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錯，慈仁堂！」曾國藩很注意地，「我正要問慈仁堂，是個育嬰堂是不是？」
「慈仁堂也是教堂，規模大得很，有唸經的、有讀書的、有看病的、也有育嬰堂，收容的也不盡是嬰兒，五六歲、七八歲的孩子都有。雖說是做好事，不過，花錢買好事來做，就不大近人情了。」
「‘花錢買好事來做’，此語甚新，我倒有點想不明白。」
「是這樣，凡有人送孤兒棄嬰到堂，堂裡的洋尼姑發錢獎賞。中堂請想，不管育嬰堂、養濟院，送進一口人去，總要說好話，才肯收容，博施博眾，堯舜猶病，洋尼姑買好事來做，豈非不近人情？」
「這也不盡然。」曾國藩想了想說，「你是說柺子拐了人家的孩子，是當作孤兒、棄嬰，送到慈仁堂去領賞了？」
「正是！」劉傑答道，「卑職跟幕友商量過不知多少次，想來想去，只有慈仁堂是個可疑之處，倘或能入堂搜一搜，真相或可大白。不過崇大人……。」
他雖沒有再說下去，曾國藩心裡明白，是崇厚怕此舉引起交涉，不準劉傑這麼做。
「進堂搜查，自有不便。你派人在堂外稽查，遇見形跡可疑的，加以盤詰，有何不可？」
劉傑何嘗不知道這麼做？只是慈仁堂每天進出的人，不知凡幾，一入堂門，便成禁區，遇有形跡可疑的，要想盤詰，亦有不能。不過這話要照實而言，便變成與「中堂」抬槓，所以劉傑這樣答道：「是，卑職原也這樣辦過，只以差役不力，未有結果。現在既奉憲諭，卑職再著力去辦。」
這些懸案，對劉傑的督飭，也只能到此為止。但在高一級的層次上，曾國藩另有打算。他想親自到慈仁堂去看一看，因為民教相仇，癥結就在百姓對教堂的誤解，到底這誤解何由而生？非親身體察，不能明白。明白了，然後可以對症發藥，逐漸消弭。
他跟崇厚談了這層意思，崇厚極力勸他打消此意，認為以他的身分，不宜輕臨非堯舜孔孟之教所許的西洋教堂，否則，一定會有言官，以「大臣輕率，有傷國體」的話頭，上奏參劾。曾國藩一向憂讒畏譏，想想不錯，聽了崇厚的勸。
等回到保定，因為舟車勞頓，公事又多，曾國藩的眼疾，越發重了，而歲尾年頭，不如意的事，紛至沓來。先是貴州剿治士匪不利，朝命李鴻章帶兵入黔。李鴻章萬分不願，以貴州多山地，不便馬隊馳騁，必須「改馬為步」，重新編練步營，又說「苗疆軍務，雍正、乾隆、嘉慶三朝，皆未能剋期底定，今蹂躪更久而廣，餉源更狹而絀」，必須先籌餉運糧為藉口，遲遲不肯出省。這些令人煩心的事，李鴻章都要寫信給「老師」發牢騷。
不久，甘肅的軍務，又受大挫，老湘營的名將劉松山，陣亡金積堡。朝廷怕左宗棠支援不下，改了主意，降旨命李鴻章赴陝援剿，這一下李鴻章越發不願。他最頭痛的事，就是跟左宗棠打交道，因而仍舊在「馬、步」之間做文章，說已將馬隊撤改為步營，如今奉命西征，身邊竟無一騎，何以平亂？而能征善戰的劉銘傳馬隊，則要留著拱衛京畿。這樣藉故拖延著，希望「老師」從中斡旋，朝廷能夠收回成命。
然而最使曾國藩煩憂莫釋的，還是兩江的情形。戡平大亂，急流勇退，曾國藩當時首要的舉措，就是裁撤湘軍。他自覺這件事做得很乾淨，但湘軍在江寧的無數，剛剛被裁時，手裡都有些從戰亂中得來的財貨，而曾國藩又頗討厭湘軍回湖南去求田問舍，所以在江寧落戶的很多。日子一久，坐吃山空，不免有流為盜匪的，而馬新貽居官，最看重的就是地方秩序，對散兵遊勇，約束極嚴，尋常盜匪，還可以照例一層層審問，如果是散兵遊勇搶劫，一經被捕，責成「該管道府，就地正法」，這是奏明在案的。
為此，被裁的湘軍，對馬新貽大為不滿。在他們的想法，「九載艱難下百城」，江寧的克復，洪楊的被滅，都是曾家和湘軍的功勞，曾國藩當兩江總督都「太細了」，既然朝廷要調他為疆臣之首的直隸總督，那麼兩江總督應該仍舊歸湘軍領袖接充，最有資格，也是最理想的人選，自是「九帥」。不得已而求其次，讓李鴻章來當，也還說得過去，因為他跟湘軍關係很深。誰知會落到一向在安徽做官的馬新貽身上，這是從何說起？
本來就心懷不平，加上馬新貽的處置過於嚴峻，因此在江寧的湘軍舊人，跟這位籍隸山東，身在教門的總督，感情搞得很壞，不斷有人來向曾國藩訴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