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番話說得群臣動容，都覺得語氣嚴重，不敢輕易奏對。
慈禧太后細看西面那一班從領頭的惇王，到末尾的翁同龢的臉色，知道自己這兩句話把他們「鎮」住了，於是又用緩和的聲音說：「皇帝還沒有成年，諸事要從長計議，你們都是國家的重臣、近臣，休慼相關，跟外頭不一樣，總得要擱下成見，多替國家著想。」
醇王是主戰的一方，既無徹底滅洋人的長策，就不敢再多說。軍機和總理衙門，除了李鴻藻以外，是主和的一方，聽出慈禧太后暗中支援的意思，便不必再多說。彼此沉默之下，作為清議領袖的倭仁，就不能不發言了。
「臣愚昧，」他說，「張光藻、劉傑兩員，既然官聲甚好，不宜加罪。」
「是的，不宜加罪。」瑞常和朱鳳標同聲附和。
因為這三個人的位高望重，寶鋆等人不便說話，只有恭王起而相駁，但他病後虛弱，無力多言，只說得一句：「不依曾國藩所請，此案不能善了。」
於是又出現了僵持不下的沉默，翁同龢覺得這是個給自己講話的機會，便提高了聲音說道：「臣有愚見。曾國藩所請兩事，皆天下人心所繫，亦是國法是非所繫。請再申問曾國藩，洋人此後如無別項要求，尚可曲從，倘無把握，則宜從緩。似乎不必在倉促間定議。」
這是折中的論調，也合乎慈禧太后「從長計議」的指示。在主戰的一方，認為不得已而求其次，至少該這麼辦，而主和的一方，覺得以此作為讓步的表示，亦未始不可。只有一個董恂，聽得翁同龢的話，心裡就冒火。
董恂久為清議所指摘，而他亦對朝士抱著極深的反感，最使他痛恨的是替他安上一個「董太師」的外號，臣子擬於董卓，如在雍正、乾隆朝，憑這個外號，就可斷送一輩子的功名富貴。因此，他總認為那些以講學問務聲氣的名流，徒尚空言，不負責任，所發的議論，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如眼前的翁同龢就是。曾國藩的摺子，或準或不準，可否之間只憑慈禧太后一句話就可裁決，反對的人雖多，但上有慈禧、下有恭王，仍可如願以償，不想翁同龢節外生枝，要搞亂了垂成之局，豈不可恨？
於是，他抬臉衝著翁同龢說道：「這時候天津不知道是什麼局面？那裡容得你往來問答？」這句衝口而出的話，成了危言聳聽，兩宮太后首先就悚然心驚。董恂的意思中是表示，即在這廟堂籌議大計之時，也許大沽口的外國兵船，就已經在開炮了。戰端既然隨時可啟，往來問答，稽延時日，以致誤了大事。這一下原來以為翁同龢有道理的，便覺得他的話亦不免迂腐了。
於是慈安太后微喟著說：「有僧王在，他的馬隊，還可以把洋人擋一擋。現在，也還得要調一支兵進京保護才好。」
「是！」恭王答道，「臣等商議，預備再調駐張秋的銘軍九千人入京。等商議好了，請旨辦理。」
「李鴻章呢？」慈安太后又問，「他此刻在什麼地方，這件案子，他怎麼個說法？」
「李鴻章此刻在潼關。他給臣寫信，也說‘斷乎不可用兵’，只能跟洋人‘一味軟磨’。」
惇王聽得這一說，算一算督撫中預備開仗的，只有一個丁寶楨，但「東軍」全靠一個總兵王心安，那兩三千人要拿曹州一帶的土匪，根本就不能調進京。看樣子已非得依從曾國藩的意思不可，那就只有在「討價還價」上打主意，因而接著恭王的話說：「曾國藩所請辦地方官、緝兇這兩件事，既不得不從，那麼，中國人迷拐孩子，也不能不嚴辦。」此又是董恂出的主意，認為嚴拿柺子，刺激洋人，應該從寬，所以惇王這麼說。
這一說勾起了醇王的牢騷，發了好大一篇議論，說素日無備，而臨事則以「無可如何」四字塞責，從咸豐十年以來，試問「所備何事」？這是指責當國十年的恭王。說到最後，他亦是「無可如何」，只好在文字上要求了，「此次綸音，如果仍有措詞失體之處，」他很起勁地說：「臣等仍當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