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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霸必須死 徽州絲絹案始末 第一章 都是學霸惹的禍(第1頁,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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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萬曆年間,徽州府爆發了一場民間騷亂。

這場騷亂規模不算大,動靜卻不小,前後持續時間將近十年,將當地百姓、鄉紳鄉宦、一府六縣官員、應天巡按、應天巡撫乃至戶部尚書與當朝首輔都裹挾了進去。從中樞到地方、從官僚到平民的諸多利益集團各懷心思,彼此攻訐、算計、妥協。大明朝廷的決策如何出爐,地方執行如何落實,官場規則如何運作,利益集團之間如何博弈,在這個案子裡真的是纖毫畢現。

有意思的是,這一次騷亂的起因,既不是天災,也不是盜匪,追根溯源,竟是一位學霸做數學題鬧出來的。

strong第一章都是學霸惹的禍/strong

這個故事,要從徽州府下轄的歙縣說起。

大明共分為十三個承宣布政使司,以及一南一北兩個直隸,咱們可以把它們粗略地理解為省份。

南直隸下轄有一個徽州府,歷來人傑地靈,無論官場還是商場都是英才輩出,是有名的文教繁盛之鄉。其時徽州府一共統轄六縣:歙、夥、休寧、婺源、祁門、績溪。其中歙縣最大,同時它還是附郭縣—也就是說,徽州府治設在縣內,與歙縣縣衙同城辦公。

府縣同城,很多府一級的文書檔案,自然就存放在縣城的閣架之上,以便隨時調取勘合。這些關於稅糧戶籍的案牘十分重要,關乎一縣之興衰,可又超級無聊,全是各種枯燥的數字羅列。所以它們長年被束之高閣,無人問津。

隆慶三年(1569年),有一個歙具人忽然對這些檔案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這個人叫帥嘉謨,字禹臣。嚴格來說,他沒有歙縣戶口,不算當地居民,而是個祖籍江夏的軍戶,隸屬於徽州府境內的新安衛。軍戶是大明特有的一種戶籍,世代都是軍人,歸屬於各地衛所—類似於軍分割槽—不過這出身沒什麼不好,朝中此時有個叫張居正的大人物,也是軍戶出身,正是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

【註釋】

徽州府與新安衛:根據《明史·地理志》與《明史·兵志》的記載,明代的整個疆土管理分別隸屬於兩大系統,即六部、布政使司、府、縣這一行政系統,與五軍都督府、都指揮使司、衛、千戶所這一軍事系統。明初,徽州府直屬中書省,後改屬南直隸,下轄款、夥、休寧、績溪、祁門、婺源六縣,款縣為附郭。新安衛,直隸於中軍都督府,雖設於徽州府轄區,其守備衙署亦在歙縣,卻不受徽州府管轄。

圖一·1《州府山阜水源總圖》(來自弘治《徽州府志》)

軍戶:據《大明會典·戶部》記載,明太祖朱元璋下令管理天下戶口,置戶帖、戶籍,記錄人戶之名字、年齡、居住地等資訊,戶帖發給百姓,戶籍上交戶部,作為核實戶口、徵調賦役的根據。明代人戶分軍、民、醫、匠、陰陽等多種型別,除優免差役者外,其他人必須承擔不同的差役,不允許變籍,所擔差役亦世襲。其中,軍戶便是世襲供應軍差義務的特定人戶,負擔沉重,社會地位也相對低下,故明人一般以脫離軍戶為幸。明代諸多著名閣臣如李東陽、萬安、劉吉、梁儲、高拱、張居正、葉向高等人,皆出自軍戶。

