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帥嘉謨的職業，史無明載，徽州其他五縣罵他是個奸猾訟棍。從這份訴狀來看，若非狀師大手，還真寫不出來這等文字。
這一篇雄文遞上去以後，效果立竿見影，果然得到了撫院與按院的高度重視。
錢糧稅賦，歷來都是民政事務的重中之重。隆慶四年二月初十，巡撫海瑞給出批示：「仰府查議報奪。「意思是我很重視，你們好好查清楚。隨後，巡按劉世會做出了更詳細的指示：請徽州府召集六縣負責官吏、鄉紳、耆老等民眾代表，就這件事進行查證合議。
徽州知府段朝宗接到文書，一看海剛峰的大名，沒敢耽擱，立刻發牌催促六縣派員過來商議。誰知道，就在這節骨眼上，竟然出事了。
隆慶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兩院批示發出後的第十五天，突然傳來訊息，海瑞調職，改任南京糧儲。
海瑞為何突然從應天巡撫離職，這是另外一篇好大文章，這裡按下不表。總之，徽州這攤事，海剛峰是顧不上管了。
海瑞是帥嘉謨最大的倚仗。他突然調任，讓「人丁絲絹」案子陡然失去了前進的動力。儘管巡按劉世會還在，儘管徽州知府段朝宗還在，可是沒了海剛峰當主心骨，他們可不願意去觸這個黴頭。
要知道，他們要面對的，是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
帥嘉謨的主張，對歙縣有利，但對其他五縣來說可是徹頭徹尾的壞訊息。一旦議成，他們平白要多交不少賦稅。因此對這個提案，五縣籍的官員、胥吏、鄉紳、百姓都堅決反對。
要知道，徽州府不比別的小地方，在朝中做過官的人極多。那些致仕的官員與中央關係密切，又熱衷於彼此聯姻，經營成一個盤根錯節的關係網路。這裡的鄉紳鄉宦，個個能量巨大，手眼通天。六縣紛爭，動輒能攀扯出政壇上的大人物。別說徽州知府，就算是應天撫、按兩院也不得不有所顧慮。
【註釋】
徽州府出身官員中身居高位者眾多，進入《明史》名臣列傳者就有四十多位，在安徽省內，僅次於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明初因軍功任職者眾多的鳳陽府。特別的是，徽州府出身的官員多是宣德以後以科第進入仕途、官運亨通的。嘉靖、萬曆時期在朝為官者，績溪有官至工部尚書的胡松，以計謀擒獲倭寇首領、後官至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的胡宗憲；休寧有官至福建兵備籤事的汪泗論；婺源有官至兵部左侍郎、贈兵部尚書的汪元錫，官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的餘懋學，官至兵部侍郎、別號「潘青天」的潘珍；歙縣有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汪尚寧，官至兵部侍郎的汪道昆，官至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的許國，等等。
而從徽州知府的立場來看呢？
無論「人丁絲絹」在六縣怎麼分配，對府裡來說都沒區別，只要每年湊夠8780匹生絹給南京就好。所以這筆絲絹稅如果不改，局勢平靜如初，最多歙縣抱怨兩句—反正你們交了兩百多年了，早習慣啦；若是支援帥嘉謨的主張，把賦稅均攤到六縣，徽州府得不到半分好處，反而引起其他五縣騷動，可謂有百害而無一利。
徽州府會怎麼選擇，不問可知。
帥嘉謨為什麼當初不去找徽州府討公道，反而要越級去向兩院呈文？理由很簡單，因為他在本地根本得不到支援。
現在海瑞離開，倚仗已去，整個事情立刻推動不下去了。
