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事後來沒下文了。這種監控設計，除非朱元璋那種絕對權威的君主親自推行，否則在大明體制下根本不可能執行下去。再者說，駁費實際上都是轉嫁到了基層百姓身上，去給裡冊書算分類收錢，等於緣木求魚。
但黃冊庫也沒辦法，他們無權無勢，只能一遍一遍地申訴抗議。這種禿鷲爭食的局面一直持續到萬曆年間，已經從斂財的小手段變成了官場潛規則。
在一份萬曆十年（1582年）的奏疏中，黃冊庫主官王蔚滿腔憤怒地向朝廷舉報，說江西解送每一期駁費時，「明例銀六錢四，兼收除錢四，並鈔價存留外，止將銀六解報」。也就是說，截留駁費這事，江西已可以堂而皇之地跟黃冊庫提出要求，四六分賬。
王蔚大概是真氣壞了，他不吝筆墨，洋洋灑灑算了一筆大賬。
比如南昌府豐城縣應繳納駁費四百三十七兩九錢五分，但只送到了二百六十二兩七錢七分，截留了一百七十五兩一錢八分；再比如吉安府龍泉縣，應繳納一百九十二兩九錢，只送來一百一十五兩七錢四分，截留了七十七兩一錢六分；袁州府宜春縣，應繳納一百三十四兩，只送來八十兩四錢，截留了五十三兩六錢。
限於篇幅，這裡只是舉三個縣為例。其實王蔚把江西十三府七十七縣每一縣——注意，是每一個縣——的駁費截留情況，都寫進去了。那篇奏疏裡面，一大半是各種數字的羅列，看起來格外觸目驚心。
王蔚自己每次見到這個賬目，都「不勝驚駭，拊膺熱中，切恨該省當事臣工，有何所見，乃敢故違擅留，不行盡解如此耶？」。
可這種舉報有用嗎？
完全沒用。
十年之後的萬曆二十年，又有人上疏稱：「已派而攘奪於吏胥，已解而隱匿於奸猾，郡縣挪移以抵別支，司道積留以為公費，任意轉取，不可悉陳。」可見局勢非但沒有好轉，反而變本加厲，每一個環節都參與到這場大聯歡裡來。
咱們回想一下，黃冊庫從正德十一年到嘉靖二十四年，收了將近十七萬兩銀子的駁費。這僅是黃冊庫收到的，是經過縣州府司一層層剋扣完的數字。那麼各地府縣實際征斂的銀子，得有多少？基層民眾為此被迫繳納的真正罰款，又是多少？
天啟年有一位南京戶科給事中叫歐陽調律，他把這條駁費利益鏈描述得更加清晰：「奸胥不唯不關痛瘠，反以罪名為奇貨；罰鍰不唯不足以懲怠玩，反足以滋弊叢。嘗試揣天下贖鍰，歸湖內者十一，潤官橐者十三，而騷擾在民間者已不啻百千萬億，莫可究詰矣！」
後湖一兩駁費，延伸至民間近乎百倍，這個放大比例，真是叫人瞠目結舌。雖然天啟年的大明已病入膏肓，吏治敗壞到了極點，才有如此誇張的比例，但可以想象，在正德、嘉靖、隆慶、萬曆四代，駁費是如何一步一步淪落成地方斂財工具，這期間又有多少「王敘」因此破產，然後投身造反事業的。
其實覬覦後湖黃冊庫這點駁銀的，又豈止地方衙門，就連中央部委都看著眼熱。
嘉靖二十四年，對黃冊庫是特別有意義的一年。年初，工部尚書甘為霖要在琉璃河上修一座大橋，造價估算十萬兩。以嘉靖那個吝嗇性子，這筆錢是斷然不肯出的。甘為霖沒轍，聽說黃冊庫手裡還有十幾萬兩結餘，跑過去一張嘴就要借三萬。後湖黃冊庫有心不給吧，這事皇上已經御批了，只好咬著牙把錢給墊上。從頭到尾，工部甚至都沒提還錢的事。