帥嘉謨在文武兩道的表現都很一般,註定仕途無望。他只有一個特長:對數字天生敏感,擅長算學,是個學霸級的數學天才。

可惜在大明,可沒多少領域能讓這位理科生一展才華。最好的就業方向,就是去當個管錢糧的小官吏。而這個崗位,要求對錢糧稅賦的計算很熟悉,需要做大量的應用題來練習。

當時沒有教輔和習題集,帥嘉謨一腔做數學題的慾望無處發洩。好在這個苦惱沒持續很久,他便發現了一個絕好的題庫:歙縣架閣庫。

徽州府歷年的稅糧賬冊,都存在歙縣庫房裡。大明稅賦結構很是繁複,徽州又是納稅大戶,賬冊涉及大量加減折算、書算錢糧,這正是絕佳的應用題題例。磨鍊好了這門手藝,以後就業便有保障了。於是在隆慶三年的某一天,帥嘉謨設法接觸這些官府賬冊。

府賬冊。一個學霸就這樣高高興興地開始做起數學題來。

做著做著,帥嘉謨覺得哪裡有點不對勁。

憑藉著對數字的高度敏感,他注意到徽州的歷年稅賦裡有一個疑點:徽州府每年向南京承運庫繳納的稅糧中,除正稅之外,還有一筆科目叫作「人丁絲絹」,須以實物繳納,且數額頗大,每年要繳8780匹生絹。

帥嘉謨再往下去查徽州府下屬諸縣的分賬,發現徽州府下轄六縣,其他五縣都沒有「人丁絲絹」這麼一筆支出,只有歙縣的賬簿上有記錄,數字與徽州府上繳南京承運庫的等同。

換句話說,徽州府每年8780匹生絹的這筆稅支,是由歙縣單獨負擔的。

帥嘉謨大為駭異,這可不是小數。為了確保自己沒犯錯,他還特意去查了一下《大明會典》。【註釋】

《大明會典》:明代官修的記載典章制度的大全。有明一代於弘治、嘉靖、萬曆三朝先後編修、續修和重修《會典》。弘治年間,徐溥、劉健等奉敕修成《大明會典》180卷,至孝宗死,未及頒行。正德年間,李東陽等奉救重加校訂後由司禮監刻印頒行,是為正德本。嘉靖年間續修的《會典》並未刊行。萬曆年間,大學士申時行等奉敕重修會典》成228卷,為萬曆本。文中帥嘉謨所閱者應為正德本《大明會典》。

《大明會典》是一本官方釋出的資料集,裡面收錄了典章沿革以及各級政府稅賦資料、行政法規,從弘治朝開始,每代都會進行修訂,算是政府法令的一個匯縮,亦勉強可以當作年鑑來用,權威性很高。

帥嘉謨在《大明會典》裡的徽州府條目下,找到了同樣的納稅記錄。更重要的是,《大明會典》裡只提及是由徽州府承擔「人丁絲絹」,並無任何字樣表明是歙縣獨自承擔。

按道理,徽州府的這一筆「人丁絲絹」稅目,應該是六縣均攤,怎麼只壓在歙縣一處呢?雖然歙縣的體量比其他五縣都要大,可也不能這麼欺負人哪。

帥嘉謨心想,這件事關乎一縣之民生,可不能這麼糊塗下去,必須挖個水落石出!

就像所有的學霸一樣,帥嘉謨看到眼前出現了難題,不驚反喜,興高采烈地繼續深入挖掘。最終,他在《徽州府志》裡找到一條看似無關的古早線索。

【註釋】

《徽州府志》:現存明代《徽州府志》有兩個版本,一為彭澤、汪舜民等人編修的弘治《徽州府志》12卷,一為汪尚寧等人編修的嘉靖《徽州府志》22卷。特別需要注意的是,汪尚寧為歙縣人,曾官至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退休歸裡,組織一幫人員重修了《徽州府志》,後來亦被捲入學霸帥嘉謨引起的這場爭論。

徽州這個地方,歸附於洪武爺的時間很早。朱元璋在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稱吳王之後,在徽州實施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元稅,稱為「甲辰法制」。結果年底核查,行中書省發現數字有問題,於是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搞了一次「乙已改科」,對很多科目的稅額重新做了調整。