應天巡按在二月十四日指示六縣合議，徽州府隨即也發牌催促。但下面毫無反應，恍若未聞。別說黟、休寧、婺源、祁門、績溪五縣，就連苦主歙縣，居然也悄無聲息。
帥嘉謨一打聽才知道，歙縣知縣房寰正趕上丁憂，縣務無人署理。其他五縣的知縣則宣稱要忙著準備朝覲事宜，因循停閣，不辦公了。
明代從洪武十八年（1385年）開始，規定地方官員逢醜、辰、未、戌年，也就是每隔三年，要進京朝覲一次，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考查黜陟。這對官員來說，是一件大事。
但問題是，隆慶四年為庚午，隆慶五年（1571年）為辛未，才是朝覲之年。你明年才上京，今年二月份就開始停閣不辦公了？
而且還不是一位，是五位知縣都這麼回答。
很明顯，五縣已經商量好了，對這次合議採取消極不合作的態度，儘量拖延下去，拖到黃，拖到忘，拖到無疾而終，然後就天下太平了。歙縣在嘉靖朝的兩次申訴，不就是這麼被拖沒的嗎？
於是，從應天巡按批示之日起，地方上拖了足足兩個月時間。一直到了四月十八日，績溪縣才慢吞吞地回了一封申文。至於其他四縣，乾脆連回應都懶得回應。
這份績溪縣的申文，是以本縣教諭楊存禮的名義提交的，還有幾個縣中耆老的連暑。由教諭出面，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績溪的態度—此事無關錢糧，是教育問題！
比起帥嘉謨那篇雄文，這份申文的乾貨不多，刀筆卻暗藏機鋒。
一開頭，楊教諭先喊了一句政治口號：「為懇恩遵國典、據府志，均賦救偏，以蘇困苦事。」然後畫風陡然一變，先大罵帥嘉謨「變亂國制，罔上虐下」，是個「假公挾私」的無恥訟棍，又罵嘉靖年呈文的程鵬、王相是刁民。
【註釋】
為懇恩遵國典、據府志，均賦救偏，以蘇困苦事：本縣為了響應府衙的號召，今特遵照《大明會典》《徽州府志》之記載，均平賦稅，補救弊政，切實緩解百姓多年之困苦，以示大人的浩蕩洪恩！
變亂國制，罔上虐下：（帥嘉謨）實乃假公濟私的無恥之徒，他興風作浪，妄圖變亂國家大政，對上欺騙、矇蔽大人，對下虐待、陷害百姓。
罵了半天，楊教諭終於說到了主題。首先他承認了帥嘉謨的發現，如今的「人丁絲絹」，確實就是國初的「夏稅生絲」。但他解釋說，根據府志記載，當年朝廷發現歙縣虧欠夏麥9700石，責令他們補交「夏稅生絲」，一共8780匹給南京承運庫。所以這是歙縣自己的責任，跟其他縣沒關係。
然後他又說，這筆稅款交了一百七十多年，從來沒人抗議過。嘉靖十四年，兩個數縣刁民程鵬、王相去告刁狀，當時的徽州知府馮世雍主持過一次調查，甚至還去巡院查過版籍，結論是「人丁絲絹」就該歙縣單獨交。此後三十多年，也風平浪靜。誰知道又冒出一個訟棍帥嘉謨，無視組織決定，又要興風作浪。
楊教諭的這個辯駁，實在毫無道理。
帥嘉謨已經算得很清楚了。按照隆慶年間的折率，8780匹生絲，換算成麥子是20，480石，跟歙縣拖欠的9700石根本對不上。即使按洪武年間的折率，也不可能差那麼多。楊教諭到底是文科生，沒算明白這筆賬。
不過技術細節無關宏旨，因為文科生最擅長的，是抒情。
楊教諭動情地寫道：「我們績溪，一共才方圓二十四里，土地貧瘠，民眾貧苦，每年丁糧才七百石不到；他們歙縣方圓二百二十四里，每年丁糧得六萬多石。哪裡有把上縣的負擔轉嫁給下縣的道理？」他哭訴完之後，別有深意地加了一句：「照舊定納，庶免小民激變之憂，官民兩便。」意思是：您最好按照原來的做法徵稅，免得激起民變，這樣官府和民眾都方便。
楊教諭前面那些話，都是廢話，真正的文眼，恰好就在這裡。
這句話雖然謙卑，卻隱隱帶著威脅。反著讀，意思就成了：如果您不照原樣徵稅，恐怕會引起民變，到那個時候，可就官民兩不便了。
