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陣，我們公司的年輕人向我推薦了故宮的「良渚與古代中國展」，因為良渚古城的遺址已經被成功列入了世界遺產名錄，所以故宮就辦了這麼一個展覽。這讓我想起2019年上半年的時候，尊敬的單霽翔單院長榮休。當時，不少人都表達了非常不捨的情感，也對單院長這幾年把故宮重新拉回普通人的視野中所做的工作表達感謝。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在單院長上任之前，企業家們就成立了一個公立基金——故宮文物保護基金會，由萬傑、馬化騰、陳東昇、王石等企業家，其中也包括我，一起發起。單院長在七年的任期當中，聚合了故宮文物保護基金會在內的很多方面的力量，使故宮展現出了偉大而獨特的一面。
更早一點，2019年1月，第四屆馬雲鄉村教師獎在三亞如期頒發。因為馬雲的努力，鄉村教師這個群體迴歸了我們的視線。而郭廣昌也發起了鄉村醫生精準扶貧計劃。
不只是故宮文物保護，鄉村教師和鄉村醫生的境遇也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在所有領域，從阿拉善的環境保護、地震災區的救援，到兒童先天性心臟病的治療，甚至是一些犯人子女的教育、失足少女的挽救，再到鳥類保護、紅樹林保護以及長江瀕危動物的救助，差不多天上、地下，男人、女人，都被企業家用錢、時間和精力逐漸覆蓋了。
企業家從什麼時候開始有了這麼大的心力？我想應該是從我參與發起第一個公益基金會——「愛佑華夏基金會」的時候。大概是2004年，剛剛有公益條例。到現在快20年了，我一共參與發起了18個公益基金。
b現在有不少企業家，大體上就是做賺錢、捐錢、花錢三件事。賺錢第一、捐錢第二、花錢第三。/b因為賺錢、捐錢這兩件事，基本上把90%的時間、精力都用了，唯一能花錢的就是躺著按摩一下腳，活動活動筋骨，以便走得更遠、走得更好。接下來就是聽黨的話，聽政府的話，邁開雙腳朝前走。
什麼叫公益？經過近20年的發展，公益又如何變化？b我覺得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時代、社會、經濟、體制的變化，向我們民營企業家提出的挑戰，也是我們民營企業家做出的一個正確的回應。/b
差不多20年前，中國已經有了初步的經濟發展，社會上也有一些先富起來的人，於是收入差距逐漸拉大。有錢的人，要學會要臉；沒錢的人，要學會努力；分錢的人，要講究公平。這時候社會上提出一些問題，為什麼不能「富而不仁」。這激發了企業家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一個思考。
我記得在2006年，阿拉善see基金會成立不久，我們就組織了一個代表團，到全世界去學習如何做公益。這也是我第一次專門為做公益去學習。在我們之前的一些前輩，也做過類似的事情，他們稱之為慈善，比如說在民國，甚至在更早的時期，一些鄉賢、能人、企業家在鄉村辦學。
我們今天要投入更廣闊的領域，在前人的基礎上，還得有所進步，應該要用更專業的態度，來管理公益基金會，通過它來發展可持續的公益事業。從那個時候起，我們就開始琢磨一件事，如果光掙錢，不去回應社會在發展當中對民營企業提出的一些道德、社會責任、對財富重新安排的要求，是不是得當，我們需要考慮。不回應那是不對的，民營企業就不可能有很好的發展。所以，從那時開始，我們就積極地思考應該怎麼做，很多民營企業家經常會在一起討論。
恰好那時來了一個機會，也就是外部給我們的刺激。當時地球上有兩個最有錢的人：一個叫比爾·蓋茨，另一個叫沃倫·巴菲特。他們哥兒倆一塊來到中國，提出了一個倡議，號召大家捐出一半的財產。他們到北京之後，舉辦了一個晚宴，邀請了很多企業家，有些人低調地去了，有些人高調地去了。總之，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晚宴。在那之後呢？我們就在議論當中逐漸弄清楚了一件事，b民營企業的發展，的確要特別重視和幫忙解決整個社會關切的一些社會問題，也就是財富的使用和再分配問題、企業家的社會責任問題，或者更簡單地說，我們要回答，一個企業怎麼樣經過財富創造的過程，讓社會更和諧，而不是更動盪；不僅要保持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還要保持社會的可持續發展。/b這也是我們民營企業自身生存發展和環境進一步改善所需要回答的問題。
b從那個時候開始，我注意到身邊的民營企業家，每一個人都有了兩重身份，第一是掙錢的身份，叫企業家；第二是捐錢的身份，叫作公益基金會的理事長或是捐款人。/b
這個事業經過20年的發展，我們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到今天為止，差不多每天都有兩個公益基金會成立，一年大概就會增加六七百家，全國已經有超過7000家公益基金會，其中三分之二是由民營企業發起和成立的。每年捐款或者是募款超過1000億人民幣，這些善款多少可以解決一點社會問題或者是解決一部分社會應該解決但政府還沒來得及管的，又或者政府管的效率並不高的一些社會問題。
例如愛佑華夏基金會，它靠著自己的努力，一年能夠解決20000例先天性心臟病貧困兒童的治療問題。這就是一個公益基金會以一己之力解決了中國一個具體的問題。為什麼這麼說？它解決了中國40%的貧困兒童的先天性心臟病的問題，可以說是很大的善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