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六縣大辯論
萬曆三年三月初九，徽州知府崔孔昕突然向歙縣發下一道逮捕令，要求緝拿帥嘉謨。
逮捕令是這麼寫的：「今照帥嘉謨，既能具詞呈告撫按，必為有力之家，有謀之輩，何為捏作在外，屢提不到。中間必有主使之者，擬合行提。為此，仰縣官吏速究帥嘉謨有無妻子兄弟，是否在外，此輩奸惡，漸不可長，設法緝拿解府，從重問擬，庶足以警餘奸，毋得遲違。」
這個緝拿帥嘉謨的罪名，實在有點莫名其妙：你帥嘉謨有本事去兩院告狀，怎麼沒本事留下來配合調查？一直躲在外頭，一定非奸即惡！
太不講道理。帥嘉謨外出避禍，可不是自己情願的。何況戶部隆慶五年下的文，時隔四年，徽州府這才想起來指責別人不配合調查，這反射神經未免也太遲鈍了。
這一看就是欲加之罪，倉促擬成。從逮捕令的字裡行間，我們能感受到徽州府濃濃的焦慮，有點氣急敗壞，似乎有什麼大事要發生，迫使他們不得不加快行動。
這份急就的逮捕令，很快下發到了歙縣。知縣姚學閔倒是沒耽誤，立刻安排人手聯合執法—因為帥嘉謨是軍戶，隸屬新安衛，所以這事必須跟衛所協調。
軍戶歷代都得當兵，戶籍寄在各地衛所之下，自成體系。地方民政部門如果碰到涉及軍戶的事，必須知會衛所。
半個月以後，也就是三月二十四日，在新安衛的協助下，歙縣總算逮到帥家的一個親戚，叫帥貴。一問方知，帥嘉謨帶著老婆孩子，一直躲在江夏縣沒回來過，只留下帥貴看家。
知縣姚學閔迅速把這個情況回報徽州府，然後還特意加了一句「無憑拘解」。意思是，想抓他，就得跨省執法，跨省執法需要憑據，我們歙縣可拿不出來。
歙縣在捉拿帥嘉謨這件事上，一點也不熱心，畢竟帥嘉謨是在為本縣利益奔走。徽州府對此心知肚明，可也不能說什麼，只好先把帥貴拘押了事。
沒想到，這事才過了十幾天，到了四月初十，徽州府忽然接到一封呈文，署名正是帥嘉謨。
在這篇呈文裡，帥嘉謨舊事重提，先把關於「人丁絲絹」的前因後果重述一遍，然後回顧了各級各屆領導對此事的批示。緊接著，他解釋了一下自己的行蹤：「回途遇害，羈縻遠退，未申情款。」
帥嘉謨並沒說這危險是什麼，也沒提誰是主使。但既然他不敢回徽州，那兇手從何而來，昭然若揭。這一句指控，真是綿裡藏針。
當然，對於徽州府，帥嘉謨的態度還是很誠懇的：「今奉爺臺仁恩催議，千里奔歸，伏乞作主，憐憫偏苦，洞察奸弊。」意思是，今天您既然催促我，我便千里星夜趕回，希望您能為小人做主。
這句話，算是針對徽州府「屢提不到」給了一個解釋。
在呈文的最後，帥嘉謨又提出了一項新證據：順天八府，也有「人丁絲絹」這個稅種，皆為諸縣分攤，沒有例外。
這個順天八府的稅種雖非決定性證據，但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旁證。同樣是「人丁絲絹」，人家都是分攤解決，怎麼就你徽州府這麼特殊呢？
看來他在江夏縣這幾年，根本沒有心灰意冷，仍舊在孜孜不倦地搜尋證據，還把視野擴散到了全國範圍。
不過帥嘉謨提交這一篇呈文的時間相當蹊蹺。
徽州府的緝拿令發於三月初九，到了三月二十四日，歙縣才搞清楚帥嘉謨的下落。即使他們立刻派人趕往江夏通風報信，送到也得四月初了。而到了四月初十，帥嘉謨的呈文竟然已經送到了徽州知府的案頭。
徽州到江夏差不多一千里地，帥嘉謨從接到報信返回徽州，到撰寫呈文提交官府，只用了十七天時間，這未免也太有效率了吧？
除非，這封呈文，帥嘉謨早就準備好了。
除非，徽州府的動向，歙縣早就已經向他通報了。
