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眼前總算已轉危為安，僅須調養而已。
「唉！偏偏就都病了。」慈禧太后自己也是從安德海死後，一直鬧病，這時抬手在太陽穴上揉了兩下，轉臉問慈安太后說：「你有什麼話要問？」
慈安太后只有一句話吩咐：「天津的老百姓，也是看洋人蠻不講理，胡亂開槍，才動了公憤。說起來也是義民，得饒人處且饒人！」
寶鋆心裡在想，慈安太后對外面的情形，一點都不明白，就算緝兇抵命，法國人也未見得肯善罷甘休，還說「得饒人處且饒人！」跟她沒有什麼好說的，只有敷衍，「是！」他這樣回答，「奴才等仰體聖心，盡力去辦。」
等退出養心殿，立即擬旨，派崇厚充「出使大法國欽差大臣」，同時也釋出了成林的任命。一面又發廷寄，獎許曾國藩奏稱的「案中最要關鍵等語，可謂切中事理，要言不煩」，催促他早早啟程到天津。
諭旨到時，曾國藩已定了六月初六動身，這幾天他一直在料理他自己的「後事」。他已經反覆考慮過，認為豐大業能夠對崇厚和劉傑開槍，現在事情鬧得這麼不堪設想，而法國的水師提督，又是出了名的脾氣壞，那就更可能拔槍相向，果真有此決裂的場面，他不肯象崇厚那樣避走，決定挺胸承當。或者洋人的交涉倒辦妥了，天津的老百姓卻又要鬧事，他也決定挺身而出，先為洋人當災，免得又起風波。
為此他要留下一篇遺囑，瞞著親人，獨自在燈下寫道：「字諭紀澤、紀鴻兩兒：餘即日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燬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兇悍，津民習氣浮囂，俱難和葉。將來構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餘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餘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恐邂逅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秉承，茲略示一二。」
以下第一條就寫他自己的「靈柩」，由水路運回湖南，「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
接下來說他歷年的奏摺和文稿，不可「發刻送人」，因為奏摺「可存者絕少」，而古文則「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處理了這些事務，便是長篇大論的「遺訓」，教子孫不忮不求，克勤克儉，自道交卸兩江總督時，想不到存下兩萬銀子的「養廉」，又頗自慰於「初帶兵之時，立志不取軍營之錢，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負始願。」最後教子孫以孝友，他是這樣寫的：
「孝友為家庭之祥瑞，凡所稱因果報應，他事或不盡驗，獨孝友則立獲吉慶，反之則立獲殃禍，無不驗者。吾早歲久宦京師，於孝養之道多疏，後來輾轉兵間，多獲諸弟之助，而吾毫無裨益於諸弟。餘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歿之後，爾等事兩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視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從省嗇，獨待諸叔之家，則處處從厚，待堂兄弟以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期於彼此有成，為第一要義。」
寫完一看，意有未盡，但一時又那裡說得完？只覺得不忮不求的意思，必須說得再透徹些，於是做了兩首五言詩，附在一起，自覺身後家事可以放下了。
放不下的是公事。獨坐沉吟，果真以身相殉，直隸總督出了缺，一面要辦洋人的交涉，一面要安撫地方，細細想去，還真只有一個李鴻章，可以接替。當然，那時候是不是來得及具「遺折」保薦，大成疑問。但估量情勢，朝廷亦必出之於調李鴻章繼任直督這一途，師弟多年，禍福相共，此時不可不明告心跡，讓他心裡先有個數。
於是他找出李鴻章的來信，作了覆函，表示「臨難不苟免」，在自誓以外，亦有期望李鴻章不可退縮的言外之意。寫好加封，交驛遞專送正帶領郭松林的人馬，進駐潼關的李鴻章。
等到六月初六從保定動身，八抬大轎，緩緩行去，走了四天才到天津。天津百姓對他如大旱之望雲霓，在西門以外，遠遠就有父老跪香，夾道歡迎，這些景象，使得曾國藩的心情，益為沉重。天津的情勢，他了解得很透徹，崇厚媚洋過分，大家都認為他「護教」。此刻天津人對他的期望，就是一反崇厚的作風，由「護教」而「護民」，因而才有這樣的愛戴之忱。
然則，將來對天津百姓如何交代呢？曾國藩心想，生死可置度外，榮辱之際要能無動於中，卻是一件難事。此來不但對內對外，都不易安排，而且先要剋制自己，就是件很吃力的事。
接到三口通商大臣衙門駐節，天津的大小官員，都具手本接見。曾國藩一概擋駕，唯一的例外是崇厚。
「地翁！」曾國藩一見便說：「你我有禍同當，有謗同分。」
「是！全要仰仗中堂的德望。」崇厚很快地就激動了，「這都是地方官平日不能預事防範，養成這樣的禍患！」接下來便滔滔不絕地痛責天津知府張光藻和知縣劉傑，對天津道周家勳自然亦無好感。
崇厚唾沫橫飛地數盡了天津府縣的不是，接著便要求撤換張光藻和劉傑，曾國藩一口拒絕。「是非尚未分清，府縣究竟失職到如何程度，亦待考查。」他說，「而且張光藻素有循聲，是個好官。」
「就是張光藻頑固不化，平日辦理民教糾紛，偏見甚深，以致仇教之事，層出不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