【註釋】

乙已改科:據《徽州府志·食貨志》記載,吳元年(1364年),明太祖朱元璋重新修訂了徽州府的賦稅舊制,將六縣的「夏稅生絲」折麥徵收。第二年,即乙已年,行中書省核查徽州府賦稅時發現,該府吳元年的田賦增減額存在問題,派人將府、縣所屬官吏羈押至省,在嚴密監督之下,重新更定了徽州府的田賦數額,歲史稱「乙已改科」,其中特別指出了歙縣虧欠原額夏麥9000餘石。

圖一·2嘉靖《徽州府志》書影

在這次改制中,朝廷發現歙縣的夏麥數量有問題,與去年同比差了9700石,於是對款縣的3646頃輕租田,每畝各加徵「夏稅生絲」四錢,以彌補夏麥缺額。

【實】

石:古人把石塊鑿孔成凹行,用於稱量糧食,「石」因此成為容量單位,音(dàn)。《說苑·辨物》載:「十鬥為一石」。古代的容量單位有:勺、合(gē)、升、鬥、石,為10進位制。出自《淮南子·繆稱訓》的「以升量石」,比喻以膚淺的理解力難以推測深奧道理。出自明人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的「朝升暮合」則用以形容生活的艱難。日常生活中,石與合因其過大或過小而較少被使用,人們常用的是升和鬥,故有升斗小民、日進斗金、不為五斗米折腰等說法。

這個「補欠夏稅」年代太過久遠,看起來和「人丁絲絹」全無關係。帥嘉謨憑著天才般的直覺,覺得這兩者之間一定有什麼聯絡,於是拿起筆來,粗粗算了一下。

歙縣補的9700石夏麥,按照隆慶時的官方換算標準,每石折銀3錢,9700石糧食折算成銀子,是2910兩。而每年「人丁絲絹」補交的生絹折成銀子,每匹7錢,所以8780匹折銀6146兩。嗯,兩個數字似乎沒什麼關聯。

【註釋】

折率:明初所定的賦稅,本是建立在實物財政的原則之上,政府根據需要的物品來確定徵收的物品種類,百姓根據各地土產的特點繳納不同的物品。但是,各地的出產與政府的需要總有不一致的時候,就需要用其他的物品來代替。或者,在政府實物儲備充足的情況下,改徵當時具有一般等價物職能的物品作為財政儲備,這時就需要有一定的換算比例,即折率。明中葉賦稅改革,逐漸以白銀作為衡量標準,折率也就主要是折銀率了,這一比率主要是由稅物要送往的倉庫與用途等因素決定。如據嘉靖《徽州府志》可知,嘉靖年間,徽州府夏麥徵收,徵入當地永豐倉每石徵銀4.5錢,送往京庫(北京)每石徵銀2.5錢,運往南京光祿寺每石徵銀6錢。

帥嘉謨到底是個學霸,腦子轉得很快。他很快想到,徽州六縣彼此相鄰,一個縣夏麥歉收,其他五個縣不可能倖免。他再一追查,發現在同一時間,夥、休寧、婺源、祁門、績溪五縣也虧欠夏糧,一共是10,780石,可折銀3234兩。

2910+3234=6144。

這個數字,和「人丁絲絹」只差2兩。

帥嘉謨很快得出了結論:在國初,整個徽州府六縣共虧欠夏糧20,480石,以「夏稅生絲」為名義補之,折8780匹生絹。按說這筆錢是由六縣共同承擔的,不知為何,卻變成了歙縣單獨繳納。

更可怕的是:微州並不養蠶,歙縣的老百姓必須先把糧食賣成銀子,拿銀子去買生絲,再繳給官府。週轉兩次,負擔更重。

如果從至正二十五年「乙已改科」開始算起,到隆慶三年,這筆冤枉稅足足交了兩百多年!歙縣簡直倒霉透了。

帥嘉謨做事很謹慎,他沒有急若去驚動官府,而是在歙縣摸了一圈底。結果他發現,自己並不是最早發覺有問題的,早在嘉靖十四年(1535年),已有兩個歙縣人—程鵬、王相發現這個「人丁絲絹」有問題。

他們沒有在徽州府本地抗議,而是越級呈文給了徽州府的上級—應天巡撫和應天巡按,而且還不止一次!

