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理說，以克雷齊馬爾的報告為內容的那一章，原本就已經長得叫人深感不安了，而前面這一段的篇幅可更是了得，所用的頁數甚至大大超過了前者，不過，令我聊以自慰的是，我能夠對自己說，讀者不可以因此而怪罪於我。他們因此而提出的過分要求超出我這個作者所能擔負的責任，我可以置之不理。把阿德里安的這份記錄圖省事地隨便甩給某個編輯；把這個「對話」（請注意我給這個詞加上了一對錶示抗議的引號，當然我也承認，這樣做只能部分地消除其自身所固有的陰森恐怖）——也就是把這個談話化整為零地分散到各個編了號的章節中去，任何的擔心讀者的接受能力可能會減弱的顧慮，都不會對我有所觸動。我必須用滿懷悲痛的虔敬去再現一件現存的事物，把它從阿德里安的五線譜譜紙上轉抄到我的手稿裡來；真的，我不僅是一個詞一個詞地，而且我甚至可以說：也是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抄錄下來的——其間常常放下手裡的筆，常常為了恢復而中斷，不是思緒紛繁地在書房裡來回踱步，便是一屁股坐進沙發，雙手合十於額頭之上，故而，我本來只須照抄照搬的一章完成起來竟然不比自己此前所寫的任何一章要快，這聽起來也許很奇怪，但卻真的是事實，因為我的手在這個過程中時不時地就會抖上幾抖。
同記錄自己的思想一樣，意味深長而又思前想後的抄寫其實也是（至少對我而言；不過亨特普佛特勒爾閣下在這一點上也贊成我的意見）一項費力而又費時的工作，而讀者早在前面的一些地方就有可能已經低估了我在我這已故朋友的生平故事上所用過的天數和星期數，那麼他現在同樣也有可能在他的想象中是落後於我寫下當前這幾行的這個時刻的，姑且讓他去嘲笑我的迂腐吧。不管怎樣，我認為自己這樣做是正確的，我要讓他知道，自打我開始這些生平記錄以來，時間幾乎已經過去了又一年，而1944年4月也隨著最新一章的撰寫而來臨了。
當然，我的這個日期指的並不是我自己所做的這項工作所處的那個日期——不是我的小說已經寫到的那一個，即1912年的秋季，上一次戰爭爆發的二十個月前，那時阿德里安和呂迪格爾·席爾德克納普一起返回慕尼黑，他首先在施瓦賓給自己找到一家提供膳宿的小旅店（吉澤娜旅館）住了下來。我不知道這種雙重的紀元為何會如此強烈地吸引我的注意力，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如此迫切地要把它指點出來：這個個人的和事實的紀元，這個敘述者穿行於其中的時間，以及那個被敘述的事物發生於其中的時間。這是兩個時間的執行軌道的一種非常奇特的交叉，另外也是為了再和第三個相結合：即那個時間，讀者有一天將會因為想要接受這被告知的一切而抽出的那個時間，這樣一來，讀者也就和一個三重的時間秩序發生著關聯：他自己的時間、編年史作者的和歷史的時間。
這些苦思冥想在我看來已經漸露疲態，我無意於繼續沉迷其中，我這裡只想補充的是，「歷史的」這個詞有著那麼一股子強烈的陰森氣，用它來指我的寫作所處的那個時代，遠比用它來指我所寫的那個時代要合適得多。最近這幾天對奧德薩所進行的激烈爭奪是一場損失慘重的戰役，結果以黑海之濱的這座名城落入俄國人之手而告終，不過，這個對手沒有能夠擾亂我軍的換防行動。同樣，他肯定也不會在塞瓦斯托波爾，我們的另一張王牌，得逞，這個顯然佔優勢的對手似乎現在就想把它從我們手裡奪走。與此同時，隨著我們固若金湯的歐洲堡壘幾乎每天遭受空襲，巨大的恐慌開始四處蔓延開來。這些巨獸投下的炸彈造成了越來越大的毀滅，儘管它們當中也有不少成為我們英勇抵抗的犧牲品，但這又於事何補呢？