這句話非常狠，一下就擊中了徽州府的要害。
要知道，這個威脅雖然出自績溪代表之口，但其實背後是五縣的共識。也就意味著，如果此事不令他們滿意，將會使整個徽州府大亂。明年就是朝覲考查年，青天大老爺，您自個兒掂量著辦吧。
楊教諭這一手玩得很有分寸。如果五縣一起威脅鬧事，跡同謀反，切不可為。現在四縣不吭聲，推出最小的績溪在前頭說話，績溪人口太少，怎麼鬧，也絕對上升不到謀反的地步。這樣一來，既委婉而隱晦地把威脅傳達到，又給知府留出了足夠的面子，方便日後轉圜。
大明地方官員一向的治政思路是以穩定為主，不出事什麼都好說，至於講不講道理還在其次。下頭老百姓們也明白這個邏輯，所以碰到什麼糾紛，甭管有理沒理，先鬧一陣。鬧成了，官府往往就會按鬧分配；鬧不成，也是法不責眾嘛。
你看，這就是文科學霸解決問題的思路。楊教諭根本不屑去查證什麼「人丁絲絹」的技術細節，數字不重要，仕途才是重點。只要點明這事處理不當會引發民變，危及知府的前程，就足夠了。
果然，徽州府一看這篇申文，心領神會，不再催促合議。在幾方心照不宣再有人提起，眼看就要黃。
當事人帥嘉謨一看，急了，好不容易走到這一步，豈能無疾而終？問題的癥結，到底在哪裡？從這裡，就能看出文理思路的差別了。
楊教諭的申文不提業務對錯，只談官員仕途。而帥嘉謨沒讀出申文這一層機鋒，一廂情願地認為，之所以徽州府不願推進，是因為整件事還說得不夠清楚—典型的技術人員思考方式。
他順著這個思路，重新考慮了一下，發現之前的呈文裡，確實有一處很模糊。
國初六縣均輸的「夏稅生絲」，就是如今歙縣獨輸的「人丁絲絹」，這個沒問題。那麼，「夏稅生絲」這個科目，又是怎麼被改成「人丁絲絹」的呢？
搞清楚這個關鍵節點，真相便會浮出水面。
帥嘉謨挽起袖子，又撲到浩如煙海的案牘文書裡去。他要在這積存了兩百年的六縣檔案的大海里，找出那根關鍵的針來。
這次的調查，持續了數月之久。皇天不負苦心人，居然真的被帥嘉謨找到了線索：奧妙就奧妙在徵稅科目上。
帥嘉謨翻出了歷代戶部給徽州的勘合—類似於收據，上面寫得很明白：「坐取徽州人丁絲絹。」也就是說，南京承運庫要徽州徵發的科目，是「人丁絲絹」，而且沒有指明由哪個縣單獨繳納，一般預設是六縣均攤。
而帥嘉謨再去查徽州府發給六縣的催繳文書，卻發現「人丁絲絹」這個科目沒了。只有歙縣的交稅科目裡，多了一個「夏稅生絲」。
於是，這其中的手腳，很清楚了。
微州府在向歙縣徵稅時，用的名目是「夏稅生絲」，恰好歙縣確實有一筆國初欠麥的「夏稅生絲」科目，因此地方並不覺有異。等這筆稅收上來以後，徽州府向上遞交時，又從「夏稅生絲」抽出應有的數目，劃歸到「人丁絲絹」之下。
這樣一來，原本六縣均攤的稅負，便神不知鬼不覺地成了歙縣獨扛。「人丁絲絹」這隻鳩，就這麼堂而皇之地佔了「夏稅生絲」的巢。可憐歙縣百姓不知內情，辛辛苦苦交稅，卻不知道供養的其實是六具負擔。
做這個手腳的人，絕對是個高手。他既熟知國初錢糧掌故，又精通案牘流程，巧妙地利用歙縣補交夏麥的這個科目，移花接木，混淆視聽，玩了一手漂亮的乾坤大挪移。繳稅這種事，一旦形成了慣例成法，就會堅定不移地執行下去，很難改變。就這樣，歙縣一口氣交了兩百年「人丁絲絹」而不自知。帥嘉謨一拍桌子，這必然是有徽州府戶房的書手從中舞弊！
這個猜測，並非憑空臆測。
在大明府、縣這兩級的政府裡面，具體政務的執行機構叫作「三班六房」，三班指皂班、壯班、快班，合稱為衙役；六房分為吏房、戶房、禮房、兵房、刑房、工房，與中央六部相對應。知府和知縣是流官，千幾年就會調走，但三班六房的職位往往為本地胥吏所把持。這些人都是本地土著，熟知基層，他們又掌握著專業技能，職務世代相傳，自成一個體系。沒他們配合，責為知府也沒法施展拳腳。