工部走了以後，黃冊庫一算賬，扣掉各種開銷，庫房裡的銀子只剩下五萬六千一百兩八錢四釐三毫四絲一忽——小數點後都稱得這麼精準，可見黃冊庫得有多不甘心。
沒過兩天，兵部又來了，說邊務緊急，你們黃冊庫先借點錢來花花吧。黃冊庫沒法回絕，只好又哭著調撥走了幾萬兩銀子。此時庫房所餘銀子只有一萬七千八百七十八兩二錢八分九釐三毫四絲一忽。
工部、兵部心滿意足地走了，戶部又來了，說今年南直隸大旱，得出錢賑濟，你們的銀子拿出來排程一下吧。按說戶部是本管上級，它的要求黃冊庫是最不應該回絕的，何況這筆錢本來就是「存留備賑」之用。
可是黃冊庫的主官一臉苦笑，指指旁邊：「要不您先跟這位公公商量一下？」
戶部官員一看，哎喲，這位是提督南京織造太監……等等，南京織造是專供皇室織物的機構，跟黃冊庫八竿子打不著啊。
可再仔細一問，明白了。
原來嘉靖皇帝最近想要一批紵絲紗羅、織金彩妝、曳撒膝襴、胸背暗花五爪龍，訂單數量不大，一共是一千一百二十五匹。所有絲料、金條、紅花等原料費再加人工費，造價總共是一萬七千八百七十八兩。南京織造恰好賬上沒錢，特來借黃冊庫的銀子週轉。
這可真是太「巧」了。黃冊庫賬上的餘額是一萬七千八百七十八兩多一點，而皇帝下的這個訂單，恰好是一萬七千八百七十八兩。
不用問，肯定是嘉靖皇帝眼紅黃冊庫的收入，算著庫房的底，故意下了這麼一筆訂單，公然把這近兩萬兩銀子從國庫挪入內帑。
黃冊庫快氣哭了，就剩這麼點結餘，還被兩家盯著。關鍵這兩位一個是主管上級，一個背後是皇帝，誰都得罪不起。管庫官員左右為難，索性上了一個條陳，請示天子該怎麼辦才好：這筆錢是給您做衣服呢，還是賑濟災民呢？
如果是明君，這個選擇題並不難做；如果是昏君，估計選擇起來也不會猶豫。而嘉靖皇帝作為皇帝中的奇葩，思維迴路和常人迥異，他給出的解決方案，可謂精妙：
衣服的事不能耽誤，這一萬七千兩銀子，黃冊庫先轉給南京織造。這筆錢我回頭讓蕪湖抽分廠補給黃冊庫，你再拿去賑濟災民，可不能耽誤民生哦。
抽分廠是明代的一個商稅機構，隸屬於工部，專門對漕運的竹木收稅。按說它跟這事一點關係也沒有，但嘉靖皇帝這麼妙手一撥，成功地把內帑欠賬，轉化成了戶部和工部的矛盾。你們兩家去廝打欠款的事吧，我繼續煉我的丹，俗事別來煩我。
戶部哪裡會看不明白，可又不敢說，只好吐著血稱頌天子聖明：「一則不誤上供，一則備恤民瘼，區畫得宜，兩無所妨。」
還好嘉靖皇帝做事頗為節制，說抽調黃冊庫一萬七千八百七十八兩銀子，就抽調一萬七千八百七十八兩銀子，小數點後一忽不取，給庫房剩下了二錢八分九釐三毫四絲一忽，可謂天恩浩蕩。
宮中花團錦簇，南直隸的災民卻還等著銀子賑災。黃冊庫只能移文蕪湖抽分廠，催促趕緊把銀子補過來。蕪湖抽分廠覺得這純屬無妄之災，反正皇上沒說什麼時候還，就拖著吧。
黃冊庫一封接一封地催促，抽分廠一天連一天地哼哼唧唧，找各種藉口說沒錢。一直到下一期黃冊攢造之前，抽分廠才勉強解送一萬五千兩，剩下的兩千兩便堅決不肯還了，硬是拖成了一筆死賬。
黃冊庫怎麼辦？只能在下一次駁查時往死了罰，罰出更多，才能恢復元氣供各位大佬揮霍。