這才符合實際情況，帥嘉謨為歙縣萬民請命，歙縣怎麼可能會無動於衷？明面上歙縣鄉紳們不便公開支援，但私下肯定會給予支援。
從種種蛛絲馬跡能感覺到，帥嘉謨和歙縣之間，早在暗中密切聯絡，而且他們在策劃一個很大的動作。
無論如何，帥嘉謨的再度出現，讓徽州府鬆了一口氣。大概是嗅到空氣裡什麼味道，比起上一次的數衍態度，徽州府這回的態度積極得可怕，一百八十度大轉變。
兩天之後，四月十二日，徽州知府崔孔昕迫不及待地把帥嘉謨的呈文轉發給歙縣，說有人向本府投訴人丁絲絹案，你們好好詳查一下。
這個命令，很有意思。按道理，這件事應該是六縣合議，再拿出個章程。你現在不通知其他五縣，讓歙縣先去詳查，豈不等於讓原告自己去審犯人嗎？
沒想到，歙縣比徽州府還積極。詳查文書發出三天之後，歙縣竟然就發了一篇申文給徽州府，洋洋酒灑好長一篇。
這篇申文，出自知縣姚學閔之手，代表了整個歙縣官方的態度。申文的開頭氣勢十足：「歙縣為蔑制蔑悖典，射害殃民，懇恩遵照《大明會典》，均平絹賦，以蘇偏困事。」
姚學閔的申文，簡單來說就是兩點：第一，《大明會典》記載徽州府輸「人丁絲絹」8780匹，從來沒提過讓歙縣單獨交；第二，「人丁絲絹」被人篡改成了「夏稅生絲」，以致五縣之稅落到了歙縣頭上。這篇申文，基本就是複製帥嘉謨之前的論點。唯一不同的是，上一次是下民上書，這一次卻是知縣大人親自背書，不光背書，還要赤膊上陣。
此前帥嘉謨也提過戶房舞弊之事，可他不敢把話說得太明白，只能隱晦表示。而姚學閔根本不多顧慮，直接撕破了臉皮，指著戶房那些書更的鼻子開罵。
知縣大人表示，徽州府的戶房，一直以來都是由五縣胥吏把持，世頂名缺，從來沒有出過歙縣籍的糧官。歙縣沒人在府裡，只能被人欺負。所以「人丁絲絹」被篡改成「夏稅生絲」這件事，一定是出自徽州府戶房糧科的書吏之手。
【註釋】
世頂名缺：明代的官員有嚴格的人事迴避制度，不僅不得在本籍任職，且不能久任；而胥吏都是本地土著，在地方上有盤根錯節的勢力，故有「流水的官、世守的吏」之說。戶房的書吏，是衙門內六部胥更的一種，負責辦理夏稅秋糧的徵收、丁差徭役雜課的派遣，絕對是大有油水的肥差。
這故事的真假，沒法查證，反正姚學閔說了，這是「父老相傳」。
姚學閔一介知縣，怎麼突然變得如此生猛？謎底就在申文裡的一串人名。
為了壯大聲勢，姚學閔找了本地的一批鄉宦聯署。這些鄉宦大多是退下來的本籍高官，雖然無權，但在當地仍舊擁有著絕大的影響力，不容忽視。
事實上，這些鄉紳鄉宦才是歙縣真正的統治者。他們下對基層平民控制力度相當大，上有官場的人情網路，又坐擁數量巨大的田畝與各項產業。如果不獲得他們的支援，歙縣知縣什麼也做不了。中國有「皇權不下縣」的說法，政府機構必須靠這些「鄉賢」的配合，才能真正對底層實行有效統治。
現在這些人一個接一個地浮出水面，向徽州府展現出肌肉。【註釋】
皇權不下縣：根據費孝通先生的論述，在帝制中國，皇帝擁有絕對的權力，但他並不能憑藉一己之力管理整個國家，官僚體制即為皇權的執行者或工具。而實際上，中央派遣的官員到知縣為止，縣以下沒有任何行政單位。所以，在縣衙門到百姓家門口這個範國，是地方鄉賢、宗族在發揮重要作用，中央的權力進入不了與人民日常有關的地方公益範圍，故有「皇權不下縣」之說。
看看這份聯署名單的前幾名吧：
汪尚寧，歙縣竦口人，進士，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相當於現在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