應天巡撫和應天巡按,這兩個官職的管轄範圍可不只有應天府一個地方,而是涵蓋了除鳳陽、廬州、淮安、揚州四府之外的整個南直隸地區,其中徽州府也受其轄制。

在具體的分工上,應天巡撫協調各府州縣,以賦役為主,也兼管司法、治安;巡按以監察為主,但也插手民政、司法、軍事。勉強用現在做對比的話,一個是省長兼軍區司令,一個是省高階法院院長兼紀委,找他們兩位,算是拜對了衙門。

市裡不管,難道省裡還不管嗎?

第一次接呈文的是應天巡撫陳克宅、巡按宋茂熙,兩位很快給了批覆,要求徽州府徹查。可是他們很快便升遷轉走,沒人再去追問。接任的巡撫歐陽鋒、巡按遊居敬,接到了同樣的呈文,也給了批覆,要求徽州府召集六縣合議。結果負責此事的官、吏,都是其他五縣出身,敷衍塞責,推諉拖延。

在來回拖延之中,王相、程鵬先後莫名去世,此事最後不了了之。

查到這裡,帥嘉謨推開賬冊,做了一個決定:他要第三次呈文,為歙縣討一個公平!

到底是正義感和鄉土情結使然,還是想借此炒作自己?史料不全,不好妄自揣測他的動機。無論如何,他決定冒著觸動利益集團的巨大風險,開始採取行動。

隆慶四年(1570年)的年初,帥嘉謨撰寫了一份呈文,詳細地寫明自己的查考過程,然後提交給了當時的應天府巡按御史劉世會。

在這篇呈文裡,帥嘉謨玩了一個心眼,在講述緣由時加了這麼一句話:「緣本府遞年奉戶部勘合,坐取人丁絲折生絹八千七百八十匹,原額六縣均輸,府志可證。」

大概意思是,我說的這個問題,在《徽州府志》裡也提到了,這是鐵證。

《徽州府志》是徽州府出面編撰的地方誌,可信度很高。可是,府志裡其實

5,可信度很高。可是,府志裡其實只是含糊地記載了徽州府或歙縣繳納「人丁絲絹」多少多少,根本沒有明確說過「原額六縣均輸」的話,更沒有和國初那筆虧欠的夏麥聯絡到一起。

帥嘉謨偷偷加了這六個字,是想給上官造成一個先入為主的印象,方便行事—殊不知這一處小小的手腳,後來卻成了聚訟的一個關鍵焦點,這個後頭再說。

除了偷改了原文,帥嘉謨還發動了情感攻勢。他動情地說:

「南京承運庫每年收絲絹20,190匹,其中浙江、湖廣這種產絲大區,才繳納8501匹;應天(等)十三府,只要繳2905匹。我們徽州府根本不養蠶,卻要負擔8780匹,當地民眾只能賣了糧食,折成銀子,從浙江等地回購,這兩道手續,讓成本翻倍,苦不堪言。更何況,這筆負擔若是六縣分攤,還能勉強忍受,可現在是歙縣一縣承擔—這一縣之稅,比浙江、湖廣兩司都高,根本不合理啊!」