好在他們的苦日子並沒持續多久，黃冊駁查的當年，賬上便恢復到了兩萬七千九百七十四兩，可見這項政策的利潤之豐。
翻開正德之後的諸代實錄，荒唐與不荒唐的後湖借款事例比比皆是。黃冊駁費就像是一根長長的牛尾巴，從頭到尾都攀附著密密麻麻的虻蟲，上至皇帝、諸部尚書，下到里長、算手，上上下下都參與到這一場盛會中來，盡情地從中吸血，無限暢飲。長此以往，虻蟲們固然越來越肥碩，老牛可是日漸消瘦起來。
這就是所謂的「繁榮性坍塌」。表面看欣欣向榮，大家都有好處拿，一派繁榮景象，實際上這正是整個體系開始坍塌的表徵之一。
偶然會有幾個有識之士，發覺其中的危險。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就有御史指出這麼持續罰下去，慘的是基層民眾，國家也沒什麼好處，利潤全讓中間環節抽走了——所謂「大查之費甚夥，而府庫之貯無幾」。他建議放寬駁查力度，揪住大頭，放過小錯，以避免引發民憤騷動。
朝廷本擬批准，可很快無疾而終。到了萬曆四十年，又有人舊事重提，建議取消駁費，很快黃冊庫上書抗議，拿著賬本一條一條地哭：「庫匠曬晾者，一百八十三名，此輩能枵腹為我曬乎？……駁查書手三百餘名……此輩能枵腹為我查乎？……無工食，則無書匠。無書匠，則誰守冊籍，誰守房舍？」
看這一連串激烈的排比反問，就知道黃冊庫是真急眼了。朝廷您不給經費也就算了，我們自籌資金，您現在竟要停掉，這還讓我們怎麼幹活？
從黃冊庫的角度來看，實在是萬分委屈。官員動情地表示：「誰肯安然坐汙泥塗炭之內，而不灑然處冰壺秋月之中？」翻譯過來就是，但凡我有點辦法，還用得著靠罰款活著嗎？
其實要解決這個問題特別容易，停辦駁費，撥出專門經費即可。可皇上寧可看下面亂成一鍋粥，也抵死不出錢。真不知道這種倔強從何而來。
爭吵到最後，駁費之舉還得照辦，不照辦哪兒來的錢去管黃冊庫？聽到這個訊息，各個鏈條上的既得利益者拊掌而笑，從此天下太平無事。
圍繞著「駁費」這一政策，下有官吏肆無忌憚地舞弊征斂，上有天子諸臣貪婪地虎視眈眈，後湖本身又不甘心回到舊日窮時。諸多原因交織一處，讓黃冊庫及其相關制度成了一部鑄銀機器，源源不斷地為各處輸送利益。至於黃冊庫本身該發揮的職能，反而不重要了。
從黃冊駁費這麼一個政策的產生、演變以及爭議過程，多少能窺到大明滅亡的原因。
不過想要搞清楚大明為啥滅亡，不用考察駁費這麼費勁，只要開啟庫房看一看黃冊庫裡的情況，立刻便明白了。
一直以來，黃冊就是大明政治的一個晴雨表。黃冊本身的質量和數量，足以反映政治是否清明、國力是否上升、對基層的控制是否有效。
洪武和永樂兩位皇帝威權深重，又比較有追求，地方上不敢疏忽作弊，進呈的黃冊質量都特別好，尺寸整齊，字跡清楚，用料上乘。這一時期的黃冊，被稱為「銅版冊」，可見其過硬的質量。再加上後湖有一整套防火、防蟲、防潮的儲存體制，儲存百年幾無問題。
此後到了宣德一代，也都能夠大體凜遵祖制，小心攢造。從這一時期的後湖奏疏也能看到，地方上作弊的苗頭已經初步顯露，但不是很嚴重，駁回的黃冊很快能得到糾正。
