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總：根據《明史·兵志》的記載，明代京營分為三大營，設千總、把總等領兵官；各地方總兵之下，也設有把總領兵。故，把總在千總之下，領兵幾十人至百人，為軍隊中的基層領兵官，相當於現在的排長或連長。
婺源人聽到歙縣人造謠說他們造反，勃然大怒，議事局立刻派人到處散播謠言，說真正想造反的是歙縣人。負責協調的人到了休寧，休寧這邊的帶頭人吳大江表示，你們玩得不夠狠，看我們的！
此前他們已經挾持了休寧知縣陳履，所以官印可以隨便亂蓋。
吳大江遂以休寧知縣的名義，給浙江、江西、福建、廣東等布政司衙門發去飛報，聲稱休寧、婺源兩縣遭到一萬多名歙賊的入侵，休寧知縣陳履被擄走，婺源署理縣事的推官舒邦儒慘被毆打，連兵備道都被圍了，歙賊不日將越境四出，情況十萬火急！
萬餘「歙賊」入侵，真虧他想得出來，想象力太豐富了。
休寧縣的偽造公文發得痛快，那些接到急報的外省布政司衙門可全都傻眼了。
徽州的地理位置比較特殊，如果這裡發生暴亂，整個東南都要為之騷動。因此對這份軍情急報，東南諸省都很重視。
可研究來研究去，各省布政司衙門覺得很奇怪。
徽州府的上級主管是應天巡撫，按道理出了亂子，應該先往南京那邊報才對。如今休寧縣的告急文書越級不說，居然還跨省，難道…..南京已經被「歙賊」佔領了？
四省布政司的冷汗登時就下來了。
「歙賊」居然囂張到了這地步，當年倭寇也沒這麼厲害啊。
這下子，真正是江南震動，諸省譁然。誰能想到，徽州府出了這麼一個厲害的縣，敢和整個江南單挑。在那幾天，「歙賊」風傳江南，人人聞之色變，充滿了黑色幽默的荒誕。
南京方面不是傻子，眼看整個東南都震動了，大為不滿，責令徽寧兵備道盡快查明這「欲賊」到底是怎麼回事。
微寧兵備道有維持地方治安的職責，鬧到這個地步，他們自然也坐不住了。副使馮叔吉趕緊率先做出反應，連發兩道安民告示。
先一道語氣嚴厲，讓民眾各自回家，「如有隨逾跟走，群呼類引，嚷亂有聲者，即系惡少棍黨」。後一道語氣柔和，說馮副使準備巡看五縣，仔細傾聽百姓呼聲，不過天氣太熱容易中暑，大家可以不必遠道迎接，留幾個人問話就是。
這不是客套話，馮叔吉真的親自趕到徽州，還帶著不少兵馬。他一是巡視五縣，彈壓民亂：二是要查明「歙賊」的真相。徽州府也趕緊發出禁約，禁止六縣民眾互相仇視傷害，否則嚴懲不貸云云。
至於應天巡撫，他正忙看給那些受驚擾的外省衙門解釋，南京沒事，徽州也沒有亂賊流出，大家不要驚慌……
無論徽州府還是兵備道，此時的態度都還好，只是溫言勸慰老百姓別誤會，並沒擺出一副趕盡殺絕的嘴臉。可熟悉官場的人心裡明白，這只是因為官員們要儘快平復亂局，等事態平息，就要秋後算賬了。
一直到這時，五縣裡的鄉宦們才意識到，這回可能有點玩大了……
起初五縣鬧事，這些鄉宦一直在背後推動，希望藉此施壓，可民心一起，就不是他們所能控制的了。休寧縣有位鄉宦叫汪文輝，在當地極有地位，官至尚寶司卿，算是見過大世面的人。他最初也積極支援五縣維權，可到了這會兒，他覺得不對勁了。汪文輝緊急聯絡了幾個有力之人，說這事得往回收，咱們是維權，不是謀反，真鬧大了，有理也變沒理了。
汪文輝連忙準備了一份揭帖，上書徽州府，語氣懇切地解釋說五縣並不打算鬧事，只是被逼太甚，民心不穩而已，外頭傳言什麼達道毆打、豎激變旗什麼的，都是謠言，我們跟舒推事感情好著呢！
他的文筆頗佳，一邊解釋，一邊還不忘告狀：「今各縣憤激，事實至此，釁孽始萌，猶可杜息。其指斥之實，惟知切齒於殷門；其號呼之狀，惟欲求申於官府，其迫切之情，惟欲求通於君父。」
三個排比，層層推進，既把暴亂這件事洗得乾乾淨淨，又指出亂源在於殷正茂這個王八蛋—我們是反奸臣不反皇上，是大大的忠臣。
有他帶頭，其他幾縣也紛紛上書，調門一致降低，都態度懇切地表示：小民只是驚慌失措而已，只要大老爺把絲絹稅改回去，我們都是順民。