成千上萬的怪獸讓這個被膽大妄為統一起來的大陸變得暗無天日，我們的城市越來越多地淪為一片廢墟。萊比錫，這座在萊韋屈恩的成長，在他的人生悲劇的形成過程中扮演過重要角色的城市，不久以前也被狠很地擊中了：正如我不得不有所耳聞的那樣，它的著名的出版社群只剩下一堆瓦礫，難以數計的寶貴的文獻資料和文獻人才培訓場所被毀於一旦——一個不僅令我們德國人，而且根本就是令全世界熱心文化教育事業的人都會感到萬分沉重的損失，然而，後者似乎願意以盲目的或正確的方式——我不敢對此妄加判定——去容忍這樣的損失。
是的，我擔心，事情會朝著毀滅我們的方向發展，一種被賦以致命靈感的政治讓我們同時和人口最多並有革命威望的大國以及生產能力最大的大國發生衝突——美國這架生產機器看上去甚至不需要開足馬力便能源源不斷地製造出一大堆銳不可擋的戰爭工具。而那些神經緊張的民主國家甚至也懂得利用這些可怕的工具，這倒是一個叫人震驚、也叫人清醒的體會，有了這樣的體會之後，我們不再天天去犯下述的習慣性錯誤，以為戰爭就是德意志的一個特權，以為別人在暴力藝術領域肯定都是淺薄的半吊子。我們已經開始，（在這個方面，亨特普佛特勒爾閣下和我均不再是例外）對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戰爭技術作最壞準備，擔心敵人入侵的緊張與日俱增：佔優勢的武器裝備和數以百萬計計程車兵從四面八方向我們的歐洲城堡所展開的進攻——或者我應該說：我們的監獄，我應該說：我們的瘋人院？——正在被期待，而只有對似乎是真正偉大的阻止敵人著陸的預防措施進行印象最為深刻的描述——專門用來保護我們和這個大陸不至於失去我們現在的元首的預防措施——才能夠從思想上去抗衡那種對於未來的普遍恐懼。
顯然，我的寫作所處的時代具有比我所寫的時代，阿德里安的時代，那個只把他引領到我們難以置信的時代門口的時代，強大得多的歷史動力，而我現在的心情則是，我真恨不得去衝著他，真恨不得去衝著所有現在不再和我們一道，過去，當這個開始時，也不再和我們一道的人，去衝著他們大喊一聲「您是有福的！」，大喊一聲發自內心的「願您永遠安息！」。阿德里安在我們的有生之年面前是安全的，這個安全性於我是寶貴的，我對它十分珍視，我可以意識到它，為此我樂於去容忍我繼續置身於其中的這個時代的恐怖。我覺得，我好像是在代表他，是在為他而活，好像不是他，而是我在承擔他肩頭一直沒有能夠承擔的重擔，簡言之，好像我在通過替他而活的方式向他表示一份愛意；這種想象，它儘管虛無飄渺，甚至無異於痴人說夢，但卻令我感到愉快，它迎合了我一直以來所懷有的那種為他服務、幫助他、保護他的願望——這個需要不幸得很，在我朋友活著的時候只得到過非常微小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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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認為值得注意的是，阿德里安在施瓦賓的那家小旅店只住了兩三天，而他根本也沒有打算在城裡找一套合適的長租房。席爾德克納普在義大利的時候就寫信給他原先在阿瑪利恩大街的房客，從而保證了自己可以重新住回以前的老窩。阿德里安不想再去市政議員夫人羅德家住，也根本無意繼續呆在慕尼黑。他的決定似乎是長時間以來悄然形成的——而且情況還是這樣的，他也沒有事先臨時坐車去瓦爾茨胡特附近的普菲弗爾林考察和商談，而就只是打了一個電話過去，而且還是一個非常簡短的電話。他從吉澤娜旅館打電話給施魏格施迪爾家——接他電話的正好是艾爾澤大媽本人。