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點點頭，看著恭王說道：「那種‘大清仇人’什麼的，是有點兒不象話！」
「是！」恭王病後體力不支，急於完事，便敷衍著醇王說：「軍機擬旨如有不妥之處，醇王等人儘管糾彈，臣等虛心接受。」
恭王這樣給面子，醇王不便再發牢騷，於是御前會議到此結束。時間太長，無不汗透重衣，上了年紀的倭仁等人，甚至因為跪得太久，站不起來，得要太監來攙扶。
雖然如此，卻還不能回家，都在朝房裡等著看軍機處所擬的旨稿，如有與廷議不符之處，象醇王所說的，「倘有措詞失體之處」，便可當時「糾正」。
軍機章京的筆下都快，但這天擬旨，要把群臣所發，面奉裁可的意見，都包括進去，而遣詞用字的多寡輕重，與發言者的名位又有關連，因此斟酌損益，費了三個鐘頭，才把兩道明發、兩道廷寄的稿子擬好，邀請大家去看。
兩道明發，是摘敘曾國藩的原折，為洋人辯解「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說，多屬虛妄」，以及遣責天津地方官辦事不力，革職查辦。兩道廷寄，一道分寄沿海各省督撫，嚴密戒備；一道專寄曾國藩，指示大計，自然最關緊要，所以大都爭著先看這一件，只見寫的是：
「曾國藩、崇厚查明天津滋事大概情形一折；另片奏請將天津府縣革職治罪等語，已均照所請明降諭旨宣示矣。曾國藩等此次陳奏各節，固為消弭釁端，委屈求全起見；惟洋人詭譎性成，得步進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將來何所底止？是欲弭釁而仍不免啟釁也。該督等現給該使照會，於緝兇、修堂等事，均已力為應允，想該使自不至再生異詞。此後如洋人仍有要挾恫嚇之語，曾國藩務當力持正論，據理駁斥，庶可以折敵焰而張國維。至豫備不虞，尤為目前至急之務。曾國藩已委記名臬司丁壽昌署理天津道篆，其駐紮張秋之兵，自應調扎附近要隘，以壯聲威。李鴻章已於五月十六日馳抵潼關，所部郭松林等軍亦已先後抵陝，此時竄陝亂民，屢經官軍剿敗，其焰漸衰，若移緩就急，調赴畿疆，似較得力。著曾國藩斟酌情形，趕緊復奏，再降諭旨。日來辦理情形若何？能否迅就了結，並著隨時馳奏。總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國藩總當體察人情向背，全域性通籌，使民心允服，始能中外相安。沿江沿海各督撫，本日已有寄諭令其嚴行戒備。陳國瑞當時是否在場？到津後即可質明虛實，已令神機營飭令該提督赴津聽候曾國藩查問矣。將此由五百里各密諭知之。欽此。」
這道廷寄，實際上照曾國藩及總理衙門的意思辦理，而表面上對主戰一方重視民心的議論，亦已完全採納，所以大家都沒有什麼話說。
再看那兩道明發上諭，摘引曾國藩的原奏，文氣不順，近乎支離。翁同龢心裡在想，如果照此明發，一定會引起指摘，還得重新斟酌。但看看窗外日色，已經偏西，還要清稿，還要「請起」，面奉兩宮太后認可，時間侷促，決無再細作推敲的工夫，因而也就一忍了事。
等恭王入見，又費了三刻工夫，才算妥帖，廷寄即刻飛遞，明發由倭仁帶回內閣去處理。出宮時刻，已快下鑰，卻有一騎快馬，飛奔而來，天津的折差，遞來崇厚的一個摺子，說是曾國藩病重，請另簡大臣赴津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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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的病是又重了些，但神明不衰，未到臥床不起，無法治公的地步。就是病勢增重，也是受崇厚所逼，而間接是受英國公使威妥瑪所逼。
當教堂被焚之初，英國駐天津的領事李蔚海，就聯絡各國領事，組織了一支「自衛隊」，名為保僑，其實是有意要反襯出中國官府不能維持地方。及至羅叔亞到天津，老奸巨猾的威妥瑪自告奮勇，陪著他同行，在幕後全力煽動。起先是提出拿天津府縣及陳國瑞抵命的要求，以後又透露口風，賠償損失最少得數百萬銀子，殺人放火的兇手，至少要正法三、四百名。上海來的《申報》又載著英國人的議論，說是必須用武，儆戒中國官民。同時崇厚打聽到，羅叔亞不僅每天與法國水師提督會商，而且已有兩千洋兵開到，大沽口和煙臺的外國兵船，亦日有增加。
這些訊息把崇厚嚇得膽戰心驚，萬一開仗，朝廷主戰的一派得行其志，那時追究責任，第一個就會把他殺掉，至少也是充軍的罪名。這是不可避免的，兵敗議和，則殺主戰的大臣，和議決裂，不惜一戰，則必殺主和最力的人來激勵士氣民心。為此，他一天幾次去見曾國藩，反覆申說，必須答應羅叔亞在照會中所提出的要求，否則大禍就在眼前。
曾國藩撤張光藻、劉傑的職，奏請治罪，已覺內疚神明，痛悔不止，如何再肯聽崇厚的話？最後被逼不過，他半真半假地表示了態度。