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堂改為公廨。誤入其教者，嚴行禁飭。「
世宗準了滿保的奏請，給了半年的限期來遷移，同時命令沿途地方官照料。這還都是因為聖祖崩逝未久，他仰體親心，格外寬厚之處。到了雍正三年，更嚴禁入「西洋教」，這個禁令，過了一百二十年才撤消。
道光十九年發生的鴉片戰爭，先勝後敗，結果訂了賠款割地的《江寧條約》，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通商」，這「五口通商事務」由兩江總督兼理，兼授的官銜，稱為「南洋通商大臣」。
英國人一心想通商，法國人注重在傳教。道光二十四年，在黃埔的一條法國兵船上，簽訂了三十五條的《中法商約》。接著，法國公使克勒尼，向兩廣總督耆英提出交涉，要求取消雍正三年的禁令。耆英據情轉奏，禮部議定，準在五個通商海口，設立天主教堂，但「不許奸誘婦女，誑騙病人眼睛」，洋教士為人治病，有時會動刀，所以民間有洋人挖眼睛的傳說，朝廷亦信有其事，因而特別申明約束。
自此以後，信教的人漸漸又多了，此輩被稱為「教民」，教民只知上帝，不祀祖先，此事從士大夫到老百姓，無不深惡痛絕。「忘本」就是亂臣賊子，人人可得而誅，同時教民中亦難免有莠民，仰仗洋人勢力，欺壓鄉里，益增民教的仇恨。小則群毆，大則殺教士、燒教堂的「教案」，層出不窮，沒有一個地方官聽見「教案」二字不頭痛。
到了咸豐十年，英法聯軍內犯京師，文宗倉皇逃難到熱河，訂了城下之盟，由恭王出面所訂的中法條約，准許大清臣民自由信教，法國教士得在各省租買田地，起造教堂。這一來，「教案」越多，朝廷正有洪楊的腹心大患，不敢再跟洋人起釁，同時中法條約中又規定地方官「濫行查拿」教民，須加處分，因此，遇到「教案」，總是教民佔上風。民教相仇，積漸成了難解難分之勢。眼前就有貴州遵義和四川酉陽州兩起，遷延日久，使得法國公使羅淑亞無可忍耐，竟自稱「外臣」上奏，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居然亦為他代遞「外臣」的奏摺。兩國的交涉，變成內部的糾紛，好象部院之間，各有主張，唯待軍機議奏，皇帝裁決。為此，把文祥氣出一場病來，亦為此，加派沈桂芬在「總署」行走，免得董恂再胡鬧。
曾國藩的幕友，議論教案到此，無不浩嘆。由董恂又談到崇厚——他是咸豐十年新開的北方三個通商口岸：天津、牛莊、登州的「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在旗人中算是洋務好手，但他辦洋務，只是一味媚軟，縱容得洋人氣焰甚高。大家都認為這不是好現象，總有一天因為洋人的「欺人太甚」而激出變故來。
「民教相仇，亦不能全怪洋人，民智未開，誤會益深，這才是隱憂。」
曾國藩接著便舉了個例，從他到任以來，好幾次有人攔輿告狀，說有小孩走失，是為天津教堂拐了去「挖眼剖心，採生配藥」，請求伸冤。
「這是野番兇惡之族都不忍為的事，西洋文明各國，如何會有此殘忍的行為？以理而論，決無其事，然而你跟百姓說不清楚，如之奈何？」
但是，天津一帶，不斷有孩子走失，那是事實，曾國藩接到狀子，除了嚴飭地方官查拿「柺子」以外，不能再有什麼處置。雖然有好些狀子中，指控天津東門外，運河西岸的「慈仁堂」，收養孤兒、棄嬰，不懷好意，曾國藩卻未肯輕信。只是有個打算，等有機會要親自去看一看，究竟是怎麼回事。
這個機會很快地到了，這年十月間，出省勘察永定河浚深的工程，到了天津，總督出巡，煊赫非凡，天津的道、府、縣，一起隨著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把曾國藩接上岸，駐節在長蘆大鹽商查氏的水西莊。查勘了鹽政、校閱了崇厚所統率的洋槍隊和洋炮隊，然後請查獄訟。
這是他到任以後，決心要辦好的一件事。曾經親手編寫了一篇「清訟事宜」，通飭各州縣，限期將積案辦理清楚，遇到重大的案子，提省親自審閱，每次出巡，亦必定要親臨州縣衙門，查核辦理積案的情形。在天津，他最注意的，就是告教堂拐孩子的狀子。
因為右眼昏蒙不明的症狀，越來越重，他依舊只能聽，不能看，聽完天津縣知縣劉傑的「面稟」，他說：「拐走孩子的狀子，有二十幾案，一案未破，其故何在？總有個說法，我倒要聽聽。」
「回中堂的話，實在慚愧。」劉傑滿臉惶恐地說，「盜案都破了，就這拐案不能破，卑職也困惑得很，唯有嚴飭差役，加緊緝捕。只是其中有一層關礙，卑職跟崇大人回過，崇太人一再吩咐要慎重，事情就不免棘手了。」
「噢，是何關礙？你說！」
「拐了孩子去，總有個著落，男孩子賣給跑江湖的，用鞭子打出一身功夫，用來斂錢，眉清目秀的女孩子，賣入娼家，長大了好作搖錢樹。」劉傑加重了語氣說：「卑職派人明查暗訪，就是沒有這樣事，這就不能不疑心到慈仁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