【註釋】

細查帥嘉謨所引用之《大明會典》可知,浙江、湖廣的各布政司、府、州運往南京戶部承運庫的夏稅絲絹數分別為3509匹、4992匹,二者共計8501匹。應天等十三府為:應天府、常州府、鎮江府、太平府、廬州府、安慶府、寧國府、蘇州府、淮安府、松江府、鳳陽府、揚州府與池州府。上述各處所繳為絲綿折絹或農桑絲折絹,唯有徽州府繳納的稅項有些不同,乃是人丁絲折絹,有8779匹,與帥嘉謨所說的8780匹稍有出入。

這是帥嘉謨玩的一個統計學小花招。因為大明稅制不是統收統解,一個地方往往要向數處交稅。

當時浙江、湖廣等地的絲絹稅,不只解往南京承運庫,還有很大一部分會送往太倉銀庫、丙字型檔等。從萬曆年間的稅收記錄來看,浙江的絲絹稅總額高達130,000匹,湖廣的總額27,000匹,都遠超歙縣。

帥嘉謨是這麼個邏輯:不談總數,單單拿出南京承運庫做比較,主要為了顯得歙縣格外悲慘。這個手段的絕妙在於這些數字都是真實的,全經得起查證,只是在統計方式上稍做手腳

然效果—歙具本身的負擔確實沉重不假,但被帥嘉謨這麼一比較,變得簡直慘絕人寰,讀之觸目驚心。

【註釋】

大明稅制:帥嘉謨引用《大明會典》所載各司、府送往南京戶部承運庫的絲絹稅額,來哭訴歙縣獨自承擔的微州府絲絹稅額比浙江、湖廣兩司的總額還多,實在太失公平。他如此計算,隱含著一個前提,即認定南京承運庫記載的稅額,就是各布政司、府所納絲絹稅額的全部。但實際上,這樣的假設完全站不住腳。因著兩京制度,明代的承運庫有南、北之分,帥嘉謨引用資料並未將北京承運庫算入。並且,地方上交中央的絲絹稅井非都送往承運庫,部分折銀可能送至太倉銀庫,部分絲絹可能送至丙字型檔。所以,南京承運庫所收納的,僅是絲絹稅額的一部分而已。如下頁圖表所示,若給《萬曆會計錄》所記載的嘉靖、萬曆時期各布政司、府、縣的絲絹稅的總額做個排名,可以發現,徽州府的絲絹稅在全國諸府中名列第九,歙縣則在諸縣中名列第六,都比較靠前,卻也與名列第一的嚴州府、淳安縣有相當大的差距,更不能與浙江、湖廣二司共計167,544匹的總額相比。

這真是隻有學霸才能玩出的手段。

表一·1《萬曆會計錄》所見嘉靖、萬曆時期的絲絹稅收排名除了在史料和統計學上做手腳之外,帥嘉謨還準備了第三張牌:政治牌。

他呈文的第一句話是這麼寫的:「天下之道,貴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則鳴。歙縣久偏重賦,民困已極,躬遇仁明在位,備陳情款,懇乞均平。」

【註釋】

天下之道,貴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則鳴。歙縣久偏重賦,民困已極,躬遇仁明在位,備陳情款,懇乞均平:普天之下,最重要的道理就是均平,故遇見不均不平之事,必須發聲抗議,維護公道!歙縣獨自承擔如此沉重的賦稅重擔這麼多年,百姓已貧困至極,無以為生了。幸蒙上天眷顧,遇見您這樣仁慈、賢明的御史大老爺,小的有幸向您詳細陳明狀況,懇乞大老爺均平賦役,救歙縣百姓於水火!