鄉宦們的呼籲，讓民間的熱度慢慢降了下去，然後朝廷的脾氣就上來了。
七月二十日，這次不是兵備道，而是更上一級的巡撫都院氣勢洶洶地發出安民告示。這次的口氣截然不同，沒有含糊地稱「五縣」或「六縣」，而是直接點了休、婺、祁、夥、績五縣的名，殺氣騰騰地表示：
「如有一縣一人敢倡言鼓眾者，先以軍法捆打，然後問遣，決不姑息。」
耐人尋味的是，與這份安民告示一併送達徽州府的，居然還有一份兵備道捉拿帥嘉謨的公文。
在這份公文裡，逮捕帥嘉謨的理由特別值得一讀：「以歙縣津貼之費，輸納冠帶，誇張梓里，以致五縣居民憤恚不平，鬨然群聚。」你這是詐騙歙縣百姓的公款，去給自己買冠帶榮譽，還到處顯擺，這才導致了五縣民眾鬧事。
這些錢有多少呢？一共四十兩。
看得出來，上頭為了儘快平復亂局，只能拿帥嘉謨的人頭來安撫五縣民眾了。你沒罪，也得挑出點罪過來—可是，帥嘉謨一手促成絲絹稅改革，這個立場是經過聖旨確認的，從這裡實在挑不出毛病。兵備道憋了半天，只好胡亂找了個理由，說他挪用公款買冠帶。
誰讓你小子到處顯擺，惹出這麼大亂子，不收拾你收拾誰！
於是，這位一心為歙縣謀利益的英雄，稀裡糊塗地以詐騙罪進了監獄。
當然，帥嘉謨在牢裡並不寂寞，因為沒過幾天，巡撫都院發出數份公文，點了五縣裡鬧事的一群首惡分子的名字—程任卿、程文烈、何似、吳大江、程時鳴等幾人都在名單裡，要追究他們的責任。
隨著這些責任人的入獄，以及各級政府的強力彈壓，加上當地鄉宦拼命安撫勸說，這一場轟轟烈烈的徽州之亂，總算逐漸恢復了平靜。
可無論是撫、按兩院還是徽州府，心裡都明白，此時的平靜是暫時的。暴亂的根源在於絲絹稅，這個不解決，始終是個隱患。
因此他們也紛紛上書戶部，表示這個絲絹稅的改革，雖然是聖上批准過的，但能不能…..再商量一下？
此時徽州之亂的影響，已經不侷限於當地，兩京官場都有震動。南京禮科給事中彭應時、湖廣道御史唐裔以及北京戶科都給事中石應嶽紛紛上本，說徽州大亂肇始於絲絹稅的改制，可見比事還需要仔細斟酌。戶部尚書殷正茂身為歙縣人，即使沒有偏袒之心，也該避嫌，這次出事他也有責任。
其實他們對於徽州絲絹案的來龍去脈井不清楚，在彈章裡只是幾句話寥事帶過。他們擔心的是，此事持續下去，會讓整個江南都變得不穩定，這才是關乎利害之處。所以說，誰有道理誰沒道理根本不重要，趕緊把這事平息才是真的，正如彭應時彈章裡說的：「奏請（皇上）定奪，毋得依違以杜釁端，庶地方永保無虞之慶。」
【註釋】
奏請（皇上）定奪，毋得依違以杜釁端，庶地方永保無虞之慶：聖上萬萬不可猶猶豫豫、模稜兩可啊！懇請聖上裁斷是非，以正視聽，杜絕此類爭端，但願能永保地方太平無事！
在重重壓力之下，殷正茂只得上書謝罪請辭，不過並未得到批准。
他戶部尚書的位子暫且保住了，但言路和群眾的意見都太大了。絲絹稅的方案，必然要做修改。哪怕已經有了聖旨，也得改。
只不過，皇上金口玉言，豈能出爾反爾。這臉，不能讓皇上丟。所以朝廷給出的方案修改理由是這麼說的：「雖令由欽定，始有專擅之情，事屬鄉邦，不免有可疑之跡。」意思是，聖旨雖然欽定了絲絹稅的改革，但你們在具體操作上有偏袒的痕跡，大概是主事官員的籍貫落人口實了吧。
朝廷定的調子是對的，是底下的人給唱歪了。誰唱歪的呢？到底還是讓歙縣出身的殷正茂背了這口黑鍋。
上頭既然同意修改絲絹方案，下面各路官員便重聚太平府，再次商議。萬曆五年十二月，絲絹稅的第三版改革方案終於出爐。
這個方案與原來相比，本質上沒什麼區別，只不過對五縣多讓了一步。
歙縣絲絹稅不變，減免的均平銀數額，從原來的3300兩調整到2000兩，由五縣均攤。這樣一來，總計6145兩白銀的絲絹稅，實際上歙縣出4145兩，五縣出2000兩。