但從宣德後期起，黃冊管理水準開始出現大幅滑坡。
正統皇帝登基當年的九月，有黃冊庫的官員上奏，表示庫房所存四十餘萬本黃冊，多有蟲蛀浥爛，而且晾曬工匠多是老弱病殘，連識字的都很少，結果導致很多黃冊擺放錯了位置，找都找不到。
更麻煩的是，此時後湖之上的黃冊庫已經多達三百多間，一些洪武、永樂時期的老庫房開始朽爛，冊架也紛紛坍塌，必須修理了。
按照規矩，那些庫房由應天府的匠戶負責。他們幹這個算差役，義務勞動，沒有酬勞。但是在黃冊庫的柱子上，會刻上所有參與的工匠姓名。十年之內，如果庫房出現坍塌、漏雨、傾斜、柱樑蛀蝕等情況，工匠必須來免費修補。
不給錢，還得擔責任，可想而知其質量如何。
從正統之後，整個黃冊制度開始紊亂起來。地方上作弊的手段日益成熟，胡亂填寫，故意塗抹，造冊尺寸也不怎麼講究；後湖黃冊庫存管理更是亂七八糟，晾曬不利，搬運不謹，還任由鼠咬蟲蝕，黃冊損毀嚴重。
尤其是黃冊第一頁和最後一頁，要註明裡冊所在地址和編次格眼，匠夫在晾曬搬運時不怎麼當心，導致這兩頁最容易壞。一損壞，這本黃冊就等於廢了，因為根本不知道是哪縣哪鄉幾圖幾里的，無法檢索。
到了弘治年間，這種情況越演越烈。弘治三年，朝廷做了一次清查，發現在庫黃冊七十九萬兩千九百本，有蟲蛀浥爛以及人為損壞痕跡的，竟高達六十四萬七千三百本，也就是說，八成黃冊都出問題了。更諷刺的是，洪武年間和永樂年間的黃冊，反而儲存完好的比例最高，接下來的一代不如一代。
這麻煩可大了。
黃冊庫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儲存原始記錄，給地方訴訟做參考，杜絕胥吏造假。現在原檔幾乎被糟蹋完了，萬一地方上有爭議，想要來調檔查閱，該怎麼辦？
果不其然，兩年之後，灤州知府潘齡上書朝廷，提了一個小小的要求，一下子在朝中掀起了軒然大波。
潘齡說灤州正在重新核查當地軍戶，因此申請進入後湖黃冊庫，抄錄所存直隸永平府灤州的歷屆黃冊做對比。
按說這要求並不為過，可是當時的黃冊庫主官——戶科給事中楊廉，堅決反對抄冊，不僅反對潘齡進去抄，而且要求以後所有人都不得入湖抄冊，態度極其強硬。
難道是各個地方的胥吏眾籌了一筆錢，讓楊廉阻撓官員辦事？
難道是潘齡的賄賂沒給夠？
難道楊廉是國外敵對勢力派來的間諜，要攪黃這麼一件利國利民的大好事？
都不是。
楊廉給出的理由令人哭笑不得，卻又無法反駁。
他是這麼說的：「各處遠年之冊多無，而軍民戶籍大勢不敢（致）紊亂者，誠懼籍冊之獨全於後湖也。今者，一旦令人抄謄，使人測知後湖之虛實，則戶籍之紊亂，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何者？使後湖之冊全，則抄之乎猶可。惟是見今如洪武年間黃冊不全十之四五，永樂年間不全十之一二。如此而暴之天下，使人知某鄉某裡之無冊，則向之所懼者，至是有不足懼矣……百年之籍，由此紛然而不定矣。」
翻譯成大白話：地方舞弊官吏之所以不敢肆意妄為，那是因為朝廷在後湖還掌握著原始資料。但如今咱們後湖的黃冊庫存早就一塌糊塗，一旦把潘齡和其他人放進來抄錄，民間很快就會知道虛實。到時候後湖沒了威懾，那些刁民便會無所畏懼，戶籍和土地想怎麼改就怎麼改，咱們一點辦法都沒有。