短短一段話,先後兩次要求「均平」。

隆慶年間,江南正在推行一條鞭法。而一條鞭法的口號恰好是:「均平賦役,蘇解民困。」所以帥嘉謨兩次「均平」,把這次稅賦爭議拔高到響應國家政策的高度。

【註釋】

一條鞭法:據《史·食貨志》可知,明初沿用兩稅法,根據官方登記的戶籍,田地要徵收田賦,分夏、秋兩季繳納;丁要承擔多種徭役。後官府借各種理由加徵賦稅、加派雜役,百姓困苦不堪,大量逃亡以躲避賦稅。政府亦出現嚴重的財政危機,故決定將一州一縣的田賦、種類繁多的徭役、雜稅合併起來,除必須的米麥之外,都折成銀兩,分攤到該州縣的田地上,按照擁有田地的多寡來徵收賦稅,官方徵收、官方解運,稱為「一條鞭法」。這不僅使國家財政收入得以穩定增加,也大大簡化了稅收程式,提高了效率。

從深層次來講,一條鞭法的核心要旨,是合併田賦、徭役,取消米麥之外的實物稅,統一改為折收銀兩。所以帥嘉謨在呈文中反覆強調「人丁絲絹」是折色實物稅,繳納十分麻煩,這和中央精神緊緊地掛上了鉤。

只要此事能借到國策的東風,便能引起應天巡撫的格外關注。

要知道,這一任應天巡撫,對一條鞭政策的推行很下力氣。只要他肯表態,這事就成了一半,不,一大半!帥嘉謨之所以有這個底氣,是因為這位巡撫太有名氣,遠非尋常官員可比—他叫海瑞,號剛峰。

【註釋】

海瑞:據《明史·海瑞傳》等可知,海瑞,字汝賢,號剛峰,海南瓊山人,自幼喪父,靠母親節衣縮食撫養成人,對百姓的貧苦深有體會。海瑞中舉後曾至南平任代理教諭,有御史來縣學視察,一些學官想要討好上司,一見面就全身趴在地上行磕頭大禮。海瑞則只是作揖而已,他認為學校不是官府衙門,是師長教導學生的地方,不應該屈膝下跪。因此,就有了這樣一個畫面:身為教諭、站在中間的海瑞,只是作揖,不下跪;兩邊的學官趴在地上磕頭,正如一個「山」字,又像一個筆架,因此海瑞就有了「筆架博士」的外號。海瑞升任淳安知縣後,不僅堅決抵制上司的額外攤派,並且積極取消不合理的賦稅、雜役,減輕百姓負擔。

不用多說了。

其實較起真來,帥嘉謨此舉屬於強行拔高。

因為這次「人丁絲絹」爭議的核心,是稅負歸屬,到底歙縣單出還是六縣一起出?至於實物折算,只是一個次要問題,跟一條鞭法關係不大。

這就好比兩個人為吃飯買單起了爭執。誰出這頓飯錢,才是爭執的重點,至於這錢是給現金還是刷信用卡,並不重要。等警察來了,其中一位喊一嗓子:「民警同志,你給評評理,為了響應國家鼓勵使用信用卡的號召,這頓飯錢該誰出?」警察聽了肯定莫名其妙,這兩件事根本沒關係啊。

但在帥嘉謨的妙筆之下,這個邏輯錯誤被巧妙地掩蓋起來,非但不露破綻,反而顯得煌煌正氣,高度一下子就提上去了。

除了這些,帥嘉謨還準備了第四張牌—一解決方案。

他深諳官僚稟性,知道他們最不耐煩的,就是下面的人爭吵卻又拿不出辦法。所以在呈文的最後,他急上峰之所急,十分貼心地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要麼按照《大明會典》的原則,六縣按照人丁分攤;要麼按照《徽州府志》,六縣按照田地分攤,折麥再折銀再折絲。」

看,方案我都給您做好了,您硃筆批准便是。

這樣一來,無論按人頭統計還是按田地統計,歙縣都能減少至少一半負擔。

不得不說,帥嘉謨的這一篇呈文,當真是訴狀傑作。開頭借了朝廷大勢的東風,立意高遠,中間數字翔實,論據確鑿,層層推論極有說服力。篇尾不忘煽情,描繪歙縣人民生活有多艱辛,訴於情感層面。文字、邏輯上玩的小花招層出不窮,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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