五縣民眾這次沒敢再鬧民變，可不滿之情溢於言表。你當這是菜市場討價還價？一塊不行就九毛，九毛不成就八毛，太不成體統了。我們要的可不是這個！
負擔就是負擔，一分銀子也是負擔！
老百姓鬧了這麼久，早就輕車熟路。抗議申文和請願書化為無數雪花，紛紛飛向各級衙門。官員們面面相覷，還能怎麼辦？繼續再議吧！議到大家都滿意為止。
這一議，就將近一年。一直到了萬曆六年十一月初四，徽州府總算硬著頭皮拿出了第四版方案，叫《豁免五縣均平方案》。
此方案對歙縣來說，沒什麼太大變化。絲絹稅照舊，減免的均平銀數額，調整到了2530兩。而這2530兩，並不會攤派到五縣頭上。
在隆慶六年，戶、禮、工三部徵派徽州府的料價銀，減免了一部分，一直留在府賬上。同時還有一筆軍需銀，每年都會剩點結餘。徽州府每年從這兩項合計抽走1950兩，替五縣補進均平銀裡，諸縣再均攤50兩，一共是2000兩整。如果以後每年軍需銀的結餘不足，則從五縣徵派補足。
繞了好大一個圈子，等於是徽州府把這筆稅扛下來了。
這樣看起來很合理，可是不要忘了，這個稅是每年都交的。徽州府料價銀是隆慶六年的減免所得，數量只會減少，早晚用光；而軍需銀結餘每年都不固定，今年多，明年少，萬一是負數，那麼這筆錢，還得讓五縣來承擔。
換句話說，這2000兩銀子的來源，是不穩定的。
前面三個方案，是橫向朝三暮四，讓絲絹稅在六縣之間來回騰挪；這第四個方案，卻是縱向朝三暮四，按時間軸來的。五縣初期可能交得少，可隨著時間推移，幾乎可以肯定會逐年增多，最後回到原來的水平。
而且這裡還有一個問題。
對歙縣來說，減免均平銀的數量是2530兩。而從料價銀、軍需銀和諸縣分攤中抽走的，是2000兩。還有530兩無法衝抵，賬不平啊。
歙縣和五縣已經打滾了好多次，差不多已到底線，讓誰多扛一分，估計都得爆炸。要麼，再按照第四版方案的思路，從其他科目裡進行調配？
一般的調配，是不成的。因為你這裡減交，那裡就要多交，算來算去，總有一個科目要吃虧。一干能吏高官，就為這區區五百多兩銀子愁眉不展。
這時，不知哪位天才提出一個絕妙的主意—如果這個科目本身就不合理呢？讓它吃虧，豈不就正好兩便嗎？
什麼？怎麼還有不合理的稅收科目？有哇，兩個字：協濟。
所謂協濟，是指當一處官府出現資金緊張時，由上級出面協調，組織臨近州府進行援助。這種援助一般來說都是臨時性質的。
比如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為了防備倭寇，徽州府協濟蘇州、松江海防16，000兩銀子；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為了鞏固長江防禦，徽州府協濟鎮江駐軍1300兩銀子；嘉靖四十年（1561年），景王朱載圳前往封國，徽州府協濟池州10，000兩，用於迎接儀仗開銷。
這些大的協濟，都是因事而起，事完了，錢就不用給了。可還有一些瑣碎的小協濟，雖屬臨時徵派，可久而久之，遂成定規，變成一項長期性的稅負。這是大明稅制的一個特點，很多科目因循成例，輕易更改不得，日積月累，形成無數散碎、複雜的短鏈條。
這些瑣碎協濟，往往與軍事密切相關。因為軍方的駐屯調動，不依行政劃分而行，經常跨數府數縣。比如兵備道副使馮叔吉這個「應、安、徽、寧、池、太六處兵備」的頭銜，就是依長江而備，跨越六府。若想尋求地方支援糧餉，非得靠徽寧兵備道來協調。
因此，兵備道對各地的協濟情況掌握得最全面。
按照那位官員的建議，請兵備道出面，清查一下協濟費用，看哪一項有不合理之處，取消便是。
兵備道也想盡快從這個泥沼裡脫身。於是在副使馮叔吉的授意下，兵備道清查了一遍賬簿，很快從中挑選出一個科目：協濟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餉銀。
這個科目光看名字就挺奇怪的。