他首先向人家自我介紹，說他就是以前有幸來莊園考察過的那兩個騎車人之一，緊接著就問人家是否願意，同時可以以什麼樣的價錢把二樓的一間睡房和底層的那間修道院院長工作室作為白天逗留的場所讓與他用。不過，施魏格施迪爾太太並未急著講價，儘管那包括伙食和服務在內的價錢後來證明是非常適中的；她首先要弄清楚對方是當初那兩位來訪者中的哪一位，是作家還是音樂家，在對自己當初的印象進行了一番核實之後，她瞭解到對方是那位音樂家，於是就本著完全是為他好、為他著想的立場對他的請求提出異議——而她提出異議的方式也只不過如此，即她說，他肯定很清楚什麼對他最有好處。她說，一般出租都是為了賺錢，但他們，施魏格施迪爾家，卻不是這樣的，他們僅僅只會偶爾地，也就是說根據具體情況，接納房客和食客；這一點兩位先生應該是能夠從她上次的介紹中立馬瞭解到的，而他這個打電話的人是否就構成這樣的偶爾和這樣的情況，這可不是她的事情，這個結論必須由他自己來下。他在他們那裡將會過得很安靜，很單調，另外，生活設施也會很簡陋：沒有浴室，沒有抽水馬桶，取而代之的只有屋外的農家茅廁，而叫她感到吃驚的是，一個年齡，如果她沒有弄錯的話，還不到三十的先生，一個搞藝術的人，竟然不在有文化表演的地方待著，卻甘願跑到偏僻的農村來安營紮寨。其實，用「吃驚」這個詞是不準確的，她和她丈夫天生就不會吃驚，如果這或許正好就是他在尋找的東西，那他只管來好了，因為太愛大驚小怪的人真的是佔了絕大多數。不過，這樣的一種關係可不能只是心血來潮，住幾天就走，而是從一開始就要有一點長期打算的，因為馬克斯，她的丈夫，還有她本人，都很看重這一點，所以這一條必須好好考慮，特別考慮，不是麼，是不是唦？等等。
他是長期的，阿德里安回答道，而且這件事情他已經考慮很久了。那種等待著他的生活方式已經通過了內心的考驗，已被認為是好的和可以接受的了。他同意每月120馬克的價錢。他請她給他挑個臥室，當聽說他的臥室是那間修道院院長室後，他很是高興。他要求三天後就入住。
事情就這樣發生了。阿德里安利用他在這座城市的短暫停留去和一個別人給他推薦的（我認為：是由克雷齊馬爾推薦的）抄寫員會面，即撞塞子樂隊的第一大管吹奏手，想通過這個副業賺點小錢的格里彭克爾，阿德里安把《愛的徒勞》的總譜的一部分留在了他的手裡。在帕萊斯特里納時他還沒有徹底完成他的這部作品，那時他還在給最後兩幕配器，那個奏鳴曲形式的序曲也還沒有解決，其最初的構思，他認為，通過引進那個驚人的，而對歌劇本身則是完全陌生的，在重複和結尾的快板裡作用極其風趣俏皮的副主題，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此外，他在作曲時曾經大段大段地忽略演唱符號和速度符號的標註，所以又花了很多氣力去補做這項工作。順便提一下，我心裡很明白，他的義大利之行的結束和這部作品的完成沒有能夠同時發生其實並非偶然。甚至在他刻意追求這種巧合的時候，事情仍舊沒有能夠按照他那隱秘的意圖發生。他這個人太始終如一了，太會保護自己不受環境變化的影響了，所以，他是絕對不會把此事看作是值得嚮往的，即在生活的場景發生更迭時，他完全能夠處理解決好在前面的狀況下做過的事情。為了內在的連續性的緣故，比較好的做法是，他這樣對自己說道，把剩餘的舊的附屬工作一起帶到新情況裡來，而當外在的新事物已經成為例行公事之後，首先考慮內在的新事物。