楊廉這一席話，令朝堂袞袞諸公和皇上都出了一身冷汗。原來後湖黃冊庫唱的是一齣空城計，彈彈琴，嚇唬嚇唬城外的司馬懿還可以，一旦把司馬懿放進城，就沒戲可唱了。
為了不讓民間知道我們有多爛，我們必須保持神秘。這邏輯說來實在黑色幽默，可仔細一想，卻也無他法可施。
戶部立刻下發檔案，宣佈從此各地衙門凡申請去後湖黃冊庫抄冊的人，只許調閱裡冊立的單戶資訊，不得抄錄府、州、縣的全檔。
雖然這麼做還是無法解決黃冊管理問題，但至少成功地將其掩蓋住了。按照大明官場的標準，沒暴露的問題，就不是問題。
從此，後湖黃冊庫的管理更加嚴格了，等閒官員無法進入，抄冊更是困難重重。萬曆年間徽州曾經爆發過一次絲絹案，涉及幾個縣之間的稅賦比例。他們爭吵許久分不出輸贏，不得不組團前往南京，申請開啟後湖黃冊庫查閱洪武年的原始資料。這些人費盡千辛萬苦，才得以入庫查詢，可進去一看，洪武年的黃冊早就湮滅無跡，只好空手而歸。（詳情請見《徽州絲絹案始末》）
此後黃冊庫的管理每況愈下，地方上的攢造也越來越潦草。正德十五年，有官員清查庫房時赫然發現，正德七年送來的江西黃冊一萬一百四十本，被蟲子蛀壞了六千零三十五本，還不是簡單地咬幾個洞，而是整本冊子一翻頁就碎成灰末。
檢查官員為之驚歎：「未有蟲蛀如此之易者，亦未有如江西一省如此之蛀多者。」這才存了八年啊，你們敷衍了事也有個限度好不好？
有人懷疑，這麼嫻熟的手段，應該不是初犯。他們再往前一查，發現弘治十五年的江西黃冊也已經毀得差不多了。好嘛，原來劣造黃冊在該省已成為傳統。
這事做得實在太過分。朝廷震怒，勒令所有江西壞冊打回去重造，還要巡察御史予以嚴查。可惜這次黃冊覆蓋面太廣了，江西一半縣府都有參與。本著法不責眾的原則，最終只抓了吉安縣一個典型，將該縣經辦官吏、裡書等拿問懲處，以儆效尤。
這個典型抓得不冤。即使在江西省內，吉安縣也屬於做得比較過分的。他們縣的黃冊，無一例外，全是用劣質紙張粉飾而成，麵糊殼面裝訂。到了覆查之年，一縣之冊全數化為飛灰，一本都沒剩下。看過前章《黃冊攻防戰》的讀者應該可以推想，當地的稅役弊情已經氾濫到了什麼程度。
殺完了雞，朝廷決定勒令各地的猴子們重新攢造黃冊，解湖收貯。可是再一查，不得了。江西黃冊雖然造得糙，好歹已經上交了。而湖廣、四川、福建、廣東、山西、雲南六個司一共五百一十七個繳冊衙門，居然一本都沒送到。
別忘了，這是正德七年的黃冊，八年前的任務。也就是說，發通知造黃冊時，正德皇帝還在豹房裡活蹦亂跳。如今先皇都涼了，嘉靖皇帝已經登基好幾個月，這幾個地方的作業還沒交。
朝廷發文下去詢問怎麼回事，地方官員嚴肅地回覆說，我們遵照朝廷精神，嚴查嚴糾，務必不出錯漏，所以這速度嘛，真快不了。朝廷能怎麼辦？只能要求「嚴立限期，務在日下造完……候批迴獲日，各官俸糧方須關支」。
我給你們停發工資，等活幹完了再結。
