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遺憾，現在已經太遲了，我再也無法瞭解弗拉基米爾·蘇洛夫這個人了。在我的印象中，他個子不高，喜歡安靜，能聽懂英語卻說不了幾句，更無法用英語與別人流利地交談。他身上有很多謎，我猜就算是同事也對他了解不多。每次我登上齊奧科夫斯基號，都會看到他坐在角落裡，要麼在筆記本上寫寫畫畫，要麼用顯微鏡觀察著什麼。飛船裡的空間又狹小又密閉，可他就是不合群，好像有什麼隱私不願示人似的。其他船員對他的孤僻卻不怎麼介意，每當提起他時，語氣裡明顯帶有一種寬容與尊敬。這很正常，正是因為他的工作，才讓北極圈以內長滿了繁茂的花草樹木，也讓他成為了世界上最有名的蘇聯植物學家。
登陸月球的蘇聯探險隊中居然會有一位植物學家，這個訊息讓大家嗤笑了好久。實際上想一想，也沒什麼好奇怪的，就連英國和美國的飛船也帶來了幾位生物學家。在第一次登月行動之前的幾年裡，有大量跡象表明，儘管月球表面沒有空氣，水源匱乏，但仍有可能生活著某種形式的植物。蘇聯科學院主席是這一理論最堅定的支援者，可惜他年紀太大，無法登上月球親自驗證，只好退而求其次，把這個任務交給了蘇洛夫。
可是，我們各方探險隊把登陸點周圍幾平方英里的月球表面翻了個遍，也沒能找到任何存在植物的跡象，無論是活體植物還是化石，什麼都沒有。這真是冷酷的月亮給予我們的最大的打擊。有些人雖然百分之百相信月亮上不可能有生命存活，心裡卻依然希望有人能證明他們是錯的——他們確實錯了，五年以後，理查茲和夏農在埃拉託斯特尼隕石坑內部有了重大發現，但那都是後話了。在第一次登陸期間，蘇洛夫來月球似乎只能是白跑一趟。
但他並沒有表現得特別沮喪，反而跟其他成員一樣忙得不可開交，有時研究土壤樣本，有時照看實驗農場裡的溶液培養基。農場的透明密封管道環繞著齊奧科夫斯基號，形成一道閃閃發光的網路。我們和美國人都對這種實驗農場不以為然，因為我們計算過，把食品從地球運來的花銷比在月球環境下種菜要少得多——除非你想在月球建立一座永久基地。從經濟上考慮，我們是對的；但在士氣上，我們輸給了蘇聯人。蘇洛夫在密封溫室裡種植了蔬菜和袖珍果樹，每次我們厭倦了周圍的荒涼景色，再看一眼那座小小的「綠洲」，心情馬上就會變得不一樣了。
身為考察隊隊長，我反而失去了很多現場勘察的機會。我要忙著準備材料向地球方面報告，要核查給養的數量，安排科考計劃和輪值表，跟美國和蘇聯飛船上的競爭對手討價還價，還要猜測接下來會出什麼亂子——可惜我並不能每次都猜對。結果，我經常一連兩三天無法離開基地到戶外去，我的太空服甚至成了飛蛾的避風港，被大家好一陣笑話。
或許正因為如此，我對每次外出都印象深刻，邂逅蘇洛夫的那一次更是讓我記憶猶新。那一天，臨近中午，太陽高懸在南邊的山脈之上，銀灰色的地球掛在它旁邊隱約可見。亨德森——我們船上的地球物理學家——想到基地東邊幾英里遠的一系列考察點去監測一下月球磁場的讀數。其他人都很忙，唯獨我正好無事可做，於是和他一同前往。
路程並不長，沒必要動用小型電動車，況且車子的電量也不足了，所以我們決定步行。不管怎麼說，我很喜歡在月球的開闊之處行走，不是因為月亮上景色奇麗——再雄渾的奇景，看多了也會讓人感到無聊——而是因為我絕不會厭倦這種走起路來毫不費力的感覺。我們慢悠悠地甩開大步，彷彿騰雲駕霧一般自由自在，在航天時代到來以前，人們只能在夢中經歷這一切。
我們很快就完成了任務。在返回飛船的半途中，我突然看到一個人影正穿過平原，就在我們南方大約一英里遠處——那邊距蘇聯基地已經不遠了。我放下頭盔中的望遠鏡，仔細觀察那位探險者。當然了，就算距離很近，你也很難認出一個裹在太空服裡的人，不過太空服上總會印有不同的顏色和號碼作為標記，所以還是可以分辨出對方的身份。
「那人是誰？」亨德森問。為了彼此聯絡，我們已把短波無線電調到了同一頻率。
「藍色太空服，號碼是3——應該是蘇洛夫。可我不明白，他怎麼只有一個人？」
在月球考察期間有一條最基本的原則：絕不要單獨一人跑到月球表面去。在那裡，很多意外都有可能發生，如果有人陪伴還不要緊，但孤身一人，麻煩可就大了。比如說，如果你太空服的後背破了個小洞，空氣在慢慢滲漏，你伸手卻夠不著，那該怎麼辦？聽起來很可笑是吧？可有人真的遇上過這種情況。
「也許他的搭檔出了意外，他正要趕回去求救。」亨德森說，「我們最好問問他需不需要幫助。」
我搖搖頭。很明顯，蘇洛夫一點兒也不著急，正從容地返回齊奧科夫斯基號。克拉寧是蘇聯探險隊的隊長，可能是他派蘇洛夫單獨出去執行任務的，這麼做雖然很不人道，但卻不關我的事。就算蘇洛夫故意違反規定，那也與我無關，我沒有義務要向克拉寧彙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