他的行李從未重過，由一個裝總譜的資料夾和一個在義大利時就被他用作澡盆的塑膠盆組成，他帶著它們，從施塔恩貝格火車站搭乘那些不僅在瓦爾茨胡特，而且十分鐘後也會在普菲弗爾林經停的慢車中的一趟抵達他的目的地，兩箱子書和日用雜物則辦了託運。時間正值十月將盡，天氣雖然還很乾燥，卻也變得陰冷和陰沉。樹葉紛紛落下。施魏格施迪爾家的少爺格雷翁，一個青年農民，對待外人的態度儘管生硬冷淡，對待自己的事情倒也明顯是胸有成竹，就這麼個人，他還引進和使用了新型撒肥機呢，就是他，趕著一架帶長條座椅的馬車來到那個小小的火車站前，靜坐在底座高、結實而又有彈性的馬車伕駕御臺上，等候客人的到來，而一俟腳伕剛剛把手提箱裝上馬車放好，他就立馬讓手中的韁繩在為拉車而套在一起的牲口，即兩匹膘肥體壯的栗色馬的背上舞動起來。兩人一路上也沒有怎麼說話。羅姆山岡及環繞山岡的樹木，夾子池塘那灰濛濛的水面，阿德里安以前坐在火車上時就已經見過它們不只一次了；現在，他可以近距離地看到這些景物了。不久，施魏格施迪爾家那座巴洛克風格的修道院建築也在他眼前出現了；在敞開著的四方形庭院裡，馬車沿著那棵擋住去路的老榆樹畫了一個弧，榆樹的樹幹為一條圓形長凳所環繞，樹上的葉子已經有很多落到了凳子上。
施魏格施迪爾太太和她的女兒克萊門第娜一起站在那帶有僧侶徽章的大門口迎接來客，克萊門第娜一身農家裝扮，顯得賢淑端莊，是個長著一雙褐色眼睛的農村姑娘。她們的歡迎辭被一陣緊似一陣的狗吠聲淹沒，原來，他們家那隻用鏈條拴住的警犬激動異常，不僅踢翻了給它餵食的盆，還且還差點把它自己的草棚子掀塌。母親和女兒，還有那個幫忙拿行李的專管牲口的髒腳女傭（瓦爾特普爾吉斯），全都衝它喊「去，卡施佩爾，斯塔特！」（在方言中保留下來的古高地德語「斯塔梯」，在古高地德語中為「斯泰特」，後來又演變為「斯忒特」，意思是：「安靜」和「別動」），可無濟於事。那狗繼續怒吼不止，阿德里安呢，先是微笑著站在一邊看了有一會兒，之後，他走到它跟前。「蘇索，蘇索，」他對著它這樣喚道，他沒有提高嗓門，只是帶了一點令人吃驚的警告性的腔調，可是看哪：純粹只是受到這和緩的輕言細語的影響，那畜生幾乎是馬上就平靜了下來，不僅如此，它還允許這位魔術師伸出手去溫和地撫摩它那從前被咬得傷痕累累的腦袋，它甚至還抬起頭來，用一雙黃色的眼睛看著他，神情極其嚴肅認真。
「您好勇敢，真讓人佩服！」當阿德里安回到大門口的時候，艾爾澤太太這樣對他說道。「大多數人都怕這畜生，它真要是鬧起事來，就像剛才那樣，也難怪人家會怕它。村裡有個年輕老師，平時來給孩子們上課——哦，天哪，他那人長得就是瘦弱——每次都會說：‘您家的狗，施魏格施迪爾太太，俺怕得很哪！’」
「是的，是的！」阿德里安一邊笑，一邊點頭，接著他們走進屋裡，走進菸草味瀰漫的氛圍，走上二樓，在那裡，房東太太把他領進那間專門為他安排的臥室，這間臥室位於白色的、散發著黴味的過道邊上，臥室裡面配置有一個五彩的窄櫃和一張褥子墊得高高的床。房東另外還多做了一件事，即讓人往屋裡專門放進了一把綠色的靠背椅，椅子前的松木地板上還鋪了一塊用邊角餘料拼綴而成的腳墊。格雷翁和瓦爾特普爾吉斯把手提箱搬了進去。
在這裡，也在重新下樓去的路上，他們就已經開始商量如何為客人提供服務，以及如何給他安排生活起居了，隨後，他們又來到樓下那間修道院院長室，在這間特色鮮明的、阿德里安早就為之心儀的老屋裡繼續商量並最終確定：每天早上一大壺熱水、濃咖啡，送到他臥室，正餐的時間——阿德里安不和這家人一起吃飯，這一點是事先沒有料到的，不過，那時間對他而言也確實是太早了點——那就定在一點半和八點單獨給他開飯，最好是在前面那間大屋裡（即那間放著尼基像和那架桌式鋼琴的農家客廳裡），施魏格施迪爾太太說，那屋子如果需要也可以提供給他使用。她答應保證飲食清淡，早上吃牛奶、雞蛋、烤麵包、蔬菜湯，中午是一份又好又紅的牛排配菠菜，然後是手工蛋卷，裡面夾蘋果醬，總之，都是有營養的東西，很適合像他那樣胃口不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