低著頭，沒人吭氣。嚴政委見無人反對，正要宣佈散會，一個年輕婦女突然紅著臉站了起來（我嬸子拉了她好幾把，愣是沒把她拉住），大喇喇地說：
「我不同意！」
嚴政委仔細地打量了她半天，隨後就笑了。他問她為什麼不同意，語調突然變得十分和藹。那位婦女高揚著脖子，大大方方地說了趙德正不能當農會主任的幾條理由，而嚴政委則耐心地逐條加以解釋。她說，趙德正不識字。嚴政委就說，不識字沒關係，可以慢慢學嘛！沒有人生來就是識字的；她說，趙德正是個悶屁蟲，要是上臺作報告，保險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嚴政委說，我小時候也不會說話，見了人就躲，沒關係嘛，只要他不是啞巴，鍛鍊鍛鍊就好了；她說，趙德正出身微賤，靠村裡人的施捨長大，現在反過來了，讓他在全村人面前吆五喝六，發號施令，有點不太合適。這抬轎子的管著坐轎子的，自古以來沒這規矩！嚴政委說，那好，我們今天就來破一破這規矩！她還說了些別的，嚴政委笑呵呵地都給她逐條駁了回去。
最後，這個婦女看上去有點惱火，她扯著嗓子對嚴政委喊道：「照你這麼說，這個農會主任，我也能當！」
祠堂裡又是一陣鬨笑。
嚴政委也笑了起來，「我看也沒什麼不可以。」
三天後，鄉長郝建文帶著幾個鄉幹部，來村裡正式宣佈對趙德正的任命，那名婦女也同時被增補為農會副主任。他倆很快就被送到鄉里，在基層幹部學習班培訓了兩個月。在這之後，趙德正換上了一身新衣新帽回到了村裡，像模像樣地當起了農會主任。而那位婦女卻被抽調到縣裡繼續學習去了。一年後，她改任鄉里的婦女主任。鄉里就臨時安排剛剛從部隊復員回來的高定邦，與德正搭班子，當了他的副手。
五十多年後，我在蚊聲如雷的炎炎夏日寫下上述這段文字時，內心感到了一種難言的痛楚。唉，世事變幻，鬼神不測，不說也罷。我相信，聰明的讀者讀到這裡，多半已經猜到了其中的原由了吧。關於這件事的種種曲折，我們不久以後就會談到。
趙德正當上農會主任後，村裡人不得不用全新的眼光來打量這個孤兒。他們說，趙德正天生就是做官的料。你看他一米八的身板，臉色陰沉地往臺上一站，確實有一點不怒自威的氣派。他平時不愛說話，反而成了他最大的優點——因為只要他金口一開，往往就是命令，容不得你去跟他討價還價。念報紙和讀檔案一類的事，他是不屑於乾的，全由高定邦代勞。他做起報告來雖說髒話連篇（據他自己說，若不帶髒字，他連一句話也說不上來），居然也能條分縷析，把事情說得頭頭是道，一二三四五，點點不漏。連郝鄉長都誇他「這狗日的，話糙理不糙」。後來，德正入了黨，他的官職由農會主任變成了指導員和教導員，再後來人民公社成立，他就成了我們大隊第一任支部書記。
可德正也有一樣不好：他習慣把自己的副手高定邦當家奴一般使喚。開始，定邦還能隱忍，再往後，就有點面和心不和。特別是當農會的另一名骨幹梅芳嫁給了他弟弟高定國之後，三個人「連起黨來」，開始公然與趙德正作對。到了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高定邦撇開趙德正，成立了一個軍事化的組織，名為「青年突擊營」，高定邦自任營長。他們有一句響亮的口號，成天掛在嘴邊，村裡人人皆知，叫做：「背起包，跟我跑！」
後來，村子裡有傳言說，梅芳實際上同時嫁給了兄弟倆。她前半夜與定國睡，後半夜則由哥哥定邦享用。這多半是村裡人閒極無聊而編出來的瞎話，根本不足為信。據說，這事首先是從小武松的老婆銀娣口中傳出來的。而銀娣之所以知情，是因為她與村中幾個膽大的婦女，有半夜潛入人家窗下聽壁根的惡習。我記得去年秋末的一天，我的堂哥禮平不識相地向銀娣求證此事的真偽，後者氣不打一處來，一個巴掌在他臉上拍出了五道手印，仍覺得不解氣，又在禮平的屁股上踢了一腳。這件事也是導致我嬸嬸和銀娣多年失和的原因之一吧。
一年春天，嚴政委來鄉里檢查工作，專門來到儒裡趙村，看望自己親手提拔起來的這位部下。他沒有回到鄉里去住宿，而是在趙德正居住的祠堂裡過了一夜。那天晚上，春雷一夜未停，瓦縫中的漏雨打溼了半邊床，兩人索性披衣坐起，在昏暗的油燈下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嚴政委臨走前，特地交代趙德正說：
「老夥計，艱苦樸素是必要的，但我們共產黨人也不是苦行僧。你琢磨琢磨，選個地方，給自己造個房子吧。磚瓦你自己想辦法，木料我替你解決。」