汪道昆，歙縣千秋里人，進土，官至兵部左侍郎。他文名極盛，和王世貞井稱南北兩司馬，為「後五子」之一。後人猜測《金瓶梅》的作者時，汪道昆也是被懷疑的物件之一，可見這人的實力。
【註釋】
兵部左侍郎：據《明史·職官志》記載，明代的兵權分為兩部分，五軍都督府負責軍隊的管理與訓練，而徵調軍隊的權力歸屬於兵部，二者互相制約。兵部左侍郎，正三品，兵部尚書的副手，輔助尚書負責各地駐軍的糧草、軍隊的調動以及軍隊官員的任命，相當於現在的總後勤部、總參、武裝部、國防部等部的副部長。
江珍，歙縣溪南人，進士，官至貴州左布政使。【註釋】
貴州左布政使：據《明史·職官志》記載，明朝的地方政府權力乃是一分為三的，承宣布政使司負責民政，提刑按察使司負責刑名，都指揮使司負責軍事，最高長官分別為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揮使，
三權並立，互不隸屬。貴州左布政使，從二品，為貴州省最高行政長官，相當於現在的貴州省省長。方弘靜，歙縣人，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右侍郎。
【註釋】
南京戶部右侍郎：據《明史·職官志》記載，明廷原本定都金陵，明成祖朱棣奪位後遷都北京，但依舊保留了金陵陪都的地位，改稱南京，並設定了南京六部。其中，南京戶部右侍郎是南京戶部尚書的副手，輔助尚書徵收南直隸與浙江、江西、湖廣三布政司的夏稅秋糧，督責漕運和全國鹽引勘合，負責全國黃冊的收藏和管理。雖不及北京的戶部侍郎，但也可相當於現在的財政部副部長。
程大賓，歙縣槐塘人，進士，官至貴州按察使。【註釋】
貴州按察使：據《明史·職官志》記載，按察使，執掌一省司法監察之權，糾察官員風紀，澄清吏治，剷除奸暴，斷案平冤；並對布政使、都指揮使有監察之責，將情況上告吏部、都察院，以備考
核。貴州按察使，相當於現在的貴州省高階人民法院院長、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政法委書記的總和。曹樓，歙縣雄村人，進士，官至江西右參政。
【註釋】
江西右參政：據《明史·職官志》記載，各布政司內參政一職，從三品，人員不定，因事而設，分管糧儲、屯田、軍務、驛傳等事，分擔布政使的職能。明代的江西布政司設有督糧道一人，負責徵收、押運漕糧；督冊道人員不定，負責督造魚鱗圖冊、黃冊等，以作為當地徵收賦稅、攤派徭役的根據；分守道人員不定，負責向各府、直隸州傳達催辦布政司的公事，曹樓所任之江西右參政，即為上述三道之一。
江東之，歙縣江村人。此時他還沒進士出身，要到後年才考中。再後來，他以御史身份首先向馮保開炮，也是萬曆朝中一個名人。
【註釋】
御史：江東之彈劾馮保時任山東道御史。據《明史·職官志》記載，明代都察院設有十三道監察御史，正七品，主要負責糾察內外百官之風紀。若在京，則稽查兩京衙門審理刑獄案件有無拖延、枉曲，並巡視京營、倉場、內庫、皇城等；若外派，則為巡按，代天子巡狩，是皇帝的代表和化身，位卑卻權重，負責糾察地方官吏、舉薦人才、斷理冤案、督察稅糧與戶口、智修水利等公共設施、檢查學校教育等。山東道御史，相當於現在中紀委派往山東的巡組組長。
要說徽州，真是人傑地靈的學問之鄉，底蘊深厚。區區一個歙縣，隨隨便便就拽出六七位還在世的進土高官助陣，個個身份顯赫，地位不凡，簡直就是全明星隊，別人眼睛都要被閃瞎了。
有他們背書，這份申文的分量之重，可想而知。