尤其是六房中的戶房，分管錢糧，是胥更管理的重災區。小吏們有各種手段可以顛倒乾坤。手段高超的書手，甚至能「使連阡陌者空無籍，無立錐之家籍輒盈野」，你說這得多囂張。嘉靖年間的一位官員霍與瑕就曾無奈地寫道：「各縣各戶房糧科，年年派糧，時時作弊。」可見當時基層之混亂。
【註釋】
使連阡陌者空無籍，無立錐之家籍輒盈野：明代的田地主要有官田與民田兩種，皇莊、學田、牧馬草場、園陵墳地、勳貴莊田、百官職田、邊臣養廉田等，都是官田，其餘為民田。田地是政府徵收賦稅的重要來源，明初曾核實天下田地，造有魚鱗圖冊，以制定賦稅額度，每一次田地的變動都要記錄在案。但是，當土地兼併嚴重的時候，富人可以田連阡陌，貧者卻無立錐之地。更可怕的是，被收買的小吏，可以使用高超卻卑鄙的手段，使得家有良田千畝的富家在官方記錄中表現為無田，富家便可輕鬆逃避賦稅；而根本沒有田地的窮家卻被登記為田產豐富，需要承擔沉重的賦稅。
這筆絲絹稅，一定是當年的經手小吏在賬簿上做了手腳，才讓歙縣蒙受不白之冤！
事不宜遲，帥嘉謨迅速又寫了一篇呈文，簡單描述了一下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他知道，吏目向來世代相繼，如果徹底掀出來，很可能會得罪一大批人，所以他對於成因，只是含糊地提了一句「先年不知弊由何作」，只強調這個稅科是被篡改過的，是不對的。
人，可以不追究，畢竟過去快兩百年了；事，做錯了，就得撥亂反正。
帥嘉謨還提出另外一個重要論據：「人丁絲絹」明明是人頭稅，那應該就是按人口收取，單獨讓歙縣繳納，難道其他五個縣一個人都沒有嗎？
隆慶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帥嘉謨正式把這篇呈文提交徽州府，滿懷期待能夠得到回應。
應該說，這次的呈文比上一次的更有說服力，新提出的兩個證據也都很合理。可是報告遞上去，毫無動靜。徽州府這次連回復都沒有，置若罔聞。
帥嘉謨到底是數學學霸，在探究人心方面不及文科學霸楊教諭。他不明白徽州知府的冷漠是考慮到穩定和仕途，跟技術性問題無關。帥嘉謨把一個戰略性錯誤當成了戰術性錯誤，一味鑽牛角尖去查考細節，等於媚眼拋給了瞎子看。
換了其他人，大概就認命了，可是帥嘉謨沒有退縮。這個耿直倔強的數學學霸，意識到從徽州府和應天兩院都得不到支援，遂做了一個驚人的決定。
進京上訪！我找你們領導去！
這裡要特別插一句，帥嘉謨的這個行為，在別的地方可能驚世駭俗，但在徽州，還真不算出奇事。徽州這個地方，民風彪悍。這個「彪悍」不是說他們好打架，而是說徽州人好打官司。
中國老百姓一般都有選避打官司的傾向，愛打官司的人，會被當成「刁民」。地方官考評，也以「涉訟事少＂作為民風淳樸的標準之一。但徽州人的做派，和如今美國人很相似，動輒興訟，有事沒事就喜歡對簿公堂，所以盛產精通法律條文的狀師、訟師—號稱「健訟」。
這民風不是明代才培養出來的，早在北宋時期，徽州人就喜歡打官司。歐陽修曾經如此描述徽州民風：「民習律令，性喜訟。家家自為簿書，凡聞人之陰私毫髮、坐起語言，日時皆記之，有訟則取以證。＂徽州人，家家都有個小賬本，沒事就暗暗記下別人的言行，打官司時甩出來當證據，這法律意識真是夠強的。
以至於南宋時，徽州籍貫的理學大宗師朱熹也無奈地評價本鄉人：「其俗難以力服，而易以理勝。」所以帥嘉謨在本地打不成官司，毅然赴京上訪，這個做法很符合徽州人的風格。
不過他這個「上京」，可不是去北京，而是去南京。
當時大明中樞分成南北二京，北京的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五軍都督府、翰林院等政府機構，在南