這點威懾力，其實毫無用處。對京官來說，俸祿可能是一家老小的支撐，但對地方長官來說，緩交黃冊能撈到的好處，比那點俸祿可多多了。朝廷後來也反應過來了，又出了一招更狠的：「仍將解人家屬監並，候批迴獲日，方須疏放。」
我把你家裡人都給抓起來，等你交了作業再放還。
這招挺狠，可惜就是口頭說說。轉年到了嘉靖元年（1522年），朝廷又一次嚴抓黃冊攢造事項，只提了「停俸」這麼一個懲罰措施。可見地方阻力太大，綁架親屬這事無疾而終了。
好在此時新君登基不久，地方上摸不清皇上路數，不敢太過造次，陸陸續續把黃冊在嘉靖元年送抵後湖黃冊庫。六年之後，再開黃冊庫複查，江西、湖廣、四川、廣東、廣西等地一共九千六百九十二本新造黃冊，蟲蛀壞了六千二百八十九本。
簡直毫無改善。
不，準確地說，還是有點改善的。
在諸位臣工的努力之下，朝廷宣佈對這一事故的經手造冊官員予以嚴懲，罰俸一個月。
嘉靖之後，這種拖延症也沒好轉。萬曆皇帝登基那年，後湖黃冊庫的官員做工作報告，說各地還有許多縣拖欠著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嘉靖四十一年的黃冊沒交。至於隆慶六年（1572年）那一期新造的黃冊，對不起，皇上，到現在才交上來三分之一不到。
這種積欠情況，已經演變成了一種惡性迴圈。前期拖延未解，後期又要攢造，這麼一期延一期地滾動起來，累欠越來越多，以至於積重難返，造成沉誤。沉誤是說當期黃冊未能如期完工，算得上重大事故了。而萬曆皇帝一登基就趕上兩次沉誤，幸虧那時候他年紀小，操心的不是他。
當時已經有人意識到這裡面蘊藏的重大危機，出言提醒：「上界之駁語黃冊不到，嘉靖四十一年裡書之奸弊已泯沒而不可究；今次之賦役黃冊不到，隆慶六年見在之丁產又散失而無所統。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時愈久而冊愈湮，冊愈湮而造愈難。」
這話已經說得非常明白了，說明朝中有明白人。可是光明白沒什麼用，想整頓地方黃冊的紀律，可不是朝廷幾道語氣嚴厲的詔書就能搞定的。
萬曆十一年（1583年），黃冊庫主官餘懋學決心好好做一番整改。他開庫查驗，愕然發現這些黃冊的格式、內容錯謬極多，不勝列舉。餘懋學舉了一個特別渾蛋的例子：
揚州府興化縣遞交的黃冊，裡面有三千七百餘戶，戶主年齡個個逾百歲。
若非揚州的水土能養人瑞，就是當地暗用詭冊，用這些殭屍戶予以寄財。而這不過是餘懋學隨手一翻就看到的，其他沒檢查出來的弊病，還不知有多少。
餘懋學上書痛陳，朝廷亦是從善如流，下令整改。沒過幾年，下一任主官徐常吉又上了一次內容幾乎相同的奏疏，說了幾乎相同的問題。朝廷的態度也特別堅決，文書唰唰地往下發。問題呢，還是依然故我。
類似的故事、流程，每幾年就會輪迴一次。先是管事官員上書痛陳冊籍損毀嚴重、解送遲滯、駁查拖延，局面十分嚴峻，然後是朝廷下令嚴查，最後各地紛紛響應中央號召，回爐重造。至於何時解送，只有天曉得。
事實上，到了這個時候，黃冊的問題就像大明的其他問題一樣，已經不是任何人能解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