金衢道全稱是領金華、衢州、嚴州兵備道，它的駐地在衢州府，和徽州府沒什麼關係。徽州為什麼要給它兵餉？而且這筆銀子不是解往衢州，而是解往池州，那裡明明是徽寧兵備道的駐地。
明明是徽州協濟金衢道的費用，卻要送去徽寧道的池州，這賬目流向也太亂了吧？仔細一查，原來這也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
早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為了防倭，朝廷設立了應天兵備副使，統一協調包括徽州在內的長江防務。到了四十一年（1562年），這個機構被裁撤，卻沒有下家來接盤。徽州府在那段時間，處於沒有駐軍保護的空白期。
本來朝廷覺得倭寇氣焰不復往日，徽州地處內陸安全得很，這事不用著急處理。沒想到好死不死，到了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徽州突然鬧了一次礦上騷亂。一群來自金華的礦工化身流賊，衝入婺源縣大掠一番，徽州六縣為之震動。
當時的應天巡撫劉畿手裡無兵可派，遂移文鄰近的金衢道，希望他們就近協防。協防需要兵餉，這筆錢自然得是徽州府出。於是徽州府專門安排了一筆兵餉，每年解送衢州。
後來到了隆慶六年，朝廷設立了徽寧兵備道，把徽州防務從金衢道接回來。按說這筆餉銀該隨之轉過來，相應科目名稱也要修改，可徽寧兵備道打起了小算盤，覺得可以從中漁利。
首先，徽寧兵備道先從徽州府徵收一筆兵餉銀，於情於理這都是應該的，程式上沒有任何問題。然後徽寧兵備道給金衢道移文，說徽州防務我們接手了，兵餉銀以後歸本道所用。金衢道覺得這也合理，辦了移交手續。
最關鍵的手法來了：徽寧兵備道並沒告訴徽州府，兵餉發生了轉移，反而要求徽州府在「協濟金衢道兵餉銀」中間加上「解池州府」四個字，意思是，以後你們交給金衢道的兵餉銀，送到池州來就好啦。徽州府非但沒覺察這個小手段，還覺得挺高興。因為解送兵餉本身也是有成本的，送到池州比送到衢州可近多了，這麼一改「解池州府」，我們還省了一筆運輸費呢。闔府上下，都讚頌兵備老爺體恤民情。
經過這麼一番操作，徽州府每年要交兩筆兵餉銀，名義上一筆給金衢道，一筆給徽寧道。其實金衢道早就收不到了，這兩筆銀子都要解去池州，落入微寧道手裡。
說白了，這算重複徵稅。
有人也許有疑問，交兩次錢，徽州府難道傻嗎？
奧妙就奧妙在這兒了。從徽州府的財務角度來看，這是兩筆不同的支出，一項是給外地駐軍，一項是給本地駐軍。如果不知道「協濟金衢道」的前因後果，根本看不出兩項其實是同一項。
要知道，在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裡，政策的執行是有慣性的（比如說在大明）。政策一旦形成慣例，
化油即使周圍情況發生變化，官員仍舊會機械地繼續執行，不會主動求變，甚至畏
，不會主動求變，甚至畏懼變化。所謂「祖宗成法」，就是這麼來的。
徽州府一直在交納「協濟金衢道兵餉銀」，這已經形成了一個習慣。既然沒人通知取消，那麼就繼續交下去好了，也沒人追究它是怎麼產生的。那筆絲絹稅也是同樣的道理，歙縣不也默默地交了兩百年嗎？
大明的正稅不多，雜稅和隱形稅卻無比繁重，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通過這種方式在體制內悄然形成的。積弊一旦生垢，便難以清除，積少成多，演變出無數散碎、複雜的短途稅鏈，賦稅比賬面上要沉重數倍。
看到這裡，我們大概能明白，六縣為什麼糾結於這些稅目數字了。
並非只是因為他們熱愛興訟，實在是負擔太重，不堪承受。從這次爭議中能看到，除夏稅秋糧的正稅之外，徽州府還要徵收南京承運庫的人丁絲絹，給地方政府的六項均平銀，給工部、戶部的物料銀，還有各種各樣的地方協濟..