從聯署名單就能知道，歙縣這次突開重炮，絕對是籌謀已久。從徽州府發文到歙縣回覆，一共就三天，若是臨時準備串聯，哪裡來得及？
歙縣鄉紳們一定是早早開始籌劃，就等著突發奇襲，打五具個措手不及。
可是，歙縣哪兒來的膽量，把所有的矛盾都擺到檯面上跟五縣打對臺？就算有鄉宦聯署，也不至於這麼直白大膽吧？
很快答案就來了。
五月十日，應天巡按鮑希賢下文給徽州府，說款縣申文干係重大，必須仔細地檢閱會典、府志、賦役等檔案，會同五縣通查，一有結果，立刻上報。
注意，此前包括海瑞在內，歷屆應天巡撫、按兩院給的批覆，都是「仰府查議報奪」，沒太多傾向性，就算催促六縣合議，也是不急不忙。
但鮑希賢這次的口氣明顯偏向歙縣，反覆強調這次五縣通查，一定得查出一個結果來。而且鮑希賢不是直接在徽州府的上文做批覆，而是讓兵備道發出憲牌。
【註釋】
憲牌：在明代，官府發出的公文告示，稱為信牌，而兵備道、巡按御史、巡撫等均屬監察官員，他們發出的信牌，稱為憲牌。
所謂兵備道，是大明中後期在地方上負責整飭兵務的機構，獨立於地方官府而存在。它雖有軍方色彩，但兵備道長官卻經常掛著一個按察使副使的頭銜，所以兵備道也算是半個司法線上的機構，有受理訴訟的職能，而且手裡有武裝力量，必要時可彈壓地方。
南直隸沒有按察使，但是有巡按御史，同樣屬於兵備道的上級主官。
徽州附近的兵備道，全稱叫作「應、安、徽、寧、池、太六處兵備道」，簡稱徽寧兵備道，由兵備副使馮叔吉兼領。由他出手發出憲牌，是暗示徽州府，這次別再用「恐生民亂」當理由了。真鬧起來，兵備副使手下可不只有文吏。
如此旗幟鮮明的表態，說明早在徽州府發文緝拿帥嘉謨之前，歙縣就已經跟上頭打點好了。
這一回，上有應天巡按、兵備道副使支援，下有鄉宦明星隊搖旗吶喊，上下一起發力，怪不得歙縣申文寫得氣壯山河，底氣十足。此前一直是帥嘉謨單槍匹馬，獨闖敵陣，這回則是數路大軍集結一處，擺明車馬要做正面決戰。
面對這空前的壓力，徽州府自然無從抵擋。五月十日兵備道的憲牌發出，五月十四徽州府便轉發給五縣，催促他們前來合議。大家要注意，這個五月十四日，是憲牌送到五縣的時間。也就是說，徽州府幾乎一收到兵備道的文書，一點沒耽誤，立刻轉發出去了。
可見徽州府是真嚇壞了。
面對歙縣蓄謀已久的突襲，其他五縣一時間蒙了。這事不是早黃了嗎？什麼時候又鬧得這麼大了？
徽州府一封接一封地催促他們準備申文，過來商議。這回，五縣不能像上次一樣裝聾作啞了，必須有所表示才成。
最先做出反應的，是婺源縣。這是僅次於歙縣的大縣，實力位居五縣之首，更是朱熹老夫子的鄉貫故里。知縣吳琯在五月二十二日即發回申文，算得上神速了。
可惜速度雖快，質量卻很糙。這篇申文的論點，和當年績溪楊教諭的一樣，指稱歙縣虧欠夏麥9700石，被罰補交「夏稅生絲」8780匹，歷年輸送，與其他五縣無關。至於「人丁絲絹」，那是南京承運府的事。
這個論點破綻很大，無甚新意。不過這也沒辦法，一共沒幾天時間，吳琯再有才，也不可能跟帥嘉謨精心準備了幾年的證據相匹敵。
不過吳琯到底也非扁人，他後來官至給事中，說明頭腦很好使。他在申文裡，還提出了一個四兩撥千斤的方案：
查閱黃冊。
黃冊是大明朝廷重要的賦稅檔案，上面徵派賦役，都要依據黃冊來施行。它是一手資料，最具權威。黃冊從洪武十四年（1381年）開始攢造，十年一屆，從無中斷，涵蓋每一個大明府縣，具體到戶，是中國檔案史上的一個奇蹟。
吳琯的邏輯是：如果《大明會典》和府志記載無誤的話，那麼在黃冊的原始記錄裡，一定會有相應記載，後者的可信度要高於前者，只要去查黃冊檔案，自然知道誰對誰錯。