兩用ー示：北的入、服票、、的日用，每作導以機構，任京都有一套一模一樣的備份。南京這套備份政府，雖然權力遠不及北京的大，但在南直隸這片地方還是很有發言權的。
尤其是錢糧稅收這塊，南京的戶部統管南直隸、浙江、江西和湖廣諸司，都是膏腴之地，天下半數稅賦，皆出於這裡。南京戶部的影響力，不比北京戶部正印差多少。
帥嘉謨抵達南京以後幹了什麼，沒有資料記載。但從各種官府檔案透露的細節能推測出，他應該沒去找戶部，而是先去找了都察院一位姓宋的御史，求遞陳情狀子。
這是個明智的決定。以帥嘉謨的身份，想直接找戶部高官申訴很難，但搭上一個言官就容易多了。都察院十三道監察御史，職責為稽查六部百司之失，一向喜歡蒐集民意，風聞奏事，找他們管用。
不過他沒走彈劾的路子。對京官來說，這事太小，又不涉及中樞官員，專門上書彈劾意思不大。帥嘉謨也不想跟地方政府徹底撕破臉。他所求的，只是朝廷一個態度，批幾句話，就夠了。
隆慶五年的六月初二，帥嘉謨的呈文終於被宋御史遞交上去，並很快轉發給南京戶部。同隨呈文過去的，還有一段都察院的批語：「典有所遵，賦當均派，合從抄出酌行。」意思是，要求應該遵守法典，均攤賦稅至六縣，請戶部酌情辦理。
這個批語，正是帥嘉謨夢寐以求的結論。
南京戶部接到這道文書，加了一句「候本處巡按衙門題」，轉發給應天巡撫和巡按，讓他們的情辦理。與此同時，戶部還特意給徽州府發了一份諮文，特別指出：「轉行該府從公查勘，前項人丁絲絹起自何年，因何專派歙縣。其各縣有無別項錢糧相抵，如無相抵，今應作何議處。」
這段話雖然還是疑問口氣，但其實已經有了定論：歙縣的稅賦肯定有問題，所要搞清楚的，無非是何時開始，以及怎麼攤回到其他各縣。
獲得了戶部的支援，帥嘉謨這趟進京之旅，可謂圓滿結束。接下來，他只要趕回徽州，等著配合上峰調查就夠了。帥嘉謨高高興興地離開南京城，踏上了返鄉之旅。
他不知道，此時一道死亡威脅的陰影，已經悄然籠罩在他的頭頂。
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五縣明面上雖然對「人丁絲絹」一事反應淡漠，但私下裡十分重視。京官之中，也不乏五縣籍貫者。帥嘉謨在京城的舉動，他們瞭解得很清楚。
整件事的癥結，就是這個新安衛的訟師！沒他上躥下跳，就天下太平了。要不，把他幹掉算了。
這也不是第一回了。嘉靖年間，那兩個糾纏「人丁絲絹」的歙縣「刁民」程鵬、王相，最後也是莫名身死收場。奈何橋上，不差這一條冤魂。
帥嘉謨在歸途中，果然遭遇一場絕大的危險，全靠好運氣才僥倖逃脫。具體是什麼危險，是誰指使的，沒有記載流傳下來。但帥嘉謨真是被嚇破了膽，敵人這是動了殺心。他壓根不敢回徽州，攜帶家人逃回了老家湖廣江夏縣避禍。
帥嘉謨這一逃，讓好不容易啟動調查的絲絹案陷入停滯—提告的苦主都沒了，還怎麼查？於是在各方敷衍之下，這件事終於再度沉寂下去。至於朝廷戶部，日理萬機，不可能一直盯著徽州這個小地方。
隆慶五年，毫無動靜。
隆慶六年（1572年），也毫無動靜。
在這一年，隆慶帝終於駕崩，萬曆帝即位。再然後，張居正排除掉了一切政敵，成為首輔，整個大明邁進了新時代。但徽州絲絹案，仍舊毫無動靜。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整個大明都忙著適應這位新首輔的執政風格。至於絲絹案和那個躲去原籍不敢回來的數學學霸，已經徹底被人遺忘，再沒人提起過。他心灰意冷，不敢再去爭辯什麼。
整個故事，似乎就這麼結束了。
可到了萬曆三年（1575年）的年初，已沉寂四年的徽州絲絹案，似乎被什麼力量激發，突兀地掀起一陣巨大的波瀾，震驚朝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