…..
若是再碰上微寧兵備道這樣有私心的，上下其手，又運作出一筆額外的稅收，負擔就更大了。此前第一版太平府方案中，徽州官員甚至還想借機運作一下，增加一點官府辦公費。
更可怕的是，這些數字，只是解到庫的稅額，還要加上途中的扛解、火耗、補平、內府鋪墊等，這才是老百姓最終要承擔的稅負。徽州府每年要向六七個部門分別解送稅賦，每多一路，附加成本就會翻一倍。
就這樣，地方雜稅和臨時稅不斷增加，附加成本隨之提高，效率直線下降，整個體制逐漸變得臃腫無比，同時造就了大片舞弊空間。大部分稅額，就在這些煩瑣、細碎的流轉環節中，被各級操盤手們吸走。老百姓交的錢越來越多，朝廷收入卻不見增加，大部分都在中間環節裡被消耗了。
長此以往，地方民怨沸騰，政府束手無策，最後的結果，就是調控失靈，天下大亂。
張居正搞的一條鞭法，治標不治本，它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大明產生「雜稅」的機制，只能略微擴大稅基，把問題的爆發拖延一段時間罷了。
大明滅亡的原因，徽州府的這筆小小稅賦，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啟示。咱們書歸正傳。
前面說了，「協濟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餉銀」這筆稅銀，本身並不合理。徽寧兵備道一直很擔心，萬一又碰到一個類似帥嘉謨這種愛較真的人，說不定會再起波瀾。這一次既然有人提議，兵備道索性順水推舟表示，為了徽州府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我們吃點虧，從這筆兵餉銀裡抽出530兩來，把最後的虧空補上吧。
這筆原本是重複徵收的稅，就這麼巧妙地被洗白了。
兵備道高風亮節，解決了最後的問題，諸位官員看到了成功的曙光，連忙又經過一輪討論，做了一點微調，使之更加完備：
減免料價銀的庫存有限，不能支撐逐年抽調，直接併入軍需銀。
五縣額外負擔的那50兩也算了，省得他們囉唆，直接也併入解池州府兵餉銀。於是，在萬曆七年（1579年）的三月，第五版方案出爐了。
人丁絲絹6145兩，仍由歙縣承擔，但他們負擔的均平銀，則減少2530兩。這筆均平銀怎麼補足呢？由徽州府軍需銀抽出1950兩、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餉銀抽出580兩，合計2530兩，轉入均平銀賬目衝抵。
這個方案，可以說是集妥協、折中之大成，把負擔壓力分散到歙縣、徽州府、兵備道等諸多方面。這樣一來，歙縣少交了2000多兩銀子，心滿意足；五縣一點負擔不用加，也心滿意足；徽州府和兵備道略吃了點虧，但消弭了一場大亂，杜絕隱患，也合算。
對朝廷來說，一則上交的稅款並不短少，二則趁機清理冗稅雜役，統一錢糧，對一條鞭法的推行也是好事—這個方案真是把方方面面都照顧到了，難怪執筆者得意地稱其為「共免兩全法」。
這一次，上上下下俱鬆了一口氣。兵備道趕緊釋出大字榜，通告六縣新的稅制，並得意揚揚地宣佈：「自萬曆七年為始，明載賦役冊，永為定規。」
我相信，在張榜公佈的一瞬間，這幾個字轟然化為斗大的金黃色大字，配著恢宏的音樂，在徽州官場大小官員腦海中旋轉。他們此時一定百感交集，涕淚交加。
不容易啊，這一場肇始於隆慶四年的大紛爭，前後持續了將近十年，先後五版解決方案，至萬曆七年終於徹底消弭。中間多少波折，多少折騰，總算熬過去了。
塵埃落定，生活還得繼續。
讓歆縣人感到高興的是，曠日持久的絲絹紛爭，把各種細節、徵派原理都討論得很透徹，官府上下都不太敢做手腳，反而會主動找別的稅目設法再減免一點。這時又趕上了朝廷推行一條鞭法，所以款縣所承擔的人丁絲絹，不必全以實物交付，直接本色折銀或折色折銀，不必先賣糧食再買絲了，無形中又少了一層負擔。
據學者考證，萬曆七年之後，歙縣真正實交的人丁絲絹稅，其實只有額定的七成。這一切，都是拜那個學霸帥嘉謨所賜。
而帥嘉謨後來到底怎麼樣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