那個年代的官，說話還是算數的。嚴政委給大路林場的廠長打了個招呼，沒過多久，廠長就派人給德正拉來了七八根粗大的圓木。這些木料長年堆放在祠堂院中的閱臺上，任其日曬雨淋，木色漸漸發了黑。很快，閱臺上的蒿草就把它們蓋住了。
德正一直沒想為自己蓋房。當他纏著郝鄉長，要在村裡辦一所學校時，這批木料被他作為重要的籌碼，與郝建文軟磨硬套，「你看，建校舍的木料，我們都已準備齊了，只要上面批下來，我們可以立刻開工。」
他在祠堂裡住慣了，覺得這樣挺好。可那些由新珍或銀娣介紹過來的物件卻不這麼看。她們抱怨說，人長得醜一點倒也無所謂，若在破敗、潮溼、散發著黴味的祠堂裡成親，不說別的，一想到旮旮旯旯裡的那些老鼠、蜈蚣（說不定還有赤練蛇），就讓人受不了。據說，三老倌當年就是晚上睡覺時被老鼠咬破了鼻子，得破傷風死的。父親後來告訴我，當他第一次去半塘為德正提親時，春琴的母親一聽說德正還住在祠堂裡，就拉下臉來，皺眉道：「要是沒有新房，所有的事都免談！」
窯頭趙村有一個名叫駱金良的窯工，原先與趙德正一起給人抬過轎子，兩人私交甚密。駱金良是個有心人。每當磚瓦出窯，駱金良就把那些缺邊少角的斷磚殘瓦，悄悄地撿出來，堆放在窯廠邊的一個草棚裡。到了去年年底，他估摸著這些磚瓦足以建造三間大瓦房了，就讓他女兒來到我們村給德正送信：磚瓦有了，新房可以隨時開工。
小木匠趙寶明對德正說，正月裡天寒地凍，不宜大興土木。可既然春琴已答應嫁過來，德正根本就不管這一套。元宵節一過，他的新房就在剛勁的北風中開了工。
在隨後的那些日子裡，同彬已經在焦急地計算德正家上樑的日期了。他讓我一旦打聽到上樑的準確日子，就「馬不停蹄」，立刻向他通報，「他媽的，上樑的前一晚，老子豁出去了！不睡覺等天亮，你呢？」同彬還說，要是等聽到鞭炮聲響起，再從床上爬起來衝過去，饅頭和糖早就被人搶光了。對於我們這些孩子來說，一過正月十五，德正家上樑的日子，已經成了我們唯一的指望。上樑時的情景，我們閉上眼睛都能想象得到：領頭的木匠師傅趙寶明，嘴裡叼著煙，耳朵上夾著短鉛筆，牛逼哄哄，跨在大梁上，一邊放著鞭炮，一邊滿天滿地地撒下糖果、糕點和饅頭，別提有多神氣了！他把糖果撒向東邊，人群山崩海嘯般湧向東邊；他撒向西邊，人群又潮水般地湧向西邊。這樣的機會，誰願意錯過呢？
德正的新房快要完工時，忽然停了下來。停工的原因，說來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竟然是屋頂的椽子沒有著落。按照銀娣的意見，不如趕到鄉里，給縣上的嚴政委打個電話，讓他再給大路林場的姚廠長批個條子，「弄它百十來根椽子回來」。可德正說，嚴政委早已不在縣裡了，他調到地區行署當專員去了。小武松覺得老婆的想法有點太過費事，「大隊的樹多的是，我連夜帶人去砍，要多少有多少，這樣最省事。你居著官，誰敢放個屁？」他們夫婦的主張，趙德正最終都沒有采納。他想出來的辦法，在日後的幾十年中，始終是村裡人閒言碎語的話題之一。
他讓小武松帶幾個人把磨笄山上那些無主的墳包挖開，屍骨拾掇拾掇集中掩埋，棺材板剖開刨光，刷上桐油，就是現成的椽子。小武松一聽有理，連夜就找人平墳去了。木匠們嘴上不好說，心裡都擔心沾上晦氣，傷了陰騭，背地裡把趙德正的祖宗八代都罵了個遍。
把棺材板剖開做椽子這件事，不知怎麼就傳到了江北他舅舅的耳朵裡。聽說了外甥的這個荒唐舉動，夫婦二人就坐頭班船從高橋趕了過來。舅媽一把眼淚一把鼻涕，一會兒說「用棺材板蓋房子生下的孩子沒屁眼」，一會兒又說「那麼多無名鬼聚在你屋裡，三天一小鬧，五天一大鬧，過什麼安生日子？你是我們嫡親的骨肉，話不中聽，都是為你好」。舅媽這麼一嚷，舅舅彭傳才也陪著笑對外甥道：「頭頂上淨是棺材板，這人呆在屋子裡，跟躺在墳墓裡有何區別？這事斷斷不行。你爹媽不在了，這事得依我。」
正在一旁抽菸的小木匠趙寶明一直鐵青著臉，聽見老舅不停地絮絮叨叨，最後也失去了耐心，「你老人家現在知道做主了。當初，五歲大光屁股的孩子投到你門首，你怎麼就不替他做主呢？你老不讓他用棺材板做椽子，那就別廢話，趕緊回家運一船木料來是正經！」
一番話，說得老者面紅耳赤，閉口無言。
叫舅舅、舅媽這一鬧，原本鐵了心的趙德正此時也有點忐忑。一天晚上，我和父親都已睡熟了，忽聽見德正在院外叫門。我看見閣樓下亮了燈，隨後是開門聲。德正進了屋，先是罵了一大堆髒話，然後把舅舅、舅媽出面阻攔一事，從頭到尾說了一遍。最後他對父親道：「不如這樣吧，你是算命先生，懂得命理陰陽。你給說句話，用棺材板做椽子，行，還是他孃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