按照規定，每一屆的黃冊都會抄送數份，本縣本府本省各自留底，原冊送交南京戶部。你可以說本縣本府存的黃冊可能會被篡改，但南京戶部的原冊絕對是準確的，一查便知真偽。
吳琯此舉，獨闢蹊徑，給解決紛爭提供了一個新思路。
除此之外，他也效仿歙縣，拉來了本縣的一批鄉宦助威。雖然陣勢不如歙縣，卻也有四位進士出身的高官壓陣一徽州真的太厲害了，只是轄下兩縣打架，就能拽出這麼多名人。
三天之後的五月二十五日，績溪縣也加入戰團，同樣是知縣領銜。
有了婺源縣爭取時間，績溪縣準備得更加充分。知縣陳嘉策選擇了另外一個辯駁策略，把突破口放在了「獨徵生絲」上。
帥嘉謨當初有一個質疑：徽州一共六縣，為何獨獨在歙縣徵收生絲？這根本不合理，所以一定是六縣均輸。他還舉了很多例子，比如常州府進貢茶葉，《大明會典》裡就寫明「徵於宜興縣」；寧國府進貢木瓜，也寫明由宣城縣專輸。所以如果獨在歙縣徵收生絲，《大明會典》一定會單獨寫出來「徵於歙縣」。
陳嘉策針對這個質疑，羅列了一大堆反例：松江府的綠豆，只由華亭一縣徵收，上海縣就不必去管；淮安府的藥材，只由山陽縣徵收，睢寧、贛榆兩縣不用交；金華府的麻地，只徵武義縣，至於絲、紗二項，則從湯溪徵發，其他縣不必繳納。
列完這一大堆，陳嘉策表示，一府獨徵一類物資於某縣實屬平常，《大明會典》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帥嘉謨的質疑，純屬見識太少，毫無道理。
哦，對了，績溪作為六縣中最小的一縣，手裡沒有活著的進士，只好翻箱倒櫃，請出了三位舉人聯「
婺源、績溪兩縣打起頭陣。到了六月十三日，休寧、祁門兩縣終於桴鼓相應。
休寧的知縣陳履，應該也是個學霸級的人物。他準備了將近一個月，兵強馬壯，索性撕開那些彎彎繞繞，挺槍直刺歙縣的核心要害—數字。
歙縣或帥嘉謨最核心的質疑，在於兩項稅賦的數字不符：
歙縣「夏稅生絲」補夏麥9700石，折絹4000多匹；而每年歙縣卻要繳納「人丁絲絹」8780匹。多交的4000多匹，一定是本該其他五縣負擔！
關於這個質疑，陳履給出了自己的調查結果：
他發現，在乙已改科中，行中書省除了查獲歙縣虧欠夏麥9700石之外，還在其下轄的登瀛、明德兩鄉，重新清查出一部分拋荒的桑園田地，以及抄沒程輝祥、葉忠兩個大地主的田地。這些土地，都重新丈量造冊，然後重新計算徵稅。
虧欠夏麥、拋荒桑園田地、抄沒田地，這三項加在一起，歙縣新增的賦稅一共是生絲10974.3斤。每24兩生絲，折絹一匹，所以總數是8779匹整，沒有任何問題。（原始資料即如此。）
陳履的調查成果，還不僅止於此。
歙縣明明不產絲，為什麼要以生絲為賦稅折色呢？
陳履考察了一下，發現歙縣下轄的登瀛、明德、仁禮、永豐、孝悌等幾個鄉里，本來是有桑園的，其他五縣則從來沒有過。顯然，生絲是歙縣特產土貢。在洪武十年（1377年）、二十四年（1391年），永樂十年（1412年），成化十八年（1482年），這筆賦稅的數額都有調整。到了弘治十四年（1501年），朝廷把生絲折絹的比率，從24兩調整到了20兩，但定額8779匹沒有改動過。
雖然歙縣現在不養蠶，得去外地買絲，但當年它明明可以靠自產。朝廷徵絲絹稅，只可能是從歙縣收。
至於《徽州府志》上為何沒提歙縣原本有桑這件事，很簡單，因為《州府志》是歙縣籍的官員帶頭修